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柳林河血腥大屠杀

　　1931年5月的一天，天色阴沉，西风飒飒，愁云惨雾，欲雨不雨，四周的群山在漫天迷雾笼罩下若隐若现。王焕庭指使团丁们将近几天抓到的共产党员、赤卫队员、革命群众、赤卫队员的亲属共86人，有的戴上脚镣手铐，有的五花大绑，用绳子一个接一个地串连起来。马连长的士兵们都全副武装，如临大敌，在通往柳林河的路上密布岗哨，禁止老百姓通行。刽子手们驮着大刀，团丁们扛着长枪、土铳、铁耙，押着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向着柳林河滩刑场走来。一路上，国际歌声响彻云霄。

　　到了柳林河滩，士兵、团丁们将两人一组背靠背地绑在一棵大柳树上，86人绑在40多棵柳树上。王焕庭、马连长、徐宪伍、团防参谋汪金乔等人亲临现场监斩。刽子手有王绍文、王兴祥、王凤有、王火德等人，脱掉上衣，以免血溅脏衣服。李芳即兴高声吟诗一首：“柳林河畔成刑场，八十英雄气冲天。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碧血在人间。”李镜人带领众人高呼口号：“革命胜利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英雄断头不投降！”声震大地，气贯长虹，高昂激烈。刽子手们被惊天动地、不绝于耳的口号声吓得浑身抖颤。王焕庭大声命令道：“杀、杀、杀！”刽子手们急忙挥舞着大刀，一刀一个首级，顿时，86颗人头掉下地来，血喷柳林树枝，血染柳林河滩，制造了第五次柳林惨案。王火德第一个砍下了李芳的首级，因为他们父辈曾有仇恨。党小组长汪记发一家五口被杀害。汪记发兄弟三人革命，他是大哥，二弟汪水先和三弟汪三先都是赤卫队员，他们都在山洞里被抓住，在柳林河被杀害。他的父亲汪友喜参加劳工队，帮赤卫队员种田，也被杀害。他的母亲是农村妇女，敌人说她三个儿子都是革命的，也把她杀了。革命家属70多岁的王谦德和80多岁的王四火都被杀害。12岁的儿童团员王淼星也被捆在树上杀害。革命群众王金涛夫妇被杀后，他一岁多的孩子哭着喊妈妈，被王焕庭一脚踢到河里淹死了。此次被剖腹挖心肝的有王带一、陈玉树、吴正洪。拿心肝回家炒着吃的有王兴祥、王绍文。轰轰烈烈的黄梅革命运动第三次转入低潮。

　　阳历5月即阴历四月天气，正是“一晴一雨路干湿”的多雨季节。霎时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了一阵倾盆大雨，雨水冲走血液，流入河中，染红了柳林河。正是：赤县风雷震鄂东，英雄血染战旗红，冰消雪化春无限，浩气长存宇宙中。

　　这天夜晚，王焕庭对中队长王绍文说：“明天把兵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逐塆子去抓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跑了的就把他们的亲属抓来；另一部分去搜西山。对十万洞、白石洞、八岩洞、严家岭洞，都要逐一搜查。”王绍文说：“西山我去过两次，土地庙以下的山林常有人采伐，砍柴放牛，林木稀疏。土地庙以上的山，多年未砍伐，那里森林茂密，荆棘丛生，刺藤缠绕，密密的巴茅林钻不进去。那些洞都在高山上，很难寻找，不如放火烧山，烧出一条路来。”王焕庭说：“行，躲在山上的可以烧死。从明天起，一次不杀这么多，一天杀三次，一次杀一打（12个）。”

　　第二天，徐宪伍与马连长带着一队兵丁逐塆子去抓人，王绍文带着一小队团丁去烧山。王绍文等人来到土地庙，在庙后深山老林点起一把火。正是农历四月季节，新枝新芽已吐出，枯草、枯巴茅一点就着，火随风势，风助火威，山林烧得劈里啪啦直响。他们又到另外几个地方点起火来，火越烧越大，直往深山老林烧去。

　　烧了两日两夜，火头已进入蕲春地界。这一天，徐宪伍带着一部分团丁去塆子里抓人，王绍文领着一部分团丁与马连长的部队一同去搜山。高山上，巴茅、杂草、杂柴、刺藤全都烧光了，留下的是一根根被烧得黑乎乎的树干和柴棍。在一个团丁的引领下，他们来到高山悬崖边找到了十万洞，洞口乱石嶙峋，可容一人弯腰而入。传说当年唐朝王仙芝领导农民起义，队伍在洞内躲藏着，因官兵没有找到洞口，躲过一场劫难，从此得名十万洞。据说洞长二十余里，中间还有一个大场。洞内漆黑，本地人也没有谁进洞探寻过。王绍文派一个团丁下洞探寻。这个团丁摸索着往前走，走了一段，只听得大叫一声，头被石头砸中死了。另一个团丁进去，拉着他的两条腿往外拖，拖出来见他满头是血。

　　马连长叫机枪手架起机枪往洞里扫射，因为洞道弯弯曲曲的，丝毫不起作用。马连长又命人往洞里扔手榴弹，只炸起了几块石皮，石洞固若金汤。王绍文对着洞内大喊：“快出来，不出来就把洞口堵死了。”喊了几遍，里面没有回应，只听得洞里砰的一枪，打在王绍文的肩胛骨上。

　　两个团丁为王绍文包扎伤口。王绍文说：“把附近的大石头都搬过来，把洞口堵住，让他们饿死。”团丁们七手八脚地把附近的大石头搬过来，把洞口堵死了。王绍文被两个团丁用带来的担架抬着，与兵丁们一起下了山。

　　第二天，徐宪伍带着部分团丁与马连长的队伍一同出发，去搜寻白石洞。白石洞在崇山峻岭之中，路途遥远。他们走了半晌，才到洞前，两块大白石矗立在洞旁，洞口可容一人爬进去。机枪手端起机关枪对着洞口扫射一阵，大声喊：“出来，快出来，不出来就扔手榴弹啦！”里面毫无动静。徐宪伍叫一个团丁钻进去看看，这个团丁爬着进了洞。不一会，只听得大叫一声，就无声响了。徐宪伍派另一个团丁爬进去，拉着他的两条腿出了洞，只见那团丁的后脑壳被石头砸了一个洞。

　　徐宪伍派一小队的团丁下山，到山脚下的塆子里，强迫八个农民送来八担稻草。他们把稻草堆在洞门前，撒上带来的硫磺和辣椒粉，点着火，四五个团丁用从塆子里找来的蒲扇往洞里扇。洞内的人见刺鼻的浓烟往洞内熏，两个穿厚棉衣的赤卫队员背靠着洞道，紧贴着在一起。浓烟进不了洞道，往外直滚。稻草烧完了，没有一个人出来。马连长说：“用大石头把洞口堵住，让他们在洞里饿死。”徐宪伍说：“不，我们要抓活的。”说着，在马连长的耳边嘀咕了一阵。

　　这天夜晚，山林幽深，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西风萧瑟，万籁有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复幽，夏蝉悲鸣对明月，萤火闪烁照夜空，（用古诗写景），无数蛐蛐儿唧唧地竞相鸣叫，偶尔“扑棱”一声，随着一声尖叫，夜鹰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上。洞内26个人商量开了：洞已被敌人发现了，明天必定还会来清剿，也不知明天会耍什么样的花招。趁今晚敌人退了兵，我们半夜后出洞，跑到宿松去，跑远一点会安全一些。洞内有个叫陈洪才，党员，赤卫队分队长，他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出洞。陈洪才叫大家带着武器和剩下的干粮，如遇上敌人，就分散突围。深夜，陈洪才第一个爬出洞口，后面一个接一个地往外爬。都爬出来了，陈洪才走在前面领路，后面一个跟一个地小跑着。走出了荆棘丛生的无路山林，走上山间小路，听见前面砰砰几声枪响，陈洪才大喊：“同志们，分散突围！”顿时，人们纷纷逃散，向不同的方向各自突围。可是，敌人早已布下罗网，又人多势众，除打死两个人外，其余的都被逮住了。敌人把他们一个个五花大绑，押着往回走。

　　接连几天，敌人又搜捕了八岩洞、严家岭洞等处躲藏的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凡是被逮住的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都被团防杀掉，一天杀三次，一次杀一打（12人）。王焕庭匪徒在柳林河杀人，往往是先施以各种酷刑，折磨到半死再杀。其中一种酷刑是毒打，匪徒们用一端劈开的大竹片打人，打下去夹着肉拉上来，皮肉翻裂，鲜血淋漓。一种是吊打，把两手反绑倒吊起来，身上压几块砖，一打一摆，等不省人事时，再拖到河滩杀害。有时一天杀的人多了，就把人绑成一大排跪着，刽子手用大刀一个一个地砍头；或把人反绑在大树上，刽子手用铁耙挖开脑壳。有的先斩手指，再烧头发，然后用刀砍头，赤卫队员王官保就是这样被杀害的。更惨无人道的是：有的先开膛剖肚后砍头，拉出肠肚，装进石子，心肝被刽子手割下拿回家煮着吃了，陈昌年、王带一、陈玉树、吴正洪、王正求等人的心肝被刽子手煮着吃了。那些女烈士死得更惨，年仅17岁的区妇协宣传委员胡赤群，被刽子手剥光衣服，用带刺的杉树棍捅绞阴户而死。年仅16岁的区少先队女宣传员陈旺弟，被敌人用铁丝穿着双乳押解游行示众，然后杀害。烈士们的遗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柳林河。据1931年4月至6月三个月的统计，在柳林河共杀960余人。前后四年共杀了1500余人，杀绝户的有300多户，老铺村仅老屋塆不足一百户的塆子就杀绝了70多户，塔畈村畈上屋一个塆子杀绝了63户。

