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把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写入党章，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和制度创新；其立意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严管与厚爱结合起来。应该说“四种形态”是根治腐败之病的基本途径，也是一副良药。但在实施过程中，有些“患者”大有抵触情绪，对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十分反感，对一般性的轻处分或组织处理也不当一回事；不收敛、不住手、我行我素，直致酿成大错坠入深渊。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扁鹊医术时写道：“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这番记述即说人之所忧，在于疾病过多；而行医者所忧，在于治疗手段太少。所以疾病有六种不能治：骄横狂恣不论世理的人，这是一不能治；轻视身家性命却重视钱财不舍得花钱治病的人，这是二不能治；衣着饮食已经不堪享受的人，这是三不能治；阴脉阳脉并乱，五脏气血不调的人，这是四不能治；形体羸弱已经不能服药的人，这是五不能治；信奉巫士而不信行医者的人，这是六不能治。

　　司马公的“六不治”之论发人深省。一不治实质说不守常理、不走正道之人；二不治实质说要钱不要命的人；三不治实质说最基本的生命需求已经消失的人；四不治实质说体内阴阳失衡错乱不堪、无由治起的人；五不治实质说药物难进、失去治疗基础的人；六不治实质说观念错乱、走上邪道的人。一、二、六不治是主观因素，三、四、五不治是客观因素；主客观参半，可见司马公之公允。

　　对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无关痛痒一意孤行者，应好好思想司马公的“六不治”。任何一种治疗都是主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过程。你一概拒绝世事正道，在疾病面前讳疾忌医骄狂无度；该配合治疗却不配合，甚至轻视医者，那么你的病就将没法治。你爱财不爱命，病入膏肓扔抓钱不止，即如遍鹊之类神医也无奈。你不相信科学、不相信医生，在病发之际却算命打卦信奉巫术邪道，那只能自取灭亡。“六不治”的三种客观因素，实质指患者已达不可就药地步；启发患者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以避免不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