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交公粮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有记载的农业税据说起于春秋鲁国时期的“初税亩”， 自商鞅变法开始封建所有制就逐渐确立下来，整整实施了两千三百年以上，被称为“皇粮国税”。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征收所谓“公粮”，就是农业税的俗称，即指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早在麦收前，五月份左右，我所在的天水县农民会收到一张售粮证,上面清楚写着农户缴纳xx斤粮。旁边还配上一句话：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

　　生产队时期，每亩地核定的公粮很有限。分产到户责任制后，那时亩产量还不是太高，700-800斤左右，公粮缴纳比例为大约自家粮食的15。5%，三提五统逐年加码，每亩地大约要交近二百斤。

　　“三提”指村一级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指乡一级收取的“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据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占农民负担总额的44，8％。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占农民负担总额的49，9％。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占农民负担总额的29，5％。

　　以前收“三提五统”，乡镇都要派驻工作组入村，再由村干部上门征收，村干部苦不堪言，农民也怨声载道，激化了乡村矛盾。

　　刚收割入仓不不久，村里的书记就在大喇叭上吆喝起来：“各位村民请注意，公社已下发通知，从明天开始我们得去公社驻地的粮所缴纳。”他的发布通知中甚至有恐吓人的味道：

　　“交公粮了，三天之内必须完成。有些人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想抗粮不交。皇粮国税那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是抗不过去的。逾期公粮不交，乡上就派人牵牛、拉猪、抬家具就不好收场了啊，一村一院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敬酒不吃吃罚酒就不好了！”

　　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顺民，岂敢敢“抗旨不遵”，拒缴“皇粮国税”？

　　母亲王秀莲从粮仓中挑选出10袋子她做了记号的小麦，都是她一簸箕一簸箕扬出的比较干净的小麦，她生怕返工。

　　父亲和我搬到门口的地板车上。

　　母亲对我说：“你爸爸去交公粮，你给打个下手吧。”

　　二大爷的三哥就来和父亲商量，一起去交公粮，到时有个帮衬，单独交没有人能坚持到爬完积麦囤。他也是看父亲瘦弱，想帮助父亲，并没有过分指望我。

　　赶着牛车去公社驻地的粮所，路上总能遇到村里的人。我让父亲驾辕赶车，我自己躺在车上的麦袋上，免得有人询问。

　　没到粮所，我就远远地看到各个方向的车流、人流摩肩接踵，拥向那里。

　　八点不到，粮所门前的马路上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我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着父母去明集油棉厂卖棉花，也要排队一天一夜，出现所谓的卖棉难，但现在我们不种植棉花了，想不到为国家交公粮也难，队伍排的很长很长，如一条长长的游龙。

　　因为还不到粮所上班时间，门口有人扒着门眼张望，口里咒骂着，因为交了公粮，还要回田地里点种玉米。

　　一般而言，“春争日，夏争时”，夏播作物播种期以麦收后越早越好，以保证到秋前有足够的生长期。麦收以后应抓紧抢种抢栽，时间就是产量，即使遇上干旱，也要积极抗旱造墒播种，切不可消极等雨，错过时机，否则玉米苗就旱死，错过季节，来年颗粒无收啊。

　　八点到了，队伍开始松动，终于挤进大门，就得拉起车子随着别人疯跑，寻找各村的过磅点重新排队。

　　中午，骄阳似火，路面都快晒化了，烫得脚板生疼。来交公粮的人越来越多，到处人头攒动，把粮所大院围得水泄不通，粮所门口的大路两旁也都站满了人。

　　即使天气非常炎热，但大家还是忍耐着暴晒和饥渴在无怨无悔地排队等候。处处是人，处处排队。渴也要等，饿也要等；热也要等，累也要等。虽然旁边有叫卖冰糕的，谁也顾不上瞥一眼。

　　我无所事事，去粮所里面观看动静。

　　粮所的检验员正忙着检验玉米品质，他先打开袋子看一下, 用一种好似尖刀又似刺刀的中空大铝锥子用力戳进玉米袋里，拔出来时锥子中空部位便多了满满一管玉米，这时他便倒出来观察玉米大小饱满程度等，以此定为一等粮、二等粮、三等粮。