　　因王焕庭屠杀革命有功，又与当时黄梅县保安大队长马耀奎（此时已由中队长升为大队长）交往甚密，不久他被升任六镇（东山、卓壁、停前、古角、张林、龙坪）联防团总，设在一天门。那时黄梅县共有36镇，18个水镇在湖边或江边；18个旱镇在山区或平原。全县六分之一的地盘，相当于解放初两个区的范围，可见他的权力有多大。王焕庭走后，柳林团总是徐宪伍，副团总是王绍文。三个月后，才有亲属上山搬掉十万洞口的石头，饿死的人在洞内一个接一个地躺着，拖出来共有四十多具尸体，一个个怒目圆睁，死不瞑目，制造了第六次柳林惨案，最后由亲属或族人把他们埋了。

　　正是：横目怒视旧世界，来生喜看新柳林。

　　二十二 王焕庭作恶多端终有报

　　王焕庭上任没多久，有一次，他回到古角镇的老家，此行的目的是为收取古角镇的治安费，因为六镇联防团团丁的工资和开支是六镇分摊负担的。古角原镇长因反共，被赤卫队捉去杀了，一直无人继任。古角镇共有六保，由保长到各土豪家中收取，他要亲自到六位保长家中收取治安费。

　　这一天，他带着一个助手来到第一保保长汪月波的家，向汪月波说明来意。汪月波说：“这个季度的治安费还有少数没有收上来，您如果要钱急用，我把已收上来的先交给您，下差的等两天我收取后送到您家去，行吗？”王焕庭说：“可以。”

　　汪月波的妻子端来一杯茶，放在王焕庭的面前，说：“王团总请喝茶。”王焕庭瞟了她一眼，不禁心花怒放，笑着对汪月波说：“你老弟艳福不浅，娶了一个天仙般的女子，可喜可贺。”汪月波说：“团总取笑了，她是我新婚的妻子，姓胡，农家俗女，哪能比天仙。”又嘱咐妻子去做饭，留团总在家吃午饭。王焕庭想多看胡氏几眼，也没推辞。

　　他们闲聊了一阵，饭熟了，王焕庭和助手被汪月波留着吃午饭，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王焕庭醉眼迷离地盯着胡氏不转眼，胡氏羞红着脸退到厨房去了。助手扶着团总回了家。

　　王焕庭从汪月波家中回来以后，竟神不守舍，丢魂落魄似的。但凡财大权重又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他的性爱是欲壑难填的，或者说是见一个爱一个。凭王焕庭的卑鄙和小聪明，要强占别人的妻子是易于反掌。

　　两天后，汪月波来交下差的治安费，王焕庭对他像兄弟一般，海阔天空地闲聊一阵，又留他吃午饭。两人对酒高谈阔论，一杯接一杯地干。汪月波是文弱书生，王焕庭是赳赳武夫，汪的酒量哪里是王的对手。王焕庭乘着酒兴，一个劲地劝酒，汪碍于情面，不便推辞，也一个劲地干。不一会儿，汪月波喝得酩酊大醉，王焕庭唤一个团丁扶他到房里床上休息。

　　王焕庭对团丁耳语了一阵。团丁跑到汪月波家，对胡氏说：“大嫂，你的丈夫在王团总家喝醉了酒，不省人事，你快去看看吧。”胡氏跟着团丁急忙跑来，两家相距约两里路，不一会就到了王焕庭的家。团丁把她领到王焕庭的一间密室，自己就出来了。王焕庭把门一闩。胡氏说：“王团总，我丈夫呢？”王焕庭一声奸笑说：“要见丈夫，先把衣服脱下！”说着，拿起白晃晃的刺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吼着，“快，自己脱，不脱刺刀就要见红了。”胡氏吓得颤抖抖地脱下自己的衣服，王焕庭强奸了她。

　　汪月波酒醉醒来，已是半下午了，他问身边的团丁：“王兄弟，王团总呢？”团丁说：“王团总也喝醉了，在房里休息，你不必惊动他。”汪月波向团丁告辞回了家。

　　他回到家，不见妻子，问妈妈。妈妈把团丁来到家，妻子与团丁去了团防的事说了。他急忙去团防（此时团防已迁到王安仁祠堂去了，团防即是王焕庭的家），找王焕庭要人，被一群家丁一顿棍棒打了出来，打得他面青头肿，浑身是伤，一颠一跛地回了家。

　　第二天，汪月波约汪金乔、田县国（田孝先的父亲）二人来家吃饭。汪金乔是他亲房的叔叔，又是王焕庭的得力参谋。田县国是当地的大土豪，财富不亚于王焕庭，是地方说话最有权威的绅士。汪与田有莫逆之交，请他俩鼎力相助与之周旋，劝说王焕庭放了妻子胡氏。

　　在两位头面人物的周旋劝说下，第四天，王焕庭终于放了胡氏。胡氏走在回家的路上，路旁住户的女人用异样的眼神盯着她，盯得她不停地打着寒颤。那时女人把贞节名声视为第一生命。常言道，男儿宁可流血不流泪，女人宁可舍命不失身。她自觉无颜去见丈夫和邻里，走着走着，心乱如麻，见路边一口塘，仿佛一切都得到解脱，她一纵身跳了下去。

　　人们把胡氏的尸体打捞上来，汪月波和许多人都围着痛哭不已。这件事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不仅引起汪氏家族对王焕庭的仇恨，也引起地方土豪劣绅、群众舆论对王焕庭的不满。其中有两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一个是古角镇大土豪劣绅田县国，他与县长桂鹏九是朋友。另一个是劣绅陈昌顺，他是陈昌年的三弟。前面说过，陈昌年是蕲黄广三县交通组长，被王焕庭抓住杀害，还开膛剖肚，挖走心肝。他家有兄弟五人，昌年老二，昌顺老三。陈昌顺与县长桂鹏九是姑表兄弟。当年，王焕庭杀陈昌年之前，桂鹏九曾派人去向王焕庭讨保，请王焕庭放陈昌年一马，留他一条性命。王焕庭竟没准桂县长的面子，还是把他杀了。一个县长在下属一镇团总的面前保不住一条人命，丢了多大的面子。因为王焕庭杀的是共匪，王焕庭又与县保安大队长马耀奎是一个鼻子出气，有马耀奎撑腰，桂鹏九也不便给王焕庭小鞋穿，不过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积怨。

　　田县国与陈昌顺商量着，并且备了一份厚礼，以走亲戚朋友的方式，秘密地来到县城桂鹏九的家，两人向桂鹏九诉说了王焕庭的罪行。桂鹏九对马耀奎、王焕庭横行霸道，目中无人，早就心怀不满，于是为他俩人出谋划策：

　　你俩回去写好一份关于王焕庭在马耀奎的支持下所犯罪行的联名诉讼状，经过他签意见后，再送到州府去告状，让州府去抓他们。

　　两人走后，桂鹏九又备了厚礼去蕲春县，与蕲春县长打通关节，因蕲春县长与黄州知府是亲戚，要他从中帮忙。

　　田、陈俩人回来后，由文人田县国执笔，写出了王焕庭的罪行：一、他在宿松杀人越货，抢劫钱财。尽管这一条罪状没有证人证词，但可用反证法推断，如果他没有杀人劫财，一个只识几个字的穷得叮当响的长工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富豪，钱从何而来？也是大笔财产来源不明罪；二、夺人宅基，占人良田；三、抢人女儿为妻，奸人妻子淫乐，致死人命；四、肆意杀人，滥杀无辜，短短的四年中，古角镇杀了1500余人，杀绝了300余户，大批的百姓被杀，70岁、80岁的老人被杀，一岁半的孩子被杀，他们何罪之有？一个山区小镇总人数约4万人，杀掉百分之四，杀人还要被害家属交刀手钱，杀兄弟，卖妯娌，今古奇闻；五、手段残忍，男人开膛剖肚，掏出肠肚，装进石子，割走心肝煮着吃，女人割掉乳房或捅阴户，惨绝人寰，无所不用其极，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不胜枚举。诉讼状最后说，当今社会不是封建专制的社会，更不是土皇帝统治的社会，是实现民权、民主、民生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的时代，王焕庭罪孽深重，罄竹难书，十恶不赦，死有余辜。

