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未开化的类人猿中有家族存在，男性对其拥有女性的权力或许受到某种防止局外人染指的措施保护，然而在这种性关系史中，没有什么能划分婚姻关系和婚前性关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在婚前和婚姻经历的差别恐怕与类人猿的差异甚微；此外可以确认，如果没有任何社会抑制因素作用，所有未受到社会压抑的男性都会在婚前发生青春期前性交和青春期性交。当然，不具备必要身体条件或体能较差而不希望进行这一活动的个别男性属于例外。
因此，发现大部分男性都有婚前性交行为是不足为怪的。处于青春期前的男孩，主要是从十岁到青春期之间，有22%试图性交。一旦开始，在所有这样的男孩中一半以上，在较低教育水平群有四分之三是将这一活动持续到青春期。异性性交造成第一次射精的，在所有的男孩中占八分之一（12。5%），而小学水平群中这一比例更高一些，为18.5%，而在最后上了大学的男孩中，这一比例仅为1.4%。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婚前性交的各种数据不大相同。大学水平男性中，大约67%有婚前性行为，中学水平男性中这一比例为84%，小学水平男性中有此行为的人占98%。在较低阶层中甚至还有这样的群体，在那里找不到十五、六岁时仍然保持童身的男孩。这些阶层的差别可以解释这一事实：许多较高阶层的医生对那些他获得的被关押在监狱和精神病院的男性以及陆军、海军、工厂企业的男性性交历史大为震惊。大多数以前仅限于单一社会阶层男性的研究中得到的数据，与我们已经知道的发生率十分相近：哈米顿（1929年）公布的百分比为54%，彼特生（1938年）的是52%，怀尔（1941年）的是60%，芬格（1947年）的是45%；这些数据多数以大学水平男性为其调查对象，这些人还在大学里，因此未能经历其所有的婚前性交活动。另外一些研究涉及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埃克斯纳1915年的报告、阿基利斯1923年的报告、威洛比1937年的报告、特尔曼1938年的报告、巴特非尔德1939年的报告，他们将不同阶层的男性性行为混为一谈，这些数据都难以作出有价值的解释。
婚前性交频率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不同，其差别比婚前性交发生率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大学水平的未婚男性中，同伴侣或者同妓女性交从未超过他们性发泄活动的21%，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的这一比例却高达68%。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来说，婚前性交的意义不在于它所产生性高潮状态的次数，而在于这一高潮的产生表示他不再属于这一群体的多数之列。一个较高阶层未婚男性将性活动看作自慰、梦遗、爱抚以及与自己中意的女性交往所产生的持续兴奋感，而不是仅仅与女性发生性交。另一方面，较低阶层的男性或许认为，性活动就是异性性交，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除非他对同性恋也很有兴趣。
大体来说，婚前性交频率在青春早期会达到最大值，其平均值达到每星期两次，而且差不多占据其性发泄活动的50%，这一频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但它不同于性发泄活动总量的降低速率。而且，婚前性交的影响在增大，到了四十五岁左右，它会占据未婚男性的性发泄活动的三分之二（66.6%）。自慰和性交对于男性来说是达到婚前性高潮的主要来源，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它们是特别表明个人变化同一范围的性发泄活动，有些男性，主要是较高阶层的男性，他们婚前性交仅限于正式完婚前与未婚妻性交。也有些男性，主要是较低阶层的男性，性交频率很高，多达每星期十次，从青春期开始到二十五岁之间，有的性交频率多达每星期二十五次，而且持续五年之久；但有这种过度行为的人在以后的年代里其活动会大大减弱。就总体而言，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男性大约每星期1.4次，此后还逐渐减少。较低阶层男孩这一频率平均值很有可能是每星期两次到四次，这个数字接近许多已婚男性的性生活水平。对于任何特定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可能是变动不居的，它还取决于与其交往女性本身的各种因素。
那些仅仅只有小学水平而且十岁或十一岁就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婚前性交发生率和频率的平均值最高。十六岁至二十岁，这一群体有86%都经历了婚前性交活动，与此相反，在大学水平男性中较晚进入青春期的，只有33%的有此经历。十六岁到二十岁，较早进入青春期的小学水平男性，其婚前性交频率达到峰值，平均每星期超过三次，其中人口活跃部分，这一频率达到每星期3.6次。而处于同一年龄段的中学水平群平均频率是大约每两星期三次，而大学水平群这一数值为每三星期一次。
在任何社会阶层中，宗教信仰虔诚的男性婚前性行为频率很低，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天主教教徒。相反，与教会无涉的人中婚前性交频率最高，有趣的是，这一频率对于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来说比不那么虔信的犹太人要高。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与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之间这方面的差别很大，从发生率来看，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在基督教徒中，差别没有这么大。
农村男孩的婚前性交频率比城市男孩要低得多。就所有的社会阶层而言也完全如此，特别是在青春早期。其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乡村里宗教观念比较严格，其次乡村男孩难以与姑娘们约会，而且社会活动机会较少，所以产生了这种差距。
最后，今天的年轻男性对性交的基本态度与二十二年前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至于社会各阶层中婚前性交发生率和频率，这一代人与上一、两代人大抵相近。大学群中涉及婚前性交的频率也与上一代人比较接近，由于这些群体曾努力去控制婚前性交现象，这种努力的失败是十分有意义的。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来说，发生率曲线也和上一代人差不多，只是起点更早而且峰值也来得更早。这种状态或许是今天较低阶层营养和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的结果。
1938年，特尔曼在《婚姻幸福的心理因素》一书中试图对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婚前性交的数据进行比较，他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在连续四十年（1881-1920）中出生的男性，婚前性交的发生率在逐步递增，而且到1950年或1955年，未婚夫妻正式完婚前的性交将变得十分普遍，婚前性交的趋势由于这一势头的迅猛发展而延续下去。但这一结论并未被目前的研究所证实。既然特尔曼的数据已被广泛引用，指出这一研究中某些基本程序的错误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研究中援引的数据是不全面的，它没有足够连续的涉及生理和社会因素的翔实资料和足以说服人的分析。这一研究的方法不适合就整体而论的性研究，仅仅适用于个别例证。他考察的群体成员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差不多70%的人受过大学教育，其余的30%既有小学程度也有中学程度。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对任何教育水平不同的人口进行笼统的婚前性交活动的分析都是不适宜的。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特尔曼系列中最重要的统计人口，也就是在他的研究曲线的最后一个点上的，只有22个男性。这样一个样本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对于美国人口中任何一个较大的群体来说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现在掌握的婚前性交方面的数据可以使我们预言，将有一部分人出于道德观念上的原因而避免婚前性交活动。虽然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各阶层人士婚前性交的发生率保持稳定状态，这一期间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则大大增加了。既然有这样一个很少涉及婚前性交的群体，这就意味着现在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基本上与婚前性交无涉，看来这一结论与特尔曼十年前的预言是大相径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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