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毛泽东时代的分析。
毛泽东时代是指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
毛泽东时代的优点是：1.计划性。在毛泽东时代，绝对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按计划进行，没有自由竞争，也不可能出现大批企业破产倒闭的情况。2.稳定性。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各方面都很稳定，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物价几十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教师的工资每月三十来块钱维持了三十年。那时候社会也很稳定，人们基本上过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生活，绝对没有现在这种坑蒙拐骗随处可见的情况。3.单纯性。主要指思想比较单纯，那时候人们就知道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没有多少拐弯心眼。毛泽东时代的缺点就是1.穷，发展慢。在我国最困难的时期，曾经饿死了上千万人。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 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白了就是独裁。人们普遍淡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人权意识。我在读书期间从来没听到老师用过人权这个词。一言以蔽之，毛泽东时代总的特点就是穷而稳。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那么稳呢？这得从毛主席的治国思想谈起。毛主席认为，党内威胁他这种独裁统治的只能来自官，即官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篡党夺权”。党外威胁政权的只能是能人，即人能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觉醒，就可能唤起民众造成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威胁。因此毛主席的治国策略是治官不治民，治能不治愚。他曾发动九次所谓路线斗争把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的高官置于死地。他虽然没有表明但事实上已经把知识分子列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类镇压对象，故知识分子有臭老九之称。五九年反右，他把近六十万有思想敢说话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所以，官和能人是毛主席着重提防的两种人。但是，毛主席精通中国历史，深知水能浮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他认为群众是不能得罪的，所以毛主席始终站在广大群众这一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的这种治国策略，相对提高了普通百姓的社会地位。在毛泽东时代，尽管政治运动不断，但普通百姓并没有受到损失和惊扰。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看政治运动（如文革）就如同看一部故事片，虽然银幕上硝烟弥漫，但百姓一点也不害怕。一般老百姓既不是官，又没有大本事，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过上安稳的、不受欺负的日子就知足了。人家村支书为集体操碎了心，其收入与老百姓一样；那大学教授虽满腹经纶，其生活水平比咱老百姓也强不了多少。老百姓虽然时常吃糠咽菜，但是，他们没有理由不知足。他们打心里热爱毛主席。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后，许多百姓说：“毛主席又救了我们一次。”在那时，这是肺腑之言。既然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都知足了，社会当然就稳定了。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那么穷呢？那是因为毛主席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巩固政权上了，为了确保党的领导地位，也把知识分子列为防范的对象，不尊重知识和人才，使有能的人不愿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充分挖掘能人的劳动潜力。因此，我国的经济在那时基本上停滞不前。可能有人会为毛主席辩护说：“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把大量的黄金带到台湾，丢给毛泽东的是一个烂摊子、穷摊子，无论谁领导都不可能使中国富起来。”我认为这种辩护是苍白无力的。不错，毛泽东的确从国民党手上接的是一个烂摊子、穷摊子，可是，如果社会主义真有资本主义无法抵消的优越性，那么，我党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应该与西方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小才对，然而，我国与西方的距离反而越拉越大了。这与烂摊子、穷摊子是没关系的。按理说，你接的摊子越穷越烂就越容易拉近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可见，底子薄只能是近期穷的原因，不是长期穷的原因。治官抑能瞎折腾才是长期穷的原因。
二、 对邓小平时代的分析。
邓小平时代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至今的这一段历史。
邓小平时代的优点是富，解决了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没有解决的穷的问题。缺点是乱。即社会秩序乱，意识形态乱，各种危机此起彼伏。人们生活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却普遍不知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比比皆是。一言以蔽之，邓小平时代总的特点就是富而乱。
为什么邓小平时代就能富呢？这得从邓小平的治国思想谈起。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在思考：我们整天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这无法向世人解释啊。怎么办？他想了一个主意：在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以发展生产，在政治上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那一套，这样既解决了穷的问题又在表面上没有改旗易辙。当然他不能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了，而说这是改革开放。并给这个既非正宗的社会主义，又非地道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取了个好听的名儿，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最讨厌的就是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他说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干什么？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把曾经被社会主义改造过的资本主义又重新恢复起来，如社会主义曾经取缔了资本家，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培养了一大批新资本家，只是改称企业家了；社会主义曾经基本上取消了私有制，他又恢复壮大和发展了私有制，于是生产力飞速提高，经济形势日新月异。科技发展也突飞猛进，现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由此可见，中国的富强并不归功于社会主义，而应归功于资本主义。谁都无法否认：如果邓小平不在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西方的资本主义与邓小平的复辟相配合（如使中国顺利进入WTO），那么，中国经济之落后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先进之距离肯定会更大。
为什么邓小平时代就乱呢？