　　田县国揣着状词与陈昌顺游走古角镇各土豪、劣绅、保长家，让他们在诉讼状上签名按手印。此时王焕庭已是天怒人怨，完全丧失了生存的根基，有30多人在诉讼状上签了名。

　　田、陈、汪金乔等人开了一个秘密小会，这一状告到州府，告准后州府必定派公差来抓人。王焕庭会闻风而逃，逃到远处躲藏起来，也许几年都抓不着他。不如事先派一个人给他报个信，劝他躲起来，从而可知道他逃的去向。大家认为有理，把任务交给汪金乔。因汪金乔侄媳妇被淹死，与王焕庭有怨；汪金乔又是王焕庭的参谋，王焕庭信任他。

　　田、陈二人揣着联名诉讼状去拜见县长桂鹏九，桂鹏九在诉讼状上批示：因县保安大队长马耀奎与古角镇团总王焕庭狼狈为奸，营私舞弊，事关重大，本县长权力有限，盼州府定夺。

　　田、陈去黄冈州府，向知府呈上诉讼状，知府看完诉讼状，拍案而起，大骂匪徒，杀人成性，无视国法，当即批下文书，派出公差，捉拿马耀奎和王焕庭。

　　这天夜里，汪金乔走进王焕庭的房间，对王焕庭说：“今天我有事去了县城一趟，听到人们议论说，县里有人把马耀奎和你向黄州府衙告下了，说不定近几天府衙派公差来抓人，我看你明天赶快逃走吧。”王焕庭与他商量往哪里逃好。汪金乔说：“黄冈州府所管辖的县不能藏，要往宿松县跑，宿松与黄梅隔省隔县，躲在那里安全。”汪金乔接着问：“宿松县你有亲戚吗？”王焕庭说：“有个堂妹，在宿松县城东郊吴家塆。”汪金乔说：“堂妹家最好，又安全，生活上又有人照料。”一个粗鲁莽夫，哪能识破文人定下的计谋。

　　府衙公差和抓捕文书到了黄梅县，要黄梅县衙协助抓人。桂鹏九说：“马耀奎和王焕庭躲在宿松县城东郊吴家塆王焕庭的堂妹家。”公差们听说，不敢延误，在县衙匆匆吃了午饭，与县衙公差一起换了便装，就赶往宿松县城。

　　到了宿松县城，天色已晚，他们在一家客栈里住下来。与他们同住一店，有个算命的瞎子和一个牵命的大孩子。公差头头见了，灵机一动，心生一计。他与瞎子说了一阵，要他配合。瞎子知道是公干，也只好点头应允。

　　第二天在店内吃过早饭，一群人分几批先后到了东郊吴家塆，在塆前两个茶铺坐下喝茶。公差中一个年纪最小的小伙子，装着牵命的，牵着瞎子在塆子里沿门逐户地转悠，瞎子一面敲着小铜锣，一面叫喊着“算命”。一个塆子几乎家家门前都转过了。最后来到一家门前，牵命的小伙子见这家堂屋里小凳子上对面坐着两个人，说着闲话，四五十岁的年龄，体魄健壮，相貌很像马耀奎和王焕庭的画像。他俩回到茶铺，小伙子带着便衣公差来到这一家，一拥而入，如瓮中捉鳖，抓了个正着。众公差七手八脚地用脚镣手铐把马耀奎和王焕庭铐上，押着他俩出了门。

　　依照州府的批文，公差们分别将马耀奎押到州府，将王焕庭押回黄梅县。不久，马耀奎在州府被判徒刑三年，两年后，家里送一笔钱到州府，提前释放回家。抗日战争时期，当了大汉奸。王焕庭被押回黄梅县，桂鹏九没有出面审理王焕庭的案件，他在幕后操纵，让他的下属去处理。在他的下属指挥下，差役们将王焕庭脱掉上衣，反剪双手五花大绑，倒吊在县衙后院的一棵大树上，用一端劈开的大竹片往死里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得他皮开肉绽，体无完肤，要他承认罪行。别的几条罪状，他都承认了，只有第一条，在宿松杀人劫财，打死他也不承认，也不说他捡到金银包。最后，差役们将他的头用绳子连在地上的一块大石头上，要他的头摆动不得。差役们搭着梯子，用十几桶烧开的水，从脚上往头上淋，被活活地烫死了，正应验了陈绍基母亲骂他不得好死。

　　王焕庭死后，他家的族人给他收了尸，他年轻的妻子嫁给了在柳林铺上开小商店的王进儒。

　　正是：作恶多端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王焕庭之死的素材，一部分是老革命干部汪怒安口头提供，一部分是陈昌顺的侄孙女陈习珍口头提供，她又是

　　听父亲讲述的。）

　　二十三 苏区丧失后柳林的革命星火

　　1931年夏黄梅苏区丧失后，原红九团政治委员余壮飞、黄梅县苏维埃经济委员会主任程国清等，先后有300多名黄梅县、区、乡的党员骨干，转移到江西省北部景德镇地区，与当时担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教育委员、黄梅籍党员干部柳真吾接上了头。柳真吾是黄梅县小溪山油铺西柳大屋人，大革命时期在黄梅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土地革命初期在黄梅参与组织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奉命转移到赣北景德镇地区，化名老张，不久担任乐平县委书记，后担任中共赣北特委委员，负责景德镇地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1931年3月担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教育委员，在方志敏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当余壮飞、程国清等一批黄梅同志到达时，方志敏派柳真吾到浮梁迎接，并安置这批黄梅战友，将他们组织起来，在浮梁县农村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1931年8月，在浮梁县西部的尤家岭建立了中共浮梁特别支部，书记余壮飞，副书记程国清。特支领导当地农民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和革命武装，发动武装暴动，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1932年10月，浮梁特支发展建立了中共浮梁县委，书记程国清，组织部长吕秀文，宣传部长石香成，妇女部长李丹香，都是黄梅籍党员。浮梁县委下辖的区乡许多领导干部也都是黄梅籍党员。

　　1931年下半年，余壮飞、程国清派柳林籍党员朱昔光同志（柳林朱家山人）从浮梁回柳林继续革命。1932年不幸被捕牺牲。

　　1931年5月，鄂豫皖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形势一派大好。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军委，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不久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7月1日成立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高敬亭任主席。11月7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总兵力达3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11月中旬到12月下旬，历时43天的黄安战役大捷，后来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鄂豫皖苏区进入鼎盛时期。

　　1931年8月2日，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成立中共英山中心县委，管辖鄂东，包括黄梅在内的9个县。黄梅县委书记陈运南。8月中旬，红四军南下蕲黄广，攻占广济县城，并攻打黄梅县城，因护城河水深，城墙坚固未能攻下。10月，红四军北上离开蕲黄广地区。黄梅一批党员在县委书记程运南带领下转移到英山县，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31年秋冬，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开展“肃反”运动。首先在红军中开始，后来扩展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造成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一大批忠于革命的党政军干部被诬陷为“改组派”、“AB团”和“第三党”分子惨遭杀害。黄梅县委书记程运南于1931年12月在英山县“肃反”中被错杀，使黄梅县委解体，基层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1932年秋，国民党军队占领英山县城，英山中心县委停止活动。黄梅党组织划归皖西特委领导。这时活动在皖南地区的黄梅籍党员骨干岳子樵、胡永寿经皖西特委同意，回黄梅活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因敌人势力太大，没有什么大的进展。1933年春，鄂豫皖省委也一度派人到黄梅活动，因国民党反动派地方统治严酷，也没有活动开。

　　1934年夏，鄂豫皖省委在鄂东的高木寨召开会议，决定在皖西和鄂东重建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以郑位三为书记的鄂东道委和以郭述申为书记的皖西特委。不久黄梅籍党员、浮梁县委书记程国清在鄂东道委的指示下，和麻城同志老戴、老韩从浮梁回到黄梅活动，在黄梅“四山”寻找失散的党员骨干。他们以大古岭地下党员胡少卿家为联络点，串联发动群众，恢复党的组织。同年5月，黄梅小溪山大古岭地区恢复了两个党小组。黄梅党组织恢复后，皖西的红军游击队经常到黄梅活动，在“四山”打游击。

　　1934年冬，红二十五军继红四方面军主力之后长征转移，离开鄂豫皖苏区，鄂豫皖省委将鄂东道委和皖西特委所属的红军游击队合在一起，重建红二十八军。从此，黄梅成为红二十八军活动的游击区。

　　1935年春，春气动，草萌芽，皖西特委派黄梅柳林籍的党员王童发、王振铎、刘再春等回到黄梅。他们先在古角、柳林、塔畈（他们是塔畈人）等地恢复党组织。四周皆冬色，一园独争春。后又在龙坪、小溪、考田等地恢复了一些党支部和党小组。此间，红二十八军游击队、便衣队在指导员曹继武的带领下经常到黄梅活动，指导黄梅党的工作，促进了黄梅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2月的一天晚上在柳林畈上屋成立中共黄（梅）宿（松）边区工委，书记王童发，组织委员刘再春，宣传委员王坤荣，军事委员王六一，秘书先王正明，后王振铎，全是柳林人。下辖老铺、塔畈、北冲（宿松地盘）、停前、卓壁等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00多人。不久，党领导重建革命武装，在小溪山老祖寺组建了蕲黄广红军游击队，开始只有20多人，队长刘驮子，指导员谭成谷。

