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的夜晚，月色皎洁而又清冷。远处庄稼地里的苞米，在月光下连成一片黑苍苍的海洋；近处农家的草坯房和门前的菜园子清晰可见；袅袅的炊烟正从屋顶悠然地飘散开去；东北乡村的浓郁而温馨的团圆气氛，弥漫在北大荒农家的草屋里。

　　知青们居住的大宿舍酒气冲天。哈尔滨知青龚学兵，手里拿着一只月饼，嘴里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也有北京的知青，唱起了“山高高不过东条山，东条山耸入在白云间，我们是北京的知识青年，受挤来到了东条山……”；他们的歌声刚停，有人轻轻地哼起了《南京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歌声凄楚低沉，挑动着人们的心弦。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情绪流荡在知青们的心田。

　　我和顾大男俩人一起走出大宿舍，顾大男带着一把胡琴。我们在场院的晒场坐下，抬头望着明月，低头思念故乡。我们侃侃而谈：谈政治，谈文艺，谈历史，谈理想，谈文化大革命，谈科技人才断代，谈知青文化缺失的寂寞。

　　场院里月明如水夜沉人静，顾大男拉起了二胡。他的胡琴看起来有些精致，拉琴的手法也很熟练。他先用一只口喋与二胡调好了琴弦，然后左手握弦，右手拉弓，弓线与弦线轻轻相碰，手指间流出了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琴声凄婉，旋律回荡，如溪水涓涓流过心田，哀愁情绪如泣如诉，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感觉弓弓到位。

　　我闭目凝神静听，如痴如醉似梦似幻。年迈的亲人，幼小的弟弟，爹娘的身影都闯入了脑海。泪水噙满了眼眶，心里有一股酸滴滴的感觉。接着他拉起了《梁祝》，还有刘天华的二胡曲《良宵》，把我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了。琴声悠然飘散，我的心里却虚怀若谷。

　　我与顾大男都是舟山的知青，又同在一个排一个班，还是紧挨着睡在一个铺的室友。我们如高山流水遇知音，在北大荒相处的几年时间里，我们有喜欢读书的共同爱好，互相之间也有讲不完的话题。后来他调到四营中学去当老师了，我感到更加的寂寞，从此再没有听过他拉的琴声。

　　顾大男调走后，我失去了知音，生活变得无所适从。每天听着高音喇叭里毛主席语录歌；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选段；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有时候电影放映队来我们连队，放映的还是革命样板戏。无论多么高雅的节目，翻来覆去的看，翻来覆去的听，就变成了炒冷饭，也倒了胃口。后来再来放电影的，我干脆去看书，研究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有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这些书都是我从舟山带到北大荒的。那时候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拼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后来连队派我参加团政治处举办的《共产党宣言》学习班，回来我就为连队团支部举办的夜校去上课。讲《共产党宣言》和《实践论》。我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业余生活算是充实起来了。

　　1970年11月，我们连队派去桦川县参加水利大会战的知青们完成任务，胜利凯旋了。他们见到我，都叫我高科长。我有些愕然，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后来向我解释，原来在水利工地看了一部《铁道卫士》的电影，公安侦查科的高科长，据说与我长得如同一出，回到连队他们把我当成高科长叫开了。

　　从此我有了高科长的绰号，我也为此而自豪。可是我还没看过《铁道卫士》的电影，于是我天天盼望着，期待中等了一年，终于盼来了这部电影，看完才知道我确实很像高科长。路上相遇，有人直呼我高科长。高科长是人民警察，我是地头干活的农工，怎么可以冒名顶替。但那时候能够看到故事片电影，实在是我们的幸福。

　　没有文化生活，看不到好电影，知青们确实感到非常枯燥。每天的生活，无非是白天干农活，晚上开大会政治学习。团支部规定，必须背熟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于是我们天天背诵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为了丰富知青的业余生活，我们连队的副指导员颜锦荣，决定开展图书箱活动，把连队的一些书籍借出去。我自告奋勇，与女知青夏淑芬一起开展工作。但是图书箱里的书十分有限，没有大家喜欢看的书，再说也没有时间看书，结果一年里只借出了几本书，图书箱借书活动只好停止了。

　　有几年快到春节，各省市也有慰问团来慰问知青，他们带来了文艺节目，但我们的连队太偏僻，慰问团到不了我们连队。他们只到一些师团级单位，或一些交通比较方便的集镇。1971年春节前，浙江省赴黑龙江知青慰问团，不但为我们带来了歌舞团，还运来了一车皮的大米慰劳，可是我们既没有看到过歌舞团身影，而且一年里只吃过一顿大米饭。我这才知道，慰问团不过是一种应景的形式罢了。

　　那些年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各个师团，都组织起了文艺宣传队，其中要数三师十九团的芭蕾舞《白毛女》最出名。芭蕾舞剧团那些业余出身的演员们，在东北三省跳了三百多场。但是这个剧目我们太熟悉了。阳春白雪的芭蕾舞，对我们下里巴人缺少吸引力。1971年麦收，该宣传队到我们连队演出，演出场地安排在场院储粮库。麦收很忙，知青们都在麦地割麦子，来看演出的是些年老年少。我当时在场院工作，那天演出了芭蕾舞《白毛女》，还演出了几个小品。小品演得不错，反而能提起观众的兴趣，两手交叉模仿康拜因割麦子的动作，我至今记忆深刻。那时候的中国人民，都想看故事片的电影。我们如饥似渴地盼望着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的到来。

　　1972年春天我回家探亲，来到了舟山群岛。当时的定海县海天电影院正在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整个舟山地区都沸腾了，万人空巷看电影。从沈家门去定海看电影的人是成千上万。汽车拉不了，就动用舟山水产公司的运输船，一船船地送观众去看《卖花姑娘》。有些人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都流成了河。一部普通的朝鲜电影故事片，竟然有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可见当年是多么缺乏故事影片，完全可以用饥渴来形容人们对故事片电影的追求。

　　从舟山探亲回到北大荒隔了半年，我在连队也看到了《卖花姑娘》。后来慢慢有了进步，其他的电影故事片，在1974年后逐步地放映了，如《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等，都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红楼梦》的放映，这好像是破天荒的事件。那年夏天，我在北大荒十九团医院住院，晚上团部机关广场放映越剧《红楼梦》，人山人海，可是北大荒人听不懂越剧里的语言，失去了看电影的兴趣。很多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比较越剧，东北人更喜欢二人转。这是传统节目，东北人也叫小秧歌，脍炙人口，很受欢迎。讲究唱腔，手势，动作。在台上唱唱跳跳说说笑笑，充满了欢快的喜悦，1974年也可以在穷乡僻壤的台上演出了。

　　那时的主要文艺形式还是革命样板戏。1975年我回舟山养病，看到了写赤脚医生的《红雨》，反映农村合作化道路的《金光大道》。这些作品其实是样板电影，数量如秃子的头发寥寥无几。

　　在舟山我看到了电视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街头巷尾一大群老老小小，围坐在一台17吋的黑白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加里森敢死队》，我也不由自主地站下来。那个精彩的战斗场面，真是动人心魄无法忘怀。后来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艺术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开始享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时光。

　　2019年12月30日

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