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对于“我是一个基督徒”的理解是，我受洗过，因此我是一个基督徒，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有些自我夸耀的成分，表示自己已经在践行基督教教义。这样说当然有些狂妄自大。然而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却完全不一样。我也受洗过，却像一个异教徒那样过了大半辈子，因此我并不认为受洗过的人就一定是基督徒。当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时，既不是说我已经践行了基督教教义，也不是说我比他人要好，而只是说人生的意义全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努力践行这教义。因此，所有跟教义相符的东西都让我感到亲切和快乐，而所有跟教义相违的东西都让我厌恶和痛苦。我写下这个标题正是由于它很好地表达了我写这篇笔记的目的。
我在这个世上活了52年，除了最早的十四五年属于童年期、还不懂事外，大约有35年时间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伊斯兰教徒，也不是佛教徒，而是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信仰。两年前我成了基督徒。从那以来，我听到的、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都有了根本的不同。我成为基督徒后产生的新观点或许会引发人们的兴趣，对他们有所教益，因此我才打算写这篇笔记。至于我是怎样由一个虚无主义者变为基督徒，我已经在一本书中给予了解说。在该书中我详细叙述了作为一个完全的虚无主义者我是怎样生活了30多年，由于写的作品而受到广泛尊敬和赞扬。现在人们习惯于用虚无主义者一词来指称社会革命党人，而我使用该词是在其本来意义上，即指除了财富这一邪恶之神外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在该书中我写道，在这35年里，我写了11本书，自认为对俄罗斯人有益，倍受人们称赞，并获得15万卢布的收入；后来我发现自己并不能教给人们什么东西，连我自己都是好坏不分、善恶不辨的；我发现这一点后陷入绝望，常常想着自杀，后来又经过许多曲折，终于信仰基督教教义；接下来谈到我是如何理解基督教教义的。有人说，这样的书是不能出版的。如果我写一位夫人是怎样爱上一个军官，那是可以出版的；如果我写俄罗斯的伟大、颂扬战争，那也可以出版；如果我写人民性、东正教和专制是必要的，那更加可以出版。如果我想说明，人就是动物，除了它感到的东西就没有别的，那是可以出版的；如果我想谈论精神、起源、基础、主客体、综合、力和物质，特别是谈得让人不知所云，那是可以出版的。然而这本谈论我自己生活经历和感受的书，正如一位资深而睿智的老编辑所说的那样，在俄罗斯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版的。他看了我这本书的开头就很喜欢。他向我约稿，我说：“你就拿这个去发表吧。”他十分惊讶地喊道：“老天！如果我这样做，我的杂志连同我本人就会一起被烧掉。”因此到现在我这本书还没有出版。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思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因此我把这本书暂时放到一边，相信只要书中包含着真理，我的劳动就不会是徒劳的，它迟早会从海底浮到海面。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我要做的是，把我信仰基督教之后新的世界观介绍给俄罗斯读者，因为根据近年来同人们的谈话中我发现，这种世界观并不盛行，将它诉之于人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的这篇笔记几乎相当于我在乡间隐居期间的生活日记，我只是把发生的事情如实写来，不添油加醋，更不会无中生有。我所写的一切都要经得起检验：时间、地点、姓名、人物都是真实的，对发生的事件不作任何选择，按照它们发生的顺序写下来，只要我有足够的时间。
（1881-4）
前几天一位女士向我提问：为了有益于人类，她应该怎样做？这是一个我经常听到的虚假问题。同她谈话后我明白了，人们之所以普遍受苦受难，并不在于他们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而在于他们不是依据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他们往往把他人高于自己的信念当成自己的信念，最为常见的是基督的信念。由于他们根本不可能依据他人的信念生活，这样一来，他们过的生活既不是依据他人的信念，也不是依据自己的信念，而是根本就没有信念。我奉劝这位女士不要依据我的信念生活（她是想这样做的），而是依据她自己的信念生活，然而她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自己有没有信念。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人们最为需要的就是培养自己的信念，把它搞清楚，然后依据它去生活，然而他们通常是把自己难以达到或者完全不相干的信念当成自己的信念，过着一种实际上是没有信念的生活，却装着是在依据某种信念生活的的样子，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因此，在我看来，那些只是贪图日常生活享受而不妄发议论的人，要比那些空发议论而实际上毫无信念可言的人好得多。前者以后还有可能培养自己的信念，而后者则永远没有可能，除非他们能够回到前者的状态。
（1888-11-23，莫斯科）
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现在我正在经历第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一个人活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如吃喝玩乐、打猎、追女人、讲虚荣、妄自尊大，他的生活被这些东西占得满满的。30岁前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此后是第二阶段，我开始关注人们的幸福、全人类的幸福，在开办学校时这种关注达到顶点。建立家庭后这种关注有所减弱，后来我感受到自己生命之空虚，这种关注又变得强烈起来。我的所有宗教思想都集中在追求人们幸福之上，也就是为实现天国而作的努力之上。这种追求就像以前我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一样强烈，充满了我的生命。现在我感到这种追求没有那样强烈了，没有充满我的生命，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我得重新审视以前所做事情的好坏，包括给予人们物质上的帮助、同酗酒现象作斗争、同政府和教会的迷信活动作斗争等等。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中有新的基础生长或分离出来，它取代了以前对人们幸福的追求，同时又包含着这种追求，就像以前对人们幸福的追求中包含着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一样。这种新的基础就是服务于上帝，实行他的意志，这一意志体现了上帝的本质。
（1889-10-31）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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