　　有时，他还会取出一小把玉米放在嘴里咀嚼几下,看水分是否合格。如果玉米杂质太多或潮湿了,他就会要求交公粮者倒在粮所东边的空地上再扬场除去杂质或晒干。

　　司磅员坐在磅秤旁的木椅子，一边拨拉着算盘，一边神气地叼着“大前门”香烟，椅子边立着把特大油布太阳伞，那个神气劲，活脱脱旧社会地主那形态。

　　过磅时，交公粮者你争我抢，往往是前一磅的袋子刚搬掉，周围的几个人搬起袋子就同时往上放。

　　挣来抢去过了磅，还要沿着斜木板把公粮扛进一丈多高的仓顶。年老体弱者只有求助于年轻人人帮助，但除非本村的近邻亲戚，没有人会白出力，都挺厌烦爬坡。

　　那时粮所自然不乏不正之风，甚至是光明正大的。个别质检员、司磅员只要送公粮的农民巴结他——送几盒烟或者熟人事后请吃一顿酒席，就是再差的粮食，也能通得过，甚至能评上一级玉米标准。

　　有一些老实巴交的人不会变通，说不出那些溜须拍马的话语，做不出那些塞黑拐的事情，或者还会在举止言语中得罪他们，那样就是再好的公粮也要返工拉回去，回去再暴晒几天太阳，有的甚至需要自掏腰包在粮所过风车除杂。

　　卖粮难，难于上青天，真把不少年轻的农民气坏了，毫无顾忌地大声咒骂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还有的中年人就发牢骚说难听话，拍拍一起来交公粮的儿子的肩膀说：“孩子，你要好好念书，把书念成了当个验粮的，你爹就再不用看那些狗日的猪脸啦。”

　　不幸，这句话被一个粮所女质检员听到了，她的脸色马上晴转阴，对骂道：“你不用指桑骂槐，就等着公粮晒太阳、过风车吧！”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那人立即服软了，马上过去给那位女质检员说好话，赔礼道歉，说“同志，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孩子体验农村生活，将来好刻苦读书吃上公家饭，成为人上人。”他的好话说了一箩筐，那女质检员就是不松口。

　　旁边，有个送完公粮的年轻农民看不惯，骂道：“不就是个吃公家饭的，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比农村女人的ⅹ嫩好看？”

　　那女女质检员臊红了脸，回怼那个年轻农民：“流氓！不要脸！”

　　这时，排着那家农户，那个女质检员装作做样检验了一番：“水分超标、杂质太多，去重晒、过风吧！”她指着东边的水泥地空场，上面停着停着几架鼓风机。

　　那人敢怒不敢言，又投诉无门，只得低头去空场爆晒、交费过风。他的儿子年轻气盛，要去找女质检员算账，也被他拉住了，不想再扩大事态、因小失大。

　　临近中午，有些人去找离粮所较近的亲戚家吃饭，或是轮流去饭店去吃。

　　终于，下午一点左右，轮到我家质检、称粮了。父亲紧张兮兮地看着质检员，渴望一次过关。

　　“好了好了，搬过去过称！”，质检员一边把咬过的玉米向地下吐出去，一边朝父亲说着。

　　父亲脸色的皱纹绽开，高兴地和我把公粮袋包一袋一袋搬上过磅计量。经过司磅员“杆子秤”的称量，还多出25斤，需要倒在早已准备好的空袋里。

　　磅秤上的账本边已经放了不少香烟了，我不吸烟，不知品牌，不过应该算是相对较好的品牌烟。

　　我们从称上搬下，三嫂负责把公粮粮包口一一解开，我来不及擦汗，和三哥、父亲扛起一百多斤的公粮袋包，扛送进粮所顶端为半圆形的粮仓。

　　我们交公粮较晚，粮库里的公粮早已堆积如山。因为没有传送带，扛粮人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木垫板，3级跳、4级跳，甚至更高，将粮食倒到“山”顶。

　　“山”顶有一个人拿着趟耙将公粮不断往顶上堆垒，以使玉米仓腾出新空间以容纳后来的公粮，公粮从地底一直堆到了房脊及穹顶。

　　我们要爬过五六米高的陡坡才能到达“山”顶。搬上去后，我们要迅速打开袋口，往下倾倒，完了再立即把袋口收好，从上面飞快地小跑下来，顺手把袋包扔下，再把另一袋公粮搬上去。

　　搬送公粮确实是流汗出力的苦差使。怪不得交公粮的大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和手脚麻利的女人，女人负责解绳、搭把手把公粮粮包送到男人的肩头，男人握紧袋口，扛起公粮粮包爬粮囤。

　　几趟下来，我的后背、前胸衣服已经湿透了，没有干地方了。

　　三哥偷着给我点窍示范，上夹板的时候，他趁粮所人员不注意，边上边垫板边松开粮包口让公粮往外倾倒，到“山”顶就机会清空了，那样偷懒就无不轻松了。

　　“做人不要太老实，太老实受欺负。”他告诫我。

　　我依葫芦画瓢做了一次，结果被“山”顶那个负责趟耙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大声叫喊，“怎么素质这么低啊？你这么做，后来的怎么办？”