　　1936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蕲黄广红军游击队。党组织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并协助游击队筹备弹药和粮食。蕲黄广红军游击队发展到120多人，配合红二十八军游击队，对敌英勇作战，攻打敌军碉堡，打击地主恶霸势力，斗争局面又红红火火。一次，在蕲春万家冲，由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主持召开军民干部大会，黄宿边工委委员和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出席，高敬亭讲话，高度赞扬黄梅县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搞得出色。

　　1936年4月，在中共皖西特委领导下，在蕲黄广地区建立了中共蕲春中心县委，书记鲁教瑞。在中心县委领导下，黄梅又恢复建立了4个区委；原黄宿边工委改为东区区委，书记王童发；南区区委，书记周老五；北区区委，书记胡永寿；还有下西区区委，书记张水保。党组织动员群众参军，使红军游击队不断壮大；组建了当地便衣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打击本地反动势力，保护照顾好红军伤病员。有一次，红二十八军游击队在黄梅小溪山大古岭作战，有一位姓娄的战士负伤，被敌人抓住连刺4刀，倒在地下。敌人以为他死了，丢下不管。受伤的娄战士半夜醒过来，爬到群众胡进田家门口，被胡进田抱进屋，清洗、包扎伤口，拿出自己家仅有的一件棉袄和一床棉絮，背他到后山洞内住下养伤，送水送饭一个多月，到大山上采中草药为娄同志治伤，砍柴卖钱买肉给娄同志补身体，使娄同志伤愈归队。娄同志临走时，紧握胡进田的双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要来好好地报答你！”

　　1936年6月，反动头子彭逵任国民党黄梅县长，疯狂地镇压革命，加之叛徒王正明（东区秘书）、张水保（下西区委书记）叛变革命，使黄梅共产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牺牲了一大批革命同志。大多数党员骨干随红二十八军游击队活动去了。

　　上级党组织在苏区丧失后，继续领导黄梅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饱尝艰辛，使柳林革命红旗始终不倒，直到1937年7月土地革命战争结束，抗日战争开始。

　　正是：反动气焰似狂飙，革命星火永不熄。

　　二十四 宛希俨热血洒赣南

　　第一章讲了，黄梅革命先行者之一宛希俨的早期革命活动。

　　宛希俨，字畏如，笔名斯年，黄梅县下新附近宛家大屋人。1903年2月10日出生，自幼跟随父亲读书。父亲宛瑶峰以教书为生，思想较为开明。宛希俨开始懂事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孕育着一场革命风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他兴高采烈地跟着人们燃放鞭炮，欢庆推翻皇帝的胜利。在与少年朋友们的谈话中，常常对未来充满幻想，立志要做一个有益于祖国的人。

　　1917年他到了省城，就读于武昌启黄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并加入了恽代英组织的进步团体“互助社”。他和在武汉读书的本县同学吴铁汉、梅电龙等进步青年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他们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努力寻找救国真理。正在这时，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到中国。宛希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恽代英送给他一本《共产主义ABC》，他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地读过多遍，解决了他脑海里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问，逐渐树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兴奋极了，把马列主义书籍拿到同学们中间互相传阅。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燃遍全国，武汉也沸腾了。宛希俨和同学们奋起响应，纷纷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唤起民众共同反对卖国贼。武汉反动当局对青年学生反帝爱国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大批军警殴打并逮捕爱国学生，青年们则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与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宛希俨在对敌斗争中锻炼成长，思想一步步成熟。不久，他被同学们选为启黄中学学生会主席。

　　1921年9月，宛希俨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他在南京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1922年5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擅长文笔，工于心计，长于演说，是我党早期杰出的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积极参加和领导南京的革命斗争，同时关心并指导家乡黄梅的革命斗争。他介绍在南京农林讲习所毕业的李子芬入团，派李子芬回黄梅开展革命斗争，并利用寒暑假回黄梅亲自指导他的工作。1923年冬，指导李子芬等人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黄梅小组，同时建立先进组织“黄梅青年读书会”和“黄梅平民教育促进会”。1924年初夏，介绍李子芬等人入党，指导李子芬在黄梅建立第一个党小组——中国共产党黄梅小组，同时将青年团小组发展为团支部，并建立先进组织“少年黄梅学会”，使黄梅党团组织迅猛发展，群众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

　　1925年初，南京中共党小组发展为党支部，宛希俨担任支部书记，领导南京党的工作和群众大革命运动。此时，国民党改组，他根据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建国民党南京区党部并担任常委，不久又担任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从这时起，他锋芒初露，在革命实践中迅速成长，成为南京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生性机敏，擅长辞令，富有演说才能，常代表南京学生联合会出席全国学生总会。同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当时他正在上海，目睹了详情。回到南京以后，立即向东南大学学生作报告，旋即奔赴南京各学校，组织全市学生罢课。6月3日上午，全市学生和各界团体3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由他担任大会主席。大会上，他报告了上海五卅惨案的经过，动员各界一致行动。会后各校学生手执小红旗，臂缠黑纱，出发游行。游行队伍由体育场出发开赴下关，一路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极为壮烈。抵下关后，适值英商和记蛋厂工人下班，他指挥20余名学生拦门演讲。次日上午，发动和记蛋厂工人罢工，全市3万余人联合游行。6月5日在下关大舞台正式成立工会组织，指挥战斗，全市30万工人参加了大罢工。为鼓励工人群众与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跨上讲台演说：“大家看到我们工会的力量吧，一个工人没有参加工会之前好像一滴水，很容易被烈日晒干；参加了工会，组织起来，就像无数水珠汇成了大河，永远不会干涸。什么封建军阀，什么帝国主义，都挡不住我们工人运动的滚滚洪流！”他以超越前人之智勇，开拓一世之胸怀的气慨，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也刺痛了敌人的心。敌人在暗中行刺，他几次险遭毒手。

　　1926年春，宛希俨被调到武汉，协助中共武汉地委委员董必武创办《楚光日报》。《楚光日报》是中共武汉地委领导下出刊的中型日报，报社由董必武担任经理，他担任主编。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日报的工作中，使《楚光日报》在当时武汉的大小报纸中独树一帜，名列前茅。在办报中，他经常到工人中去，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直接参加工人的革命斗争。他与大中学生及社会青年交朋友，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有时他还步行到武汉郊区，考察农村情况，在社会新闻版上经常刊登有关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消息。这样《楚光日报》在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中争取到大量的读者，成为一份最受欢迎的报纸，行销量创武汉各报的最高纪录。同年5月，他担任中共湖北地委委员、宣传部主任，继续兼任《楚光日报》主编。由于《楚光日报》宣传革命，遭到武汉军阀政府查封，宛希俨也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才被保释出狱。

　　1926年5月，在黄梅县城帅家新屋，由吴铁汉、宛希俨、熊映楚、李子芬、邓雅声等人，组建了中共黄梅县委会。熊映楚任书记，邓雅声任组织委员，宛希俨任宣传委员。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大革命掀起了新的高潮，11月宛希俨调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据茅盾回忆，这个报纸“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工作”，“报纸的实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因此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以大量的篇幅报道国内外革命运动的消息，特别是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及青、妇、学、商各界革命运动的消息；报道北伐战争胜利的喜讯以及国民革命军进入长江、黄河流域后，武汉地区风起云涌的大好革命形势；宣传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革命培养骨干的典型经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宛希俨通过《汉口民国日报》撰写和发表文章，大力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它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在党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和革命报刊发展史上，都留下光辉的篇章。

　　1927年4月，宛希俨被调到武汉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任机要科长。同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正确分析国内外的严重局势。吸取自己手中没有军队的教训，决定到南昌组织武装起义。宛希俨服从革命需要，投笔从戎，奉命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一方面指示各级工作人员转入地下活动，一方面整理文件，清理枪支弹药。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才偕同爱人黄慕兰与中央警卫团部分战士及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一起，携带中央文件和部分武装，搭乘去九江的船只离开了武汉。7月27日，他与黄慕兰赶到南昌总部报到，陈潭秋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通知，中央决定他担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7月28日，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派刘伯承、聂荣臻来到南昌市小校厂三益巷与中共江西省委宛希俨、黄道等人开秘密联席会，商讨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刘伯承、聂荣臻在会上分析了南昌的形势，传达了前委制定的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希望江西省委做好工作，组织人民群众大力支援起义部队，保证起义顺利进行。

　　会后，中共江西省委在松柏巷女子中学召开了省市党团骨干分子会议，宛希俨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处惨遭杀害，但是，革命者是杀不尽的。这次贺龙、叶挺部队集中到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是党中央决定的，前委具体布置的。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团体要做好起义的配合工作，保证起义胜利成功！”宛希俨最后要求大家回去立即行动起来，并叮嘱大家要严格保守机密，严防敌人破坏。会后，各级党团组织和各革命团体纷纷召开了相应的会议，为配合起义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南昌起义前夕，他和陈潭秋等江西省委领导成员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转入地下斗争，不公开参加起义。

