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的山东老乡，后来到四川工作，当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作为晚辈，我无缘得见，但并不妨碍我想写一写他，尤其是在他离开人世之后，有一种情怀硬要我提起笔来……
评论家邓荫柯曾评价说，“孙静轩是中国诗歌的骄傲，他的激情和才能，他的奔放不羁、正直狂傲的人格，他那些浸满血泪、闪耀着电光石火的诗篇激动了、点燃了多少挚爱诗歌的灵魂！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那单细的骨骼具有难以想象的硬度和承受超强重压的刚强，他是男人中的男人，诗人中的诗人。” 很早的时候，就在刊物上看到过他和济南的文友孔孚、徐北文、任远的合影照片，心想中间这矮个子，这个妄图当生活老师的人，就是孙静轩啊，瘦瘦的，梳着大背头，浓密的八字胡，果然是个倔老头儿。
《孙静轩自传》开篇就说“上帝降我于人世是一个错误。他让我诞生于一个不幸的时代和一个不幸的家庭。因此，命运注定我要受苦，背着十字架走向地狱。”——后来这个“背着十字架走向地狱”的自传就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诗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根据地读小学，13岁参加八路，立志要做一个左派。1958年“反右”，他亲眼看到那么多不应该是右派的人成了右派，愤愤不平，那年他28岁，血气方刚，自认为根红苗正，在公开场合说：“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结果话说过不长时间，他就被补打成右派并被押送到长寿湖农场改造，一去四年，回来妻离家散，一贫如洗。但就是这样，诗人还是想当左派，“文革”初期跃跃欲试，在批斗会上上台扇过一位小说家的耳光，但在后来看到运动整死那么多正直的人，他缩手了，人到中年也让他渐渐看透世事，开始有了反思和反省。
有人说“马克思把资本留给了西方而将论送给了东土”，中国极左路线接连不断，使得那个年代的文人多还是左派，像昌耀那样受了一辈子难的诗人一生也是左派立场，但孙静轩转变了。1980年他发表长诗《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诗中写道：“然而，我们毕竟是人/我们的大脑毕竟还有思想/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流血流汗，辛辛苦苦，以为在建造社会主义大厦/到头来才知道盖的是另一座可怕的教堂……”那个年代写这样的诗歌虽不至于是死罪，但也是很要命的，诗人因为这首诗“受到严厉批判，随又一度沉默（《孙静轩自传》）。”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诗人，孙静轩决不是那些诗界遗老或平常辈的诗人所能及的，性格使然他为人为文都走了极端。他的诗道出了令人震惊的东西，凝聚了残酷的真实性，也凝聚了不屈的精神。在言论没有解禁的情况下，诗人敢于站出来抨击时代，敢于去证实不合理的东西不合理，以前瞻性的眼光放眼未来，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警世之作。1998年，诗人自费出版了长诗《告别二十世纪》，以掘墓人般的姿态抨击世纪末，长诗洋洋洒洒、酣畅淋漓，“是的，我发现/所有的教义所有的主义所有的宣传/都是诱惑都是陷阱都是圈套/都是美丽的诈骗”，他在《瓦尔特流浪在萨拉热窝》中这样写道：“尽管教科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他觉得所有的记载都是谎言”，而现在很多人知道的一点点可怜的“真相'，不都是从“教科书”洗脑而来的吗？
诗人战争年代战场上杀过人，从背后开过枪，主流的说法自然是他立过功。当那个青年最后一次回过头来，“恐惧而又哀怨的眼睛望着我”，诗人愈老愈不能释怀，在自传里甚至不承认参加革命，只说当过兵。诗人的反思彻底、决绝，令人敬佩。美国作家奥布莱恩在小说《如何讲述真实的战争故事》中说，“真实的战争故事从来就是没有道义的。”某种意义上讲，那个挨枪子的青年也是无辜的。
从诗艺上讲，孙静轩的诗歌有粗糙的成份，但诗人还是自奉甚高的，2001年春在成都杜甫草堂接受采访时说：“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只有我”，“我的诗超过了杜甫”。诗人曾对桑恒昌的早期诗作不感冒，有过这样的说法：“桑恒昌写诗有些年了，不客气的说，流于小技巧小俏皮小机智。”这一评论显然有失偏颇，评论家樊发稼、章亚昕等就有不同意见，樊认为“孙静轩的断言绝对不符合事实，他对于诗人桑恒昌几首悼亡诗以外的大量优秀诗作的轻蔑藐视、一笔抹煞，对于桑诗卓异艺术成就的肆意贬低，是没有什么依据的，是毫无道理的。”
因为口无遮拦，出言无忌，诗人时常得罪人，但他是一位真人、真诗人。2003年6月30日，诗人寿终四川，葬于长松寺公墓，墓草含青，日斜影长，诗人活着的日子很累，作为省作协的副主席，也得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远不如这儿夜夜谛听夜莺，谛听地下的潜流，每日每夜迎来鲜花压枝的黎明。诗人啊！多是国家的阑尾，孙静轩虽已辞世，却是能够在未来长远活着的诗人，——他写出了许多预言式的作品。
——他靠思想活着……
精神上的孤儿啊，墓碑上的钢笔，又在写什么？可以被打倒，但不可以被打败，——这就是孙静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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