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这是深冬的宣言。
饥饿，这是生命的贫血信号。
愣愣地望着鱼贯般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靳洪那只插在裤兜里的手又不由自主地攥紧着，攥紧着……攥得手指关节格格地响，神经磁磁地痛。他希望紧攥着的是一块面包，几个大饼，如果是三明治、汉堡包、麦当劳自然更好，当然最好是五六百块钱，这样，他可以安慰一下肚子里面造反的饥饿虫，甚至还可以返回老家去。 离开家乡快两年了，靳洪想回家，梦中都在想啊，可梦总是那么遥远，两手空空的他，总也打捞不到任何希望。
其实此刻，靳洪手中攥紧着的，不是什么，正是钱：一张十元纸币，两个一元硬币，五个一角臬币，统共十二元五毛，这是他目前全部的财产。他从广州带过来的几百元钱，已在无谓的奔波中失去了份量，减少了额度，只剩下这么一些了，他生怕一放手，这笔唯一的财产会倏然从他的指缝间消失。
那……那将意味着什么？ 他不敢往下想了，想下去的结局太可怕了，可不想还得想啊，因为身上感受着的寒冷与哄闹不停的饥肠，正在残酷地警示他：生命是不能轻慢的。
是啊，对于一个流浪汉来说，生活实在太现实了，现实到一碗饭，一件衣，一个坑头……
又到黄昏，靳洪神情沮丧，步履蹒跚，不知不觉又转回到莘庄地铁站。随着一列地铁呼啸开过，地铁口很快涌出一班五颜六色的人来，匆匆忙忙之后，又很快灰烬般散去，次第放亮的路灯，把簇拥到身边的暮色推得远远的。
寒冷继续。风磨快刀子，剜他脸上的肌肤，还跟小偷似的钻进他的袖管、领口，盗窃他身上生命的能量，靳洪第一次真正领会到了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沉重含义，他如今就陷入这种境遇里。虽然行人摩肩接踵，周围万家灯火，他却像是走在无人的墓场，找不到安身的方向。
“喂！你哪来的？”路灯下，迎面走来两个巡警模样的人，语意与脸色跟冬天是同一种颜色。
见他张惶不安，一个巡警瞪着一双水泡眼厉声呵斥：“册那！问你呢，聋啦？”
这是靳洪来上海后第三次接受这样的盘问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没有身份证、暂住证……仿佛在审问一个落网的疑犯，态度煞是凶横。
靳洪梗起脖子，没好气地回应道：“我才来，还没办证呢。”他知道办一本暂住证麻烦不去说，还得花销不少钱，什么卫生保洁费、治安管理费，什么务工证、计生证，结了婚的还要结婚证，缺一样不可，就仿佛他们是传播瘟疫与暴乱的胚种，岂有此理得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那你的车票呢？”巡警依然不依不饶。
靳洪索性双手一摊：“丢了！”
“咋弄丢的？”声调是一味的严历，如同辣椒水里泡制出来的。
“咋丢的！还不是让车站检票的给收去了。”靳洪捺着性子说，“我是来打工的，又没处报销，留着干吗用？你们给报销吗？”
两个巡警又重新打量了他一番，觉得他确实不像一个坏人，纠缠下去也觉得没必要，才骂骂咧咧地走开了。临走时还撂下一句话：“明天抓紧办证去！”
是啊，明天是一个多么切近，又多么遥远的概念！
大上海已全然不是靳洪憧憬中的诺亚方舟，它只是一块冰冷的绝地，一个荒凉的孤岛，一段枯燥的传说，毫无生命的味道。
奔向新生活的热情，已在一连串碰壁中蒸发掉了，而且，荡然无存。
懊恼中，手又不由自主地握紧了裤袋里的十二元五毛钱，他似乎听到了纸币和硬币磨擦碎裂的声音，好像在低咽，又似在亢奋。
难道……难道就这样轻松而简单地结束自己？从此生命不再演绎故事？
不！我不可以这样！他呐喊。娘要用我赚的钱去医治病痛，小飞要用我赚的钱去念完大学，小梅还在苦苦地等着我，盼我回去成亲，我是不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倒下去的。
靳洪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办法一定会有的，可是办法又在哪里呢？不说上面的一大堆奢望，就看自己目前的处境，还能找得到自救的办法吗？
一个不能确保自己生活的人，凭什么去保全亲人？
一阵寒风过来，靳洪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透过冰凉的视网膜，撩入眼睑的竟都是一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它们恬恬地躺在男人的腰包和女人的挎包里面，躺在商店的收银台和银行的保险柜里面，这之间的距离，于他已不是畏途，更不是阻隔。
梦幻般的感觉蒸腾起来，眼前的景象生动起来。
原来捞钱还有别一种途径。
他开始相信电视里、书报上出现的抢劫的故事是源于生活的，生活中没有像自己这样充满危机感的人存在，新闻媒体也许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光凭一些抽象的说教去图解生活，美化政治，讴歌形势，谁感兴趣？
生活毕竟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大事，不能生活就意味着要反叛生活，虽然反叛是痛苦的，无奈的，但若反叛能改变一切，那又有什么不可以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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