　　1927年8月1日，党成功地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胜利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军队围攻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南下广东。陈潭秋、宛希俨等留南昌坚持斗争，陈潭秋任省委书记，宛希俨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当时，江西省委机关设在南昌一家姓徐的酱园店中，陈潭秋化名徐国栋，扮成二老板；宛希俨化名徐国梁，扮作小店员。国民党警察、特务来店盘查，他们对答如流，没有引起军警们的怀疑。在这段时间里，宛希俨的主要任务是和陈潭秋等共同恢复江西省各级党组织，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英勇无畏地工作。他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为省委起草一系列的文件，向基层党组织传达。他还将全国各地秋收暴动胜利的消息编成小册子，下发到基层，使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同志们受到极大鼓舞。他还亲自到南昌郊区农村东奔西走，吃住在农民家里，与群众打成一片。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总是说，我们这一代是为下一代谋幸福的，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鼓励同志们不要害怕困难，常给大家讲苏联革命遭受挫折时，列宁、斯大林如何为积聚革命力量做艰苦工作的故事。

　　1928年2月，宛希俨奉命调到赣西南特委兼任特委书记。2月13日，他离开南昌时，妻子黄慕兰正在医院生小孩，尚未出院。他去医院向亲人告别，面对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他深情地说：“我奉党中央的指示，到赣西南特委工作。如果此行顺利，很快就来接你们母子上山。如有不测，你要服从党的安排，把儿子送回黄梅老家，交给他祖父母抚养，长大成人好继续革命。”

　　赣西南特委活动范围是赣西、赣南30余县，下辖赣州、吉安、万安3个县委，遂川、南康、于都3个临时县委，还有5个直辖区委和两个直辖特别支部。特委机关设在赣州城内，他到赣西南后，经过艰苦的思想发动工作，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武装终于建立起来了，大余、于都、信丰、万安等地先后爆发了农民暴动。

　　1928年3月，万安暴动失败后，万安、遂川等县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赣西、赣南之间通道被切断，特委在赣州很难指挥赣西各县党组织的行动，江西省委遂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委，分别成立赣南特委、湘赣边特委和吉安县委。宛希俨以省委常委身份，继续在赣州指导赣南特委的工作，发动组织新的武装暴动。3月23日，武装暴动在爆发前夕遭到驻赣州城的国民党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破坏，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调动大批军队进行镇压，一方面指使警察、特务在赣州城内进行大搜捕。中共赣南特委机关在搜捕中遭到破坏，宛希俨等2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不幸被捕。

　　在狱中，他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利诱劝降，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仍然保持着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每当敌人用酷刑审问他的时候，他总是坚定地回答：“要头有，要血有，要情况什么都没有。”在监狱里，他非常乐观，吃睡如常，谈笑风生，并鼓励同时被捕的难友们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1928年4月4日在赣州城内卫府里，敌人将他捆住手脚关进小屋子里，放锅炉蒸气活活地蒸死了，时年25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宛希俨烈士，黄梅县人民政府筹集经费兴建了俨先小学（以宛希俨、宛希先名字命名。宛希先是宛希俨的堂弟，也是著名的烈士）。修复了烈士故居及烈士墓。宛希俨的儿子宛昌杰在党的关怀培养下茁壮成长，现在北京师范学院当教授。

　　1980年8月，宛希俨烈士的夫人、亲密战友黄慕兰抚今思昔，感慨万千，赋诗一首，以示纪念：

　　赣水滔滔世已新，神州风雪万家春。

　　喜获余年干四化，新歌一曲慰忠魂。

　　正是：人生自古谁无死，捐躯革命是英雄。

　　编者注：神州是中国的代称，风雪指经历“文化大革命”，万家春指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万众欢腾奔小康的大好形势。

　　二十五 吴铁汉挥戈鄂东南反“围剿”

　　第一章还讲过了，黄梅革命另一位先行者吴铁汉。吴铁汉，又名致民，化名胡梓。1900年2月出生于黄梅县考田山严家林村，他从小勤奋好学，喜欢阅读《水浒》、《聊斋志异》、《三国演义》、《侠客列传》等古典文学作品，养成了豪爽的性格。1917年，与宛希俨一同到武昌启黄中学读书，结识了恽代英、林育南、陈学渭等人，不久参加了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经常听恽代英的演讲，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他目睹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深恶痛绝旧制度，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志愿。

　　1921年9月，与宛希俨一同考入南京东南大学。1922年10月，在南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东南大学，更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书籍，经常与宛希俨、谢定远、曹壮父等进步青年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途径。他每次回家，都带些进步书籍给兄弟姐妹阅读，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他的兄弟姐妹也先后参加了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大哥、大姐、姐夫、堂妹均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23年冬，在东南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923年冬和1924年夏，与宛希俨一起回故乡，在黄梅传播革命火种，帮助黄梅李子芬等人一起筹建团、党组织。1925年3月，中共黄梅特别支部诞生。接着，他参加组织了“贫民教育促进会”、“少年黄梅学会”、“农民进德会”（后改为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发动、团结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活动。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吴铁汉在曹壮父、宛希俨的率领下来到下关。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下关办事处。吴铁汉担任下关工区书记，他深入到工人中间，发动工人罢工，向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鼓舞了南京各界人民斗争的信心。

　　1926年6月，他担任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8月被党组织调派到武汉，担任武汉码头总工会秘书长，参与领导武汉码头工人的革命斗争。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遭到失败。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历史关头，1927年8月，吴铁汉担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不久改任蕲（春）黄（梅）广（济）特委书记，领导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革命斗争。他首先返回家乡黄梅，领导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组建农民革命军，指导黄梅县委发动全县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经过一番准备，10月18日晚，他亲自指挥黄梅农民在鄂东率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暴动。数以万计的农民组成5路农民革命军，手持梭镖、大刀、长矛等武器，打着灯笼火把，像潮水一样冲向土桥、蔡山、孔垄等地，涌向土豪劣绅的庄园，一夜打土豪劣绅庄园48处，然后组织攻打黄梅县城。攻城未遂后，指挥农民革命军在全县各地开展“三杀四抗”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农民武装暴动由黄梅发展到广济、蕲春等县，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直到1927年底，他奉命从鄂东回到武汉，在省委机关工作。

　　1928年5月，他受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派遣，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鄂东南地区的阳新、大冶等县，指导大冶中心县委工作，开始了创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该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环境下，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风里来，雨里去，披星戴月，走遍了鄂东南各县。由于他把全部精力献给革命事业，很少理发，总是满脸胡须，鄂东南人民都亲切地叫他“胡子”。从此他干脆不用原名，化名胡梓。1928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省委候补常委。他组织农民自卫军，选择时机，打击土豪劣绅，壮大革命队伍。1929年12月14日，在大冶县城举行的兵暴，是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决定的，是湖北省委常委兼鄂东南特委书记吴铁汉等人领导的。到1929年冬，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0年5月，遵照中央指示，撤销大冶中心县委，成立鄂东南特委，吴铁汉任鄂东南特委书记。特委召开了阳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并根据党的政治纲领，在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还积极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成立了鄂东南工农银行，在龙港建立了鄂东南兵工厂，在各处开办商店；办起了各类型学校和训练班，以及各种讲习所；出版《工农日报》、《列宁与青年》等报刊；办起了鄂东南红军总医院，五个分医院，八十三个卫生所。这时的龙港已成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30年底，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与此同时，伪武汉行营和伪湖北省政府也对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围剿”。12月9日，敌郭汝栋部两个团进攻阳新黄颡口一带，伪武汉行营派飞机协助轰炸，并派舰艇于蕲州等地封锁长江。这时，伪武汉行营又增派敌四十师肖之楚的两个团以及两个机关枪迫击炮连，开赴团风协同进攻黄颡口。敌人布置停当后，由当地土豪劣绅带路，从韦源口、黄颡口、蕲州三路向阳新之北太子庙进攻，企图夺取鄂东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原大冶、阳新两县游击队集中编成红十二军，后来，何长工、李灿从井冈山率领红五军五纵队挺进鄂东南时，鄂东南红十二军编入红五军五纵队。此时，红五纵队奉命离开鄂东南，协助井冈山作战去了。为了保存实力，待机歼敌，吴铁汉布置一部分兵力阻击敌人，同时指挥驻太子庙的鄂东南党政机关和革命群众撤离，南迁至三溪口的太平地。17日，黄颡口、太子庙等地被敌军占领。12月下旬，吴铁汉在三溪口的太平地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讨论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对策，并以警卫连为基础，把阳新、大冶、通山等县的游击队和赤卫队集中起来，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

　　红七团成立后，虽然人数不多，只有快枪100多支，其余都是土枪、土铳，但它是党领导的一支维护工农群众利益的人民武装，苏区广大群众都非常热爱它，积极支持它。在多次战斗中，红七团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使装备得到补充和改善。

