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是希望能在家里找到一本像母亲夹鞋样那样的画报，或者其他的什么书来。趁母亲不在家时，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那本夹鞋样的画报，终于找到了一本小书，是母亲上扫盲班时的教材，只有我们教科书一半大，绿色的封面，很薄，里面的字大多是我学过的。

　　那时，三叔正上中学，可我不敢翻他的东西，二叔已经初中毕业参加工作了，但二叔非常不喜欢我，对我总是本着脸，非常严肃，我见到他就有点像老鼠见到猫，尽量让自己无声无息，更不敢问他要书看。我发现奶奶都是用三叔和二叔用过的作业本来做手纸，而且放一整本在厕所里，谁用谁撕。那里面常常有二叔或三叔的作文本，有时也有祖父从单位拿回来的旧报纸。于是，我常常找机会去奶奶家蹲厕所，借机阅读奶奶家用来做手纸的这些本子和偶尔才会有的旧报纸。

　　有一次，我看到二叔写的一篇作文，是记述班里学生帮邻村收割小麦的事情。开头就是毛主席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才说今天要到某某村帮农民收麦子，心情怎么样，看到的麦子怎么样，突然又来一句“毛主席说……”，然后再接着上面写，几乎每一段都有一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可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老人家说的话与收麦子有什么关系。那篇文章让我看得满头雾水，长大了，我才明白，那是特殊 时期的特殊要求。

　　奶奶的堂屋后墙上贴着一张彩绘的画，三叔站在画下指着画对我说：“那是长城。”，画上是一段弯弯曲曲的长城城墙，城墙的边上是缤纷的树木。我当时还不知道“长城”是什么，我们当地把蛇叫“长虫”。我仔细端详着那幅画，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它与“长虫”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长虫”的肚子被剖开后的样子。带着这样的疑惑，很多次独自一人站在画下仔细地仰视，从没想过去问问三叔。

　　我喜欢看书，我还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四老头就喜欢讲故事。冬天，太阳好时，四老头就会靠在他家屋前的麦草垛上晒太阳，附近的几个老头也会凑过去，四老头就会用他那有点娘娘腔的声音讲古，就是讲历史故事。我也会凑过去，但又不敢靠得太近，一般会站在离他们四、五米远的地方聚精会神地听。

　　农闲时，镇上的电影队会走村串户地放电影。有时是村里集体包场，有时是有喜事的人家包场，比如结婚，或老人过寿，生活殷实的人家就会包场电影。谁家包电影或是哪个村子包电影，消息很早就会传开。有电影的晚上，晚饭就会吃得特别早。小孩子结好伴，还要跟着爱热闹的大人，浩浩荡荡地向放电影的地点进发。若是在本村，银幕还没搭起来，我们就已经搬好凳子，占好了位。但多数是在外村，有的村子离家十余里，我们一样浩浩荡荡地开过去。

　　有时，也会有人误传消息，一队人马兴致勃勃地开到传说中的那个村子，村子里一片寂静，除了几声欢迎的犬吠，根本没有电影。领头的人不甘心，继续带领我们向更远的村子进发，越走心里越没底。因为一直也没听到很响的电影的对白和音乐。天已经很晚了，大人们便骂骂咧咧往回走，而孩子们还是兴致极高地追逐打闹。

　　有一次，东庄放电影，我看着看着竟坐在电影场上睡着了，醒来时已找不到同来的伙伴和大人，幸好，他们走了没多远，有人发现我不在队伍中，大队人马赶紧返回来找我。东庄离我们村有五里多路，若是他们没及时回来找我，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

　　上四年级时，我们班小敏的爸爸在镇上的食品厂上班，食品厂的隔壁就是电影院。电影院是露天的，座位是用水泥砌的一个一个小凳子，上面用油漆刷上了号，一周放两次还是三次电影我已经记不清了，一张电影票有时一毛，有时一毛五。花钱看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小敏说可以带我们从食品厂翻墙头进电影院，不必买票。晚上，小敏、我、二丫还有小丽四个人来到食品厂，趁电影还没开演，在小敏爸爸的帮助下，从食品厂翻墙进入了电影院，躲在厕所里等电影开演。电影院的座位常常不能坐满，等电影开演后，我们还可以找到空位坐。有时，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会在电影开演之后，打着手电筒一个一个地查票，我们几个就赶紧躲到厕所里，等查完票了再出来。

　　我们村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五年级就要到离家六、七里的镇中心小学去上。但要通过考试，成绩合格了才能去上五年级，否则就只能在四年级留级，有的人也选择退学。我记得离四年级升学考试还有八天，镇上的电影院竟然天天都放电影，我们四个照样天天去看。有时母亲晚饭做得晚，我拿一个煎饼就走了，路上边走边吃。一次，弟弟听说我要到镇上电影院去看电影，吵着要跟我去，我不愿带他，他就哭喊着在后面追我，后来在二丫的掩护下才把他甩掉，晚上回家被母亲揍了一顿。那时看的电影，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如《上甘岭战斗》、《羽毛信》、《刘胡兰》、《庐山恋》、《瞧这一家子》、《乔老爷上轿》等，对于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电影成为我最高级的精神享受，给了我不少的文化艺术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