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11岁时,有个叫沃罗津卡的孩子,是个中学生(后来他很早就去世了),在一个星期天来到我们家,告诉我们学校里的一个大新闻:上帝并不存在,我们学的全都是没有根据的东西。我还记得,几个哥哥对此很感兴趣,也把我叫上一起讨论;我们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
哥哥德米特里上大学时,因为性格的缘故,突然一心信教,参加所有的礼拜和吃斋,生活淡泊。于是家里人包括那些大人都拿这来取笑他,还给他取了一个“诺亚”的绰号。记得喀山大学督学常常邀请我们去参加他家的舞会;他竭力劝说拒绝跳舞的哥哥,说大卫当年也在方舟前跳过舞。当时我跟大家一样,对哥哥持嘲笑的态度,还得出结论说:教义应该记住,教堂应该去,但不必把这些太当回事。当时我还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对宗教的嘲讽并未引起我的反感,反而让我高兴。
我离开了宗教,就像那些受过类似教育的人的情况一样。我们生活着,但我们的生活原则跟宗教教义不仅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而且与之对立。人们的社会交往跟教义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个人生活中也从不根据教义的原则办事。如果说人们还信奉宗教教义,那也是将它高高挂起,远离实际,与生活毫不沾边。
我们无法根据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和事业情况来判定他是否信仰宗教。有些人尽管公开宣称信奉东正教,他们大都愚蠢、冷酷、缺德、自负;而那些宣称不信教的人反而大都聪明、坦诚、善良、高尚。
从读小学起,就要让学生学习教义问答,并且让他们去教堂。当地官员还得提供领圣餐的证明。然而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由于不再学习,也不担任公职,几十年来几乎忘记了自己还信奉基督教,而且是东正教的信徒。
因此,宗教教义本来是建立在人们信任并有外力支持的基础上,却由于与之对立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影响而逐渐式微;然而那些年岁较长的人们自以为还保留着童年接受的教义,却不知它已经消失于无形之中。
C先生十分聪明,待人诚恳,他对我说了是怎样不相信宗教的。大约26岁时,一次他打猎后宿营,在睡觉前开始做晚祷,这是他打小就养成的习惯。同他一起打猎的哥哥躺在干草上看着,待他做完这一切后问他:“你还一直做这个吗?”他俩没有就此继续谈下去。在这以后,C先生就再也没有做祷告和去教堂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了哥哥的想法并且同意,也不是因为自己有了某种新的决定;而只是因为哥哥的那句问话,就像在一个本来就要倒的墙上再轻轻地推了一下,墙就轰然倒坍了。哥哥的话向他表明,他的祈祷、画十字、礼拜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而这意思本来就蕴藏在他心中。一旦被点破,他就再也不能继续这样做了。
在我想来,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这样的,我所说的是像我这样有教养的人,也就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而不是那种把信仰当作牟利手段的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相信宗教。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宗教信仰就像一座冰雕的大厦,在知识和生活的阳光照耀下,很快就溶化掉了。我们有些人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而另一些人则以为这座大厦还存在。
我跟其他人一样,丧失了童年学得的宗教教义;不过有一点区别:由于我开始阅读和思考的时间很早,我对教义的否弃是完全自觉的。从16岁开始,我就不作祷告了,也从不主动去教堂,不作斋戒。我不再相信小时候学得的一切;我仍然有着某种信仰,但我说不清楚它是什么。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我不否定上帝的存在,然而我并不清楚这是怎样的一个上帝。我也不否定基督及其学说,但我也不清楚它的实质是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信仰,也就是除了动物本能之外推动我前进的力量,就是相信完善。但这种信仰仍然比较模糊,对于完善的本质和目的,我都是不清楚的。当时我尽力在智力上完善自己,只要做得到的和生活所要求的,我什么都去学。我还通过培养意志来完善自己:制订生活规则,增强体能,做各种体操,锻炼灵活性和耐受力。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完善。当然,最根本的是道德上的完善,然而不久就被所谓的一般完善所代替,那不是在上帝面前表现自己,而是想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最后发展为想要出人头地,也就是要比他人的名气更大,地位更显赫,财产更富有。
——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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