　　1931年1月，驻赣北之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企图南下夹击龙港。驻守龙港的红十六军一个团和红七团，利用敌人占地甚广和兵力分散的弱点，四处阻击郝梦麟部，牵制了敌人的主力。1月30日夜，吴铁汉率领红七团和一批赤卫队员，踏着朦胧的月光，直奔沿埠头袭击敌后方第五团。我军快枪加梭镖，与敌人短兵相接，加之四周红旗招展，号角齐鸣，人声鼎沸，使敌人丧魂落魄，惊慌失措，捉摸不透这支“神兵”从何而来，也不知有多少人马。战斗仅两小时，全歼了敌军第五团，击毙了敌团长犹国材，活捉了大风区民团团总余召台，缴获了长短枪400多支，攻击龙港的敌军主力刘公笃部唯恐我军断其后路，也向北逃走。阳新各地敌军也纷纷溃退。我军则威武雄壮，带着大批胜利品，在吴铁汉的带领下，胜利进抵龙港，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沿埠头战斗结束后，以红七团为基础，加上阳新、大冶的游击队和江西武宁、瑞昌等县的游击队，以及红五纵队留下的部分伤病员，并吸收一批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于1931年2月在龙港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张涛，政委叶金波，下辖七、八、九三个团，共有2000多人，1000多支长短枪。龙港继续成为鄂东南根据地的政治中心。红三师建立后，十分注重部队的政治工作，首先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官兵一致，发场民主，拥军优属，瓦解敌人和优待俘虏等政策；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三师每到一地，就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如开干部会、群众会、演戏、写标语、贴传单、出壁报和黑板报。通过这些活动，红三师密切了军民关系，提高了战斗力。红三师成为鄂东南根据地一支所向无敌的人民武装。

　　1931年6月，吴铁汉率领红三师在红十六军密切配合下，于小箕铺歼敌二十六师郭汝栋部一个营，缴获长短枪300多支，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给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以沉重的打击。

　　1931年7月，湘鄂赣特委在流畅阳东门越山召开了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吴铁汉当选为省委委员，任省委组织部长。这时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敌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在武昌、通山等县的反革命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企图三面夹击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吴铁汉率领红三师，紧密配合红十六军主力，集中兵力攻其进犯龙港之敌二十六师第三团，大获全胜，歼敌1000多名，缴获重机枪20多挺，迫击炮10门，步枪800多支，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连续粉碎了敌人对鄂东南苏区的第一、二、三次进攻后，红三师发展到4000多人，鄂东南根据地也发展了十余个县，北跨长江，西抵粤汉路，鄂东南与湘东南、赣西北苏区已连成一片。

　　1932年10月，国民党武汉行营集中29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龙港进犯，对鄂东南进行第四次“围剿”。10月3日，郭汝栋部四个营夜袭龙港。英勇善战的红三师主力与敌军接触后，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击败了敌人夜袭的企图。4日，郭汝栋率大部队增援。红三师达到牵制敌人、消灭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目的后，为了避免损失，主动向通山燕厦高山转移，敌军于4日中午占领了龙港。至此，鄂东南根据地的政治中心便由龙港转移到通山。

　　1933年10月，根据上级指示，鄂东南特委改名为鄂东南道委，吴铁汉任道委书记。11月，鄂东南道委在通山石门召开了执委扩大会，吴铁汉在会上对第五次反“围剿”作了部署：一、牵制敌人，打击和骚扰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二、加强苏维埃工作，加强对根据地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工作；三、正确执行肃反政策；四、逐步恢复和巩固鄂东南根据地。会议决定红三师集中兵力攻打阳新的守敌，恢复龙港、燕厦、木石港等根据地，然后向咸宁、瑞昌发展。

　　1934年春，红三师决定先打木石港，恢复木石港苏区。我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行各个击破的方针。红三师、红十六军和赤卫队，共集中兵力七八千人，经过一夜激战，攻垮敌人碉堡13个，消灭敌军3个营，俘虏800多人，缴获长短枪1200多支，收复了木石港一带的根据地。

　　木石港战斗结束后，鄂东南道委决定，红三师向东南方向发展，开展游击战争，避免敌人集中兵力进行反扑。由于红三师游击转移时行军路线错误，进入敌人伏击圈，遭敌伏击，我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使鄂东南革命形势转入困难境地，苏区相继失陷，革命转入低潮，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道委也由黄沙、兰团一带转移到通山冷水坪。

　　冷水坪位于通山南部，是一个群山环绕的盆地，住有100多户人家。由于革命处于低潮，加之反动军队威胁，群众大部分搬走了。当道委机关来到冷水坪时，只剩两户人家未走。敌人层层封锁，日夜搜查，物资供应极为困难，同志们只能靠一点野菜、野果度日。这时吴铁汉患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同志们让他喝点大米稀粥，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当时，吴铁汉任省委常委、省委特派员，指导鄂东南道委工作。他坚持和大家一起吃野果、野菜。同志们望着他那日益消瘦的身体，忍不住热泪盈眶。

　　1935年2月，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军分区和道委的干部大部分到敌占区打土豪去了。2月3日夜，正是农历除夕，江西敌军一个营，冒充红军游击队，半夜时分窜到道委机关附近的南山头，用刺刀威逼一个熟悉冷水坪的小学教员带路，拿着“介绍信”混过哨卡，找到吴铁汉和道委秘书刘士杰的住处。当时已是正月初一的凌晨，吴铁汉与刘士杰的房内点着一盏桐油灯，两人正在一起吃红薯和玉米。道委其他人员与警卫队、战士围坐在外屋火堆旁烤火“守岁”。敌人进屋后，手持电筒东照西瞧，警卫队战士方知情况不妙，大喊一声：“不好，敌人来了！”吴铁汉在屋内听到喊声，迅速将门口的敌人打倒在地，纵身从侧门冲出。道委机关警卫队、手枪队随即迎敌，修武崇通游击队亦闻声赶来，通过血战，打退了敌人。不幸的是，吴铁汉冲到屋对面的山坡时被尾追的敌人乱枪击中，当场牺牲，时年35岁。

　　2月5日（大年初二），道委机关召开了追悼胡梓（吴铁汉的化名）大会，当地群众献出自己最好的棺木安葬胡梓。为了纪念这位为鄂东南革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革命家，上级决定将修武崇通县改名为胡梓县。

　　正是：多年战绩传吴楚，星落军前折栋梁。

　　二十六 桂林栖发起黄梅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9月，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夜，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而诬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后几天内侵占安东（丹东）、海城、辽阳、鞍山、抚顺、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边广大地区。9月，辽宁、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沦陷。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这时，国民党命令东北驻军：“日寇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为避免事态扩大，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还说：“这时必须上下一致……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大举进攻上海北站、江塆、吴淞等地，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推动下，“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逮捕了不抗日的蒋介石。1937年7月7日，日军又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向北平南郊卢沟桥发起大举进攻，以期加速中国的灭亡，实现日本天皇“大东亚共荣圈”的宏图美梦。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组织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军的进攻。7月15日又向国民党中央送交《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下，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举行谈判，达成了包括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等内容的两党合作抗日协议，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迅速从西北推进到全国，从而拉开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的帷幕。

　　1937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与国民党武汉当局进行两党合作谈判，10月在汉口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八办”对外是八路军的办事机构，对内是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湖北省共产党组织开始恢复，不久成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八办”和湖北省工委，积极领导了湖北抗日救亡运动。

　　黄梅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且走在运动的前列。

　　1937年11月，土地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桂林栖，按照董必武的指示，回黄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桂林栖1930年在黄梅苏区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反“围剿”战斗中被打散，脱险后潜往武汉。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抑制不住革命激情，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自我介绍经历，求见董必武同志，谈了他对黄梅革命历史、群众条件等问题的看法，分析了在黄梅开展敌后抗日战争的可能性，得到董必武的赞许。董必武多次与他交谈，具体指示他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何恢复党的组织等问题，使他深受鼓舞，增强了斗争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在桂林栖回黄梅之前的1937年8月，石碧清、吴光治等革命青年，为了开展黄梅县的抗日救亡工作，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分别在县民众教育馆、县中心小学开展活动。他们同梅电奎一起发动以爱国青年学生为主的人民群众，成立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黄梅民众抗敌后援会，公推梅电奎为主任，以县民众教育馆为活动阵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组织抗日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九一八之歌》、《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等节目，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

　　在此前后，隐蔽在黄梅农村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员骨干邹一清等人，得知国共合作抗日的精神，也开始在农村串联同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抗敌后援会组织青年学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理应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可是国民党县长韩新之批评学生搞无政府主义，指令学校当局阻止学生搞离校活动。县中心小学学生聂映兰、李鹤群、喻秋文、梅含光等因在县民众教育馆登台演出抗日节目，均受到学校记过处分。县政府下令抗敌后援会停止活动，并要将黄梅抗敌后援会改组。梅电奎愤然离梅赴汉，刚刚兴起的黄梅抗日救亡运动被扼杀，致使许多黄梅青年纷纷外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石碧清、吴光治、吴之汉、梅含光、喻秋文等人，通过地下党组织介绍，先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此后，国民党因大势所趋，为适应群众迫切的抗日要求，不得不标榜抗日，也挂出了“黄梅抗敌后援委员会”的牌子，但根本没有安排人抓这一工作。

