已有近4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防疫战”，这是共和国前所未有的医疗驰援，在这样的防疫大战面前，中国作协不能作壁上观，应积极批判文坛的丑恶现象，应积极创造精神食粮，应积极为防疫大战擂动战鼓！或者说，中国作协应该有行动，中国作协应该在行动！中国作协至少有4点可行动！

　　1.应积极批判文坛的丑恶现象。当举国驰援“武汉防疫”大战，这本来能激发创作激情，作家与人民共患难。可看看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方方在干什么？她在专门写给别人看的“武汉日记”,专注于发布道听途说，又恶意影射的内容！

　　当然，我们不否认文学艺术要坚持批评和批判，但批评和批判绝不是污蔑歪曲。作为湖北省作协前主席的方方，在“武汉日记”中只字不提解放军和全国各地慷慨奔赴武汉前线的白衣战士，也看不到武汉人民的奋勇不屈……，这个“武汉日记”的记载，就绝对有失偏颇。这样的“武汉日记”描绘武汉，只能制造更大恐慌！

　　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又在做什么呢？他口述一篇文章《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本来确实打算写点东西，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他已经变成一位精神上完全垮掉的人。每天坐困愁城，除了吃菜，就是疑神疑鬼，听任恐惧像慢慢涨起来的潮水把自己淹没。

　　在湖北为防疫大战做出重大牺牲之时，云南省昭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彝良县文联主席陈衍强一首题为《仰望天空》的诗歌，污蔑湖北人，在网上引发激烈争论和批评。

　　文学艺术的创作权，实际也是一种特殊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长期被公知精英垄断，既不表现人民，也不替人民发声，中国作协对这种丑恶现象必须及时批判，必须深刻批判。

　　2.应积极组织人民为主体的创作活动。举国驰援“武汉防疫战”，人员和物资源源不断，但为“武汉防疫战”提供精神食粮，中国作协责无旁贷。但必须跳出以往就“东北振兴”、“98抗洪”、“汶川地震”等组织作家写作的模式，作家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采访，根本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时效性也差，基本是“喝凉水拿筷子—摆设”。

　　这次中国作协要动员参战的将士记录生活，进行创作，要像周代的采诗之官摇着木铎，迅速深入民间收集来自火线，来自基层创作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

　　3.积极总结“武汉防疫战”的文学现象。最危急的时刻，才有最高昂的战歌！在举国体制的“武汉防疫战”，从基层创作出大量感人的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在凝聚人心，人民文学在激励作战，人民文学没有缺席“武汉防疫战”!

　　阅读浙医二院消化内科的护士长吕敏芳创作的《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让人就像在圣洁和神圣面前，你只能被对照，只能被洗礼，你不敢站在局外，也不敢居高临下的指指点点。而且。类似的作品大量从继承中涌现。

　　那么，对武汉防疫大战中出现的这种文学现象，中国作协的重要使命，不应该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紧密结合贯彻“北京文谈会”的精神，积极进行总结提炼，以更好地指导群众性的文学艺术创作。

　　4.积极开展专题文学作品评奖。自改开以来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评奖，那是多如牛毛。奖没少评，可好作品没传下来几个。而这些奖基本都文学艺术的在圈内人中评，真正对基层创作的评比，真正就重大事件创作专题的评比，几乎没有。文学艺术的评奖，简直成了“黄鼠狼下豆鼠—一辈不如一辈”。

　　为此，中国作协必须改变这种评奖现象，而且，就从“武汉防疫战”改起，对“武汉防疫战”中产生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协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应积极组织一个围绕有关防疫战的文学作品评比，重点从群众创作中遴选，让全国人民公开参与评比！

　　要让《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之类的作品登堂入户，要让吕敏芳这样的基层创作者成为被评比的主角，要让有真情实感的作品获奖！《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就这一句，就是诗眼，就是诗魂，就是诗意，就是经典，就是号角，就是诗歌创作的方向！

　　总之，自改开以来，文学艺术长期将工农兵排斥在外的局面必须打破，“人民文学”的金字招牌必须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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