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发生之时，便是谣言四起之日。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各种五花八门的谣言充斥网络。面对谣言，有人恐慌，有人窃喜，于是，在各种层出不穷的谣言蛊惑中，各种堪比奥斯卡大片的一幕幕人间喜剧，接连不断地上演。

　　钱钟书在《围城》中说：“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谣言的威力不容小觑，它可以让造谣的无德之人欣喜若狂，又可以让信谣的无辜之人内心惶惶，更可以让传谣的无脑之人得意扬扬。对于谣言，甚至有人表现出穷追不舍的执着精神，非得亲自听一遍完整版本，才会心满意足。“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谣言就像人血馒头一样，可以让这些活死人获得难得的快感，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性高潮。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一、利益驱动的造谣者

　　非典时抢购囤积板蓝根，福岛核泄漏时抢购屯盐。这次关于新冠疫情的谣言，则更是精彩纷呈：

　　谣言1盐水漱口防病毒——钟南山团队辟谣，假的！

　　谣言2喝高度酒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白岩松辟谣，假的！

　　谣言3板蓝根和熏醋能预防新型肺炎——国家卫健委辟谣，假的！

　　谣言4吸烟能抗新型冠状病毒——专家辟谣，假的！

　　谣言5空调开到30℃可杀死新型冠状病毒——湘雅辟谣，假的！

　　那么消息的炮制者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接受采访时，又是怎么说的呢？

　　紧接着，双黄连的近亲，藿香正气水，沦陷了。

　　钟南山提到：“目前没有一种药可以治疗冠状病毒，主要靠免疫系统。”

　　早在2003年，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就竟然提出妇科洗液“洁尔阴”具有预防非典的作用。

　　简直让人脑袋大、脖子粗，超级无语。

　　有人为了经济利益而造谣，有人为了占小便宜而造谣，有人为了追求快感而造谣。造谣者满嘴跑火车，会成为无辜者的噩梦。谣言可以引起民众恐慌，有人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精神状况遭受打击。谣言可以影响一个政府，甚至毁灭一个国家。

　　2017年，宁夏陈某为图一时爽快，编造地震谣言，引发居民恐慌。

　　2012年，印度中部中央邦一座印度教寺庙发生踩踏事件，至少造成89人遇难。起因是有人企图插队而故意散布“大桥遭到一辆重型车辆撞击，可能垮塌”的谣言。

　　1898年，美国总统麦金利造谣说，其停泊在古巴港口的“缅因”号战舰被古巴宗主国西拔牙击沉，号召美国民众记住“缅因”号事件，并发动了美西战争，借此扩大美国版图。

　　1990年，美国政府造谣说有一个叫“纳伊拉”的科威特少女，向美国政府控诉伊拉克军队暴行，称她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把数千名还在育婴箱里的科威特婴儿取出来，眼看着他们在冰冷的地板上死去。美国借此发动海湾战争。

　　2003年，美国再次故伎重演，造谣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出兵伊拉克，再次置伊拉克人民于战争灾难中，使美国总计为这场战争花费上万亿美元，付出将近4500名士兵的性命。显然，美国人民成为美国政府的替罪羊。

　　2011年，美国人纳瓦罗造谣中国，竟然说“只有中国人能把婴儿床变成致命武器，把手机电池变成刺心的碎片”。

　　美国可谓全球第一造谣能手，只要有利于美国利益，便枉顾事实，极尽造谣之能事，从而为其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肆意践踏生命编造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

　　二、愚昧无知的传播者

　　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事件的重要性和事件的模糊性是谣言形成的基本条件。纵然我们对造谣者深恶痛绝，但传谣者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方的不断跟进，与另一方的不断沉默，往往导致谣言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传播。而通过传播者的“群体贡献”，谣言的负面影响力会被成几何级数无限放大。

　　人们往往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话题密切关注，拼命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信息渠道的不可靠以及信息本身的模糊性，会刺激人们产生无限幻想，并根据幻想做出判断。信息越模糊，想象越膨胀；想象越膨胀，负面作用越被强化，如此陷入恶性循环，于是被迫害妄想症就此出现。当个体无法承受这种心理压力之时，便是谣言肆意传播之际。

　　群体偏见和群体妄想症是谣言肆意传播的催情药。每当重大事件变得模糊不清时，人们就会喝下这种催情药，通过散布谣言获得快感。

　　普及一下基本概念。

　　所谓群体妄想症，又叫群体癔症，就是集体做梦。“名古屋机场”事件中，上海人就进入到集体做梦的状态。这个梦不是春梦，而是噩梦。在梦中，他们集体被病毒传染，集体被隔离，集体被残害，集体被拉进火葬场。

　　戴维·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中写到，在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报告说那里开始大规模爆发各种模仿行为，在一所大的法国修道院，人们在那段时间都相信，人可以由动物所附身，于是一个修女开始像猫一样咪咪叫。最后，“每天在特点时间内所有的修女都像猫一样咪咪叫。”在一所德国修道院里，一个修女开始咬他的同伴，不久后，“这个修道院里所有修女都开始互相啃咬。”随后，啃咬的狂热扩散到其他修道院里。