　　正当县长韩新之改组黄梅抗敌后援会建立黄梅县抗敌后援委员会之际，桂林栖回黄梅。他以国民党通讯社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县抗敌后援委员会的工作，担任组织委员，并以这个群众组织为活动中心，广泛联络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老关系，了解各阶层人士思想动态，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针对不同情况，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特别是，他深入农村与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骨干邹一清等人接上头。在邹一清等人的帮助下，联系上许多革命同志，在县城青年学生中进行广泛的联络工作，在县城和一些农村恢复党支部，并发展积极参加抗日的进步青年蒋永孚、石莹等人入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黄梅县逐渐形成了以桂林栖、邹一清、蒋永孚、石莹等共产党员和先进青年为主体的一支抗日力量。

　　1938年1月，桂林栖又去武汉向董必武汇报黄梅工作情况。董必武对他在黄梅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建立了一支抗日骨干力量，予以积极支持和鼓励。他们一起商谈了黄梅下段工作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在黄梅沦陷之前，通过抗敌后援委员会，开展抗日宣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建立抗日武装作准备；第二步，在黄梅沦陷后，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董必武还帮助他解决党的组织关系，亲自将他介绍给当时的黄冈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方毅，交代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桂林栖又动员他的哥哥桂挹清抛弃小职员的工作，回黄梅一同参加抗日活动。与此同时，在北平大学读书的桂逸仙、王占松等人，见国难深重，民族危机，毅然离开学校，回故乡参加抗日，路过武汉与桂林栖会面，一同返回黄梅。

　　他们带着党组织的指示回到黄梅，会同邹一清、蒋永孚等抗日骨干，以县抗敌后援委员会为阵地，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建立各乡镇抗敌后援分会，建立农民抗敌会、青年抗敌会、妇女抗敌会、商民抗敌会等群众抗日组织。

　　1938年2月上旬，桂林栖在县抗敌后援会一次会议上，以组织委员身份提议成立青年学生抗日宣传组织。经过讨论，命名为黄梅县青年战时服务团，委派王占松为团长，蒋永孚为副团长，团址设在县城东街的“天后宫”。

　　服务团成立后，大量吸收青年学生入团，县中学学生杨鼎、蔡琼等人带头参加，很快就有二三十人。全体成员在桂林栖、桂逸仙、王占松等人的领导下，学习抗战文献，编印宣传材料和排演文艺节目，深入农村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向群众宣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当亡国奴的痛苦；宣讲只有组织起来，保家卫国，才是唯一的出路。动员大家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救亡作贡献。他们先后在县城、大河、油铺、土桥、停前、古角、龙坪、小溪、考田等地开展宣传活动。

　　4月间，宣传队回到县城，国民党县长韩新之对青年战时服务团进行迫害，在县抗敌后援委员会会议上，诬蔑服务团破坏统一战线，宣传“赤化”，提出要逮捕桂林栖等5位主要领导人，要取缔服务团。桂林栖在会议上据理力争，驳斥韩新之对服务团的诬蔑，提出要向省抗敌后援会上诉。韩新之自知理亏，又怕丢了乌纱帽，于是放弃了捕人的打算。后因开明绅士於甘侯等人从中调解，终以解散青年服务团了事。

　　黄梅青年战时服务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几个月的活动中，为团结爱国青年发起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也为支援国军与日军黄梅大会战准备了骨干力量。

　　正是：最恨日寇侵祖国，愿将热血挽山河。

　　二十七 与日军黄梅大会战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简称国军）作战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战场形势很不好，节节失利。在华中方面，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抵抗坚持了3个月，11月11日上海失陷。随后，日军进攻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5月日军又攻占徐州。7月日军在长江南北分两路向武汉进攻。7月中旬，在黄梅地域进行了黄梅大会战，它是武汉保卫战第一道防线中的一部分。

　　7月中旬，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由安庆溯江西上。7月19日日军长冈村宁次发布攻占黄梅和九江的命令，日军20日推进到江西彭泽县，22日推进到湖口县。23日凌晨1时，日海军军舰28艘，炮击南岸九江和北岸黄梅小池口，并以70架飞机轮番轰炸，掩护海军陆战队从南北两岸登陆。驻防小池口的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4次击退登陆日军，自己伤亡惨重。守军激战两昼夜，7月26日小池口失陷。

　　接着，安庆方面日军从陆路疯狂西进。8月2日分三路进攻黄梅。

　　南路日军约3000人，沿京川铁路西进，国民党第二十一军一三五师在黄（梅）宿（松）交界的肖铺抵抗，日军边打边进，国军且战且退。午后，日军已临近县城，城郊驻军有与阵地共存亡之势。一些下层军官和士兵出于爱国激情，一个排一个班，或三个五个地在河沟、山弯、村头伏击日军。日军先头部队人数不多，听到枪声并不还击，避开子弹继续前进。后续日军越来越多，双方交战，国军寡不敌众，迅速溃退，许多士兵和下层军官英勇牺牲。在县城东北5里处的仁寿桥头，国军一个排在战斗中全部牺牲。南路日军到达县城附近后，即派出200多人，进至苦竹七里畈的郝弄口，设立正北方前卫据点。

　　北路日军约2000人，从宿松县狮子头经停前向黄梅县城进犯。国军第四十八军一七六师在土桥两河口、柘林铺一带抵抗，也是且战且退。日军到达黄梅县城附近，即派出300多人的前卫部队，直取县城西北的大胜坡。守卫大胜坡阵地的国军一个营奋起抵抗，结果牺牲200多人，大胜坡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大胜坡设立西北方前卫据点。

　　中路日军约2000多人，出宿松经卓壁镇向黄梅县城进犯，途中留下200多人在张万城村设立东北方前卫据点。

　　国军虽在各路进行抵抗，但因日军锐气很盛，来势凶猛，国军先后撤退到苦竹山区一线。8月3日晚，日军占领黄梅县城，即龟缩县城，只巩固东北张万城、正北郝弄口、西北大胜坡三处前卫据点。日军暂不进攻，国军也暂不出击，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8月8日，日军以重兵进攻大河铺一线。

　　日军组织步兵、骑兵、炮兵和飞机向国军第八十八军一八八师驻守的大洋庙阵地发起总攻，先用飞机、大炮猛烈轰炸，继以骑兵开路，步兵冲锋。第一天战斗，国军伤亡40余人，日军伤亡更重，国军依然固守阵地。

　　养马岭据点是大河铺一线大洋庙阵地最重要的部分，有一八九师驻守，日军经过一天的进攻，无法夺取养马岭国军据点，便在天黑以后前来偷袭。双方部队接触，因黑夜看不见你我，国军奋勇拼杀，不断高喊“冲”、“杀”，凭口音来分辨敌我，进行肉搏战。激战一整夜，据点阵地两次失去，两次夺回，拂晓时，国军最后将日军击退。

　　国军在养马岭山麓至山顶修筑了好几道战壕。当战况紧张时，各级指挥员亲临这里督战。日军进攻了4个昼夜，未能得逞，国军伤亡更重。国军为了确保养马岭据点，又从后方调来3门七五山炮，加强阵地的防御力量。

　　由于养马岭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屡攻不下，竟用重炮和飞机狂轰滥炸，整个阵地弹痕累累，国军伤亡更加严重，只好撤退到据点顶界线最后一道战壕里。被放弃的山脚、山腹两线地区，仍在国军火力控制之下。日军无法，便以烟幕掩护骑兵快速冲向国军的顶界线阵地，企图夺取养马岭据点。等敌人烟幕消散后，国军居高临下，集中火力，一齐开火。日军被打得人仰马翻，伤亡惨重，无法接近顶界线，只得停止进攻。

　　8月16日，日军急于夺取京川公路上的咽喉要地大河铺，便改变战略，集中兵力重点转攻大河铺一线一八八师驻守的大洋庙阵地。

　　国民党第八十八军一八八师与日军激战两昼夜，一八八师防线被日军从中间突破。军部预备队两个团即刻上去增援，仍抵挡不住日军火力猛进，预备队被日军截为两段。18日，师长刘任不请示军部，自作主张，仓皇统领右翼一部分队伍向后撤退。该师溃军退到军部附近时，军长覃连芳才发觉一八八师全线溃退，气得暴跳如雷，大声喊“杀”，但也无法阻止败军溃退。眼见一八八师大洋庙阵地全线溃败，一八九师守养马岭据点亦遭重创，八十八军败局已定，覃连芳打电话命令一八九师放弃阵地，同一八八师撤到浠水县集中。日军夺取了大河铺、大洋庙、养马岭一带阵地后，控制了西进的咽喉要地。