从宏观上讲，这是因为邓小平时代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二者极不适应、极不配套造成的。高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必须配之于高度科学文明的上层建筑才能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我们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能满足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下的各种需求，二者的矛盾日益加深，恶性循环，就不可能不出问题，社会就不可能不产生各种危机。
具体来讲就是：我国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的追求已经不满足于温饱，而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领域扩展。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满足人们这些方面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独裁，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它又不敢公开否定，表面上也赞成，甚至在国际形势的逼迫下，也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方面进行了必要的改善，但改善的速度、规模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例如人民要求司法公平、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我们党的许多官员就是不想与老百姓平等地接受法律的约束。所以，他们所标榜的依法治国不过是个忽悠人的口号而已，骨子里就没打算依法治国。因为他们一旦真的依法治国，就无法再享受特权。下面我举个切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
济南市长清区平安街道办事处主任，具体负责平安街道被拆迁户的安置补偿工作。由于对工作不负责任，违反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拆迁安置补偿方面的一系列规定，在指挥与被拆迁户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对许多明文规定该查看的证据不予查看，导致许多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得到了安置，给国家造成了约数千万元的经济损失。构成渎职犯罪。
作者曾将上述犯罪事实向长清区纪委、监委反映，也曾向上级行政部门反映，这些部门均不查不问，也没有向举报人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可是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可见，党的基层机关对宪法毫无敬畏之心。事实上，我国绝大多数干部没把宪法当回事，可能从来就没有因为违宪而受过处分的干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此亵渎法律，蔑视人权，根本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基础。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不发生危机呢？国外势力又怎么能不利用党和人民的矛盾来瓦解我们呢？
可能有人会说：“同样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就不出问题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只琢磨着怎么才能填饱肚子，哪里还敢奢望什么民主权利？再加上那时没有电视和网络，无法知道外部世界的发展情况，人们普遍把温饱视为最高追求，即使有极个别的追求民主者也早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了。二是在毛泽东时代，干部普遍有事业心，秉公办事，极少故意犯错者，那时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很高的。所以，那时的上层建筑与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应的，所以就不存在来自人民方面的危机。
三、对第三时代的分析
现在，我们党要想最大限度地恢复体力、延年益寿，就必须开创一个富而稳的新时代。
我们党十九大宣布已经进入新时代，但人民没这种感觉。党必须使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才能称得起新时代。如毛泽东时代与国民党时代就有质的不同，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也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飞跃就不能称新时代。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新时代。毛泽东时代历经毛泽东、华国锋两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时代起码历经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五位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算不算邓小平时代中的最高领导人，那要看他能不能在任期间开创一个富而稳的新时代。如果他开创了这样的新时代，他就是习近平时代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否则，他仍是邓小平时代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为了求稳而东施效颦，模仿毛泽东时代的某些做法是欠妥的。要想开创富而稳的新时代，就必须改革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具体说来，起码要进行三方面的改革，即实行真正的、彻底的依法治国制度，实行干部财产公开制度，实行新闻公开自由制度，只要把这三股链条扽紧了，我们党和国家就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国家先制定出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审判制度，这个审判制度足以使法官只对法律负责，不可能存有对任何个人或组织负责的念想。审判制度起码应规定：法官一旦故意判错，必须取消其法官资格，并永久不许再做法官；法官一旦疏忽错判必须承担因错判给当事人造成的一切损失；法官一旦判对，必须使他获得足以令其他机关的公务员羡慕的收入。只有这样，法治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公平，老百姓有事就自觉依靠法律解决，不可能再采取过激的方式维权了。如果早有这样的审判制度，杨佳、胡文海、张扣扣等人就不会杀人了。
干部财产公开制度的提案已经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迟迟不能实行，是谁在极力阻止这个制度的诞生？当官就别想发财，这是已被全人类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认可的定律。为什么人家西方国家的官都能做到财产公开，咱共产党的官就做不到？只要这一条做不到，我党就永远不能恢复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我党在人民群众面前的一切表白解释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新闻公开自由制度也是新时代必须实行的一种社会制度。在富而稳的新时代不能再提党的舆论导向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在人民群众中早已成为一个贬义词。作为新闻工作者，他的职业道德决定了他只能对事实负责，不可能再对任何个人或组织负责。如果一个新闻工作者不顾事实而去迎合某种所谓的舆论导向，那么，他就是新闻界的败类。相反，如果他如实地反映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即使给党造成了损失或被动也应该肯定。
这三种制度的真正实行，就意味着进入了富而稳的新时代。
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尽快实现我们与台湾地区的和平统一，为了使我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而不谋求独立，为了使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更有话语权，我们共产党人忍痛割爱，主动牺牲自己那点特权私利，以令人敬佩的姿态去迎接那个富而稳的新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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