　　接下来，我没有敢再取巧，三哥却依旧不管不顾，对于那个人的叫嚣置之不理。因为已经验收、卸车完毕，粮所工作人员已经没有权利扣留或者惩罚去重新晒粮、过风。

　　接下来，我协助三哥的公粮粮包质检、过磅、抗粮，终于缴纳完毕。

　　送完公粮，爸这才记起了拿起腰间的粗布毛巾把汗擦擦，说是毛巾，其实只是块粗布，爸爸剪成了比毛巾稍长些的布条。在农村干活，大多数男人都是这样，拿块长些的布条系在腰间，干活时方便些，女人大多围在头上。

　　到会计室排队结算，父亲拿到结算的单据，方才如释重负，好像完成了重大战役而凯旋的将军。

　　交公粮就是农民将自己的劳动结晶缴纳给国家，由国家实行再分配到全国各个大小城市里，供给那些所谓的城里人，也就是吃供应粮者或者叫吃皇粮的国家员工家庭。他们却对歧视农民，当做是低人一等的奴隶。

　　缴纳了这么多公粮，我们没有任何一家收到一分钱，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打白条”。

　　父亲告诉我，因为要以粮食顶替农业税，还有这提留、那摊派、建校款等。国家按照收购价向粮农支付粮款,还有少部分价外加价和议价粮。

　　他细算过地里的一笔收支账，种地除掉各种费用，辛辛苦苦一年，只落下自家的一点口粮。

　　“今天总算是顺利，没有被退回去。”父亲很庆幸，他出门给我买了一根五分钱的绿豆棒冰，他自己却没有要。因为爸爸口袋里几乎没有什么钱。送完公粮，只要单据，没有钱。

　　记得小麦的市场价0.3元左右，不扣秤；而作为公粮的小麦却按0.08元左右结算，还要扣秤，剩下的才计算价钱。

　　那时农村多数人家相互间就是一盒火柴（2分一盒），也要有借有还，自己散养的鸡鸭鹅等下的蛋，一个也舍不得吃，全部去集市上卖掉换钱。所以，我们冬天的主要粮食作为地瓜：地瓜粥、地瓜干粥等。

　　粮所门前的马路上，公社各村纷纷赶来，一番忙碌的景象，队伍游龙似得有增无减。

　　大家盼着早点把公粮交了，省得大队干部催了又催。运气不好或者没有熟人的还要再晒上几天或者过风车。

　　在冬天上冻前，农民把麦子播种到田地里，经过一个寒冷冬季，其中还期盼着来几场大雪，指望“头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在来年“草长莺飞二月天”的春天里，若是雨水少的话，还要浇灌返青水、施肥等。到抽穗、灌浆期还要进行再浇水、喷药、制虫等田间管理。到了收割季节，要进行抢收、脱粒、晒干、颗粒归仓。

　　就这样，农民一年年周而复始的劳作着，才能有小麦的丰收年成，却要把其中较大一部分交公粮。

　　交公粮的情景和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甚是有些相似。似乎现在社会好像没有多大的改变。

　　回来经过大秦村，村口各条路口均公安车辆拦截，禁止通行，要求从另一条通行，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

　　回到家，我们才得知，王驼村发生了群众拒交农业税、围攻乡村干部和税收人员、集资赴进京上访等群体性事件，致使农业税无法征收。其中我的堂姐夫王群星就是为首人员之一。他们和村长王鸿飞等人多次进京上访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天水县委、县政府多次派县乡工作组赴驻王驼村进组入户宣传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梳理和解决有关问题。村长王鸿飞教唆、煽动群众抗交农业税，公然出来阻拦乡、村干部缴收农业税，一直公然与政府对抗，使这一事件愈演愈烈。

　　1989年7月10日凌晨，县委副书记王涌滋、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斌组织公安、检察干警共120名，对涉嫌抗税罪的王鸿飞、王群星等5名犯罪嫌疑人执行了逮捕，县法院拟于近期公开开庭审判、判刑。

　　后来，县检察院对王驼村涉嫌抗税罪对参与人员逐一判刑，村长王鸿飞被判刑5年、王群星被判刑2年。

　　大娘到我，和我母亲聊起，哭泣不止：“他带头闹事，为了村里不交公粮。可是，他做了监狱，村里人谁管？家里就霞子一个人干活，健康还小，以后怎么办啊？”

　　母亲也无法安慰，只能陪着落泪。看着这些，使初涉人世的心灵深刻地感悟到：做人难，做农民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