　　所谓群里偏见，就是选择性失明。“名古屋机场”事件中，上海人完全可以理性地面对这16个武汉人，至少在数量上，他们占绝对优势。可他们却选择把理性抛弃，宁愿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白痴，并对体温检测仪上显示的正常温度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武汉人”这三个字就是病毒携带者的标签。

　　“9·11事件”之后，美国人是怎么表现出群体偏见的呢？

　　戴维·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继续写到，美国议员约翰·库克西说：“假如我看见某人进入一个机场，他头上戴着尿布似的东西，而且用风扇皮带将那玩意儿缠在脑袋上，那么这家伙就应该被抓起来。”

　　纽约城郊的一位男子，试图开车撞倒一位巴基斯坦妇女，嘴里叫嚣着他是“为了我的国家”；德克萨斯的丹顿市，一家清真寺受到燃烧弹的攻击；波士顿大学，一位中东学生被人刺伤；科罗拉多大学，学生们用油漆喷写“阿拉伯人滚回老家去”。

　　根据“名古屋机场”事件当事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事件本身的发酵过程，和新冠疫情蔓延的过程何其相似。其中，群体妄想症和群体偏见，完美地起到了催情的作用。

　　在草木皆兵的情况下，当第一位上海老大妈发现对面的人用武汉方言讲话时，内心充满了疑惑和担忧。她搞不清这群武汉人到底是不是病毒携带者，内心充满恐惧；接着，被迫害妄想症如幽灵般滋生蔓延，潜意识中开始幻想自己被传染甚至惨死的画面。当她无力单独面对和承受这种压力时，便毫不犹豫地把这一“敌情”传递给同伴，以求有人分担这种恐惧不安。潘多拉魔盒就此揭开。假如第二个获知敌情的人，没有丝毫判断力或者带有偏见的话，毫无疑问，他会继续强化这种恐惧不安，并把“敌情”继续传递。

　　当这70多个弱不禁风的上海人再也无力承受模糊疫情的恐惧时，便出现群体被迫害妄想症，于是寻求外援，并最终把这一“敌情”告知机场服务人员，并强烈要求禁止武汉人和他们同乘一架航班。他们说：“这群武汉人在发烧。”于是谣言四起，并迅速传播，以致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并再一次在国外上演了一出中国人内讧的戏码，再一次成功地把脸丢出了国门。

　　面对谣言，保持理性，保持基本的判断力是非常必要的。平常日子，我们往往把理性和判断力弃如敝履，并对少数派嗤之以鼻。可当重大事件发生之后，丧失判断力的蠢货们就会上演种种滑稽戏。潮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出事儿了才知道谁是白痴。新冠疫情就是一枚照妖镜，让平常隐藏的愚昧无知彻底现行，于是整个社会瞬间开启了群魔乱舞的新时代。于是，谣言满天飞；于是，吃各种稀奇古怪的药，屯各种莫名其妙的货，包括给鸡吃的双黄连，并把妇女之友“洁尔阴”当做口服液。真是好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好莱坞大片啊！

　　二、提高智商保持清醒

　　愚蠢是愚蠢者的通行证，智慧是智慧者的墓志铭。面对满天飞的谣言，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冷静，其次要做的是分析。分析很难，因为人都喜欢被喂养。兽、人、神三性合一的人类群体中，兽性至少占一半儿。

　　战胜兽性到人性，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人们鄙视琴棋书画，却拥抱声色犬马。尤其是当我们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APP越来越多，书店越来越少。脑残的短视频，让人变得目光呆滞、头脑简单；五花八门的吃播、唱播、骚播，让人蠢蠢欲动、欲壑难填。于是，好不容易进化到俄狄浦斯期的社会群体，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口欲期。于是，中国的饮食文化，被有些人扭曲成暴饮暴食，甚至直播吃纸、吃土、吃蝙蝠。

　　封嘴是提高智商的第一步。清心寡欲，多看少说是冷静思考的总前提。我们不可能指望饕餮贪食者禁住诱惑，更不可能指望狂躁不安者静心思考。阅读是提高智商的第二步。只有禁得住诱惑，静得下心思，才能真正进入深度阅读的境界中。无欲则刚，刚者自强，此大智慧也。

　　电影《十二公民》非常精彩地给我们演绎了找回智商的过程。在模拟法庭中，由12位家长扮演的陪审团在辩论一个饱受争议的案件“20岁富二代弑父”。这些人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他们需要在听取学生法庭审理后，对本案做出“有罪”或“无罪”的终审判决，但按照规则，他们必须达成一致，才能结束审判。

　　第一轮投票，由于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以及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有11人认定富二代有罪，投票结果为11比1。但随着8号陪审员的反对，以及对案件抽丝剥茧的分析，投票结果一步步变为10比2、8比4、6比6，最后变为0比12，并最终做出了无罪判决。

　　《荀子·大略》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面对谣言，我们必须带着怀疑的精神去分析和判断，用智商揭穿谣言。

　　请大家带着脑子去抗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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