　　大河铺一线阵地失陷前后，国军前敌指挥部为挫伤日军锐气，牵制日军西进，曾对黄梅县城周围几处日军前卫据点进行袭击，都告失败。8月5日，国军第四十八军派出一个营，试图夺取大胜坡日军前卫据点。国军分三路进攻，公路南北各一路夹攻日军碉堡，另一路夹攻李大塆等村庄的日军。开火后，日军死守，国军攻不进，双方各有伤亡。天黑，日军阵地上打出照明弹加强防卫，国军疲劳不堪，只得撤退。8月20日晚，国军第二十军一个营300多人，从龙坪山出发，偷袭张万城日军前卫据点。这支四川军平时吸鸦片烟，精神萎靡不振，天天行军拖拖拉拉，到达张万城附近天色已亮。日军碉堡上哨兵发觉，随即枪声大作，国军边退边还击，越过田垄时被打死40多人，余部没有喘息，沿着丘陵跑回龙坪山。8月25日夜，国军第四十四军一个营，从小溪山苦竹口出发，偷袭郝弄口日军前卫据点。该营第七连在杨连长带领下向日军据点正面进攻，第八、第九两连分别向日军阵地左右翼进攻。凌晨开始行动，越过七里畈，到达日军阵地前沿时，天已现亮，被暴露在开阔地带。日军发现后，集中火力向国军射击。第七连杨连长为抢战机，急忙指挥该连第一、第二排士兵向日军碉堡冲锋，结果两个排70多人全部牺牲，第三排只好向后撤退。此时第八、第九两连见第七连溃败，也向后溃逃，日军越发猛烈射击。此时天已大亮，营指挥所只得命令撤退，全营共牺牲了100多名战士。

　　8月底，日军夺取了大河铺一线阵地，控制了横山大路咽喉要地，气焰更加嚣张，加紧向渡河多云山、苦竹牌楼山的国军阵地开展进攻。

　　国军第二十军（川军）一个师守卫渡河多云山一带阵地，以一个团守卫多云山阵地，分驻在山麓、山腹和山顶。8月31日拂晓，日军以3架飞机掩护，兵分三路进攻多云山国军阵地；一路约400人，主攻多云山东端；一路约100人，从张家塆进攻多云山正面；一路约100人，从望花楼进攻多云山两端。日军枪声大作，炮火猛烈，不断向前推进。国军仓促应战，且战且退，伤亡惨重。国军驻刘柯正村一个排，毫无战斗力，日军进攻上来后全排阵亡。驻李垄村的一个川兵营，也被日军击溃，向山后撤退。多云山顶有一块小盆地，那里有座广福寺庙，川军一个营在那里抵抗日军攻击，当日军攻上山顶时，他们无路可退，结果牺牲近百人，其中大多数牺牲于与敌人拼刺刀的战斗中，也有人抱着敌人，滚下悬崖，与敌人同归于尽。少数被日军生俘。午饭后，日军占领多云山阵地。

　　日军发动进攻时，当地一些老百姓上多云山避难，没料到日军还是攻上山头，也伤亡不少人。多云山战斗结束，我方军民共伤亡200多人。日军伤亡很少，只留下几具尸体。

　　日军占领多云山后，随即将兵力西移，支援正在进攻苦竹牌楼山的日军。国军第三十军一个师守卫着苦竹牌楼山一带阵地。日军在进攻多云山的同时，以300多兵力分三路进攻牌楼山国军阵地：一路走苦竹口攻牌楼山东端，一路经陈坎下攻牌楼山正面，一路经洪塘岸绕道攻牌楼山西端。午后，占领多云山的日军前来增援，重炮猛轰牌楼山。战斗一天一夜，国军伤亡很大，仍固守阵地。第二天，日军采用化学武器，向牌楼山阵地施放毒瓦斯，国军纷纷中毒昏迷，有的当场毒死，牌楼山阵地被日军占领。牌楼山战斗结束，国军牺牲100多人，日军伤亡30多人。

　　至此，大别山南麓黄梅地域全部被日军占领。武汉保卫战第一道防线中的黄梅阵地被日军突破。黄梅人民从此遭受严重的创伤，日军在黄梅犯下了滔天罪行。9月2日，日军主力部队从黄梅向邻县广济进犯。

　　黄梅人民在黄梅会战中，在抗敌后援会及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组织的领导下，全力以赴，踊跃支前，到火线搞宣传，张贴抗日标语，演抗日戏剧；到战地搞服务，构筑工事，修复桥梁，慰劳将士，抢救伤病员，给抗日的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

　　正是：保中华锦绣江山，是国人神圣使命！

　　（此章内容来源于历史资料）

　　二十八 日军侵占黄梅后的滔天罪行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遭到日军灭绝人性的掠夺和蹂躏。日军在攻占黄梅县城前后，狂轰滥炸，杀人放火，奸污妇女，抢劫财物，犯下了滔天罪行。

　　1.狂轰滥炸

　　日军在攻占黄梅县之前，曾多次派飞机到黄梅县上空轰炸。当时黄梅县36镇及较大的村庄都留下了日军轰炸后的弹坑。1938年7月21日，日军3架轰炸机从安徽省安庆方向飞来，轰炸黄梅县城。上午12时投重型炸弹6枚轰炸国民党县政府、县中学、民众教育馆、警察局、镇公所、中心小学、县监狱、县公粮仓库及居民住宅，接着又投重型炸弹3枚轰炸了南街渔场、福音堂、长春典当铺等民用设施和公共场所，共炸死100多人，炸毁房屋200多间。南街渔场周围的墙壁上，溅满了无辜老百姓的血肉。在此之后，日军还出动飞机数架，轰炸了中国禅宗千年古刹五祖寺。

　　7月28日，日军出动飞机6架，到黄梅县孔垄镇上空轰炸马坊口当铺、火弄口、朱坝头、乐园等地，投掷炸弹50余枚，炸毁房屋30多栋，炸死炸伤48人。孔垄镇先后被日军飞机轰炸过4次，共炸毁房屋近千间，炸死无辜百姓100多人。

　　1938年8月3日，黄梅县城被占领后，日军飞机在几次“扫荡”中对全县广大城乡进行了多次轰炸。

　　1938年10月5日上午，日军飞机9架飞旋到小池口地区上空，先后投掷炸弹20余枚，将小池口街面和周边农村房屋炸毁246间，炸死居民肖怀美、王益茂、黄熊氏、祝黑子、祝李氏5人。

　　1939年2月上旬的一天，日军飞机又一次轰炸黄梅县城。这次投弹集中在县城正街，炸毁梅林茂商店及相邻商店数家，炸死店员梅奠安、梅镇澜等9人，炸毁房屋20多间。

　　同年5月的一天，敌飞机疯狂轰炸独山街及其周围村庄，炸死居民刘应老、李细毛、唐桂香等10人，炸伤居民何占记、石大旺、李树彩等12人，炸毁民房80多间。

　　同年6月，为寻找在大古岭被国军击毁的日军飞机残骸，日军陆空联合出动大批兵力进攻大古岭中塆桥一带地区，数架飞机轮番轰炸中塆桥、柳家畈、大洋庙等地，炸死胡二旺等190余人，炸伤50余人，炸毁房屋100多间。

　　同年10月4日中午，3架日军飞机窜到下新上空，向这个人口密集的渔村投掷10多枚重型炸弹，炸死居民70多人，其中炸死高寿山一家9口，李仲芳一家4口，5户居民绝了后。渔民高正国被炸得肢体四散，血肉横飞，只剩一边下巴和一片长褂角挂在树枝上。26岁的高林生和23岁的高柳生兄弟二人互相救护，炸死后尸体紧紧扭在一起。渔民陈金生的母亲陈程氏被炸得血肉四溅，粘在断垣残壁上，惨不忍睹。渔民陈习林家三间茅草屋也被炸毁，弹坑一丈多深，茅草飞到几百米外。这次轰炸共炸毁房屋300多间。

　　2.杀人放火

　　日本侵略军为征服黄梅人民，每占据一地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1938年8月3日晚9时半，日军攻占黄梅县城，守军进行激烈巷战之后，退到西门城外工事里继续顽强抵抗。第二天上午，日军在西门大街放火烧房，将一条400多米长的大街烧得只剩下13间房屋，烧毁房屋400多间。日军见人就杀，那一天在县城杀死居民129人，有30多户被杀绝。这129位无辜百姓，有的被割下头颅，有的被砍断手脚，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被掏出心肺，还有的被活活肢解。129具尸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此后，日军又在黄梅县城进行几次屠杀。据当时县市镇公所统计，从8月到12月，日军在黄梅县城杀死居民200多人，杀伤居民100多人。

　　1938年8月20日下午，在张卓乡的张万城一带地区，日军牛岛部队与国军杨森部队激战一昼夜，不仅双方伤亡惨重，而且伤亡的居民也很多。由于日军用重炮轰击村庄，用轻重机枪向逃难的居民射击，被杀死的居民达190人，被杀伤的有85人。

　　同月26日，一队日军在孔垄镇马坊口放火烧房，抢劫财物。居民周花苟回家抢搬衣物，日军抓住，被两个有武术的日军抬起来活活扭死。也在同月的一天，日军一个小分队在孔垄镇西街张塘放火烧房，一次烧毁36家，其损失折币3000多块。商人段心松一家，被烧毁房子3间，芝麻15000多斤，蚕豆500多斤，花绒2000多斤，黄豆3000多斤，还烧毁大量的家具和衣物。也是在这个月，日军在小池二套口地区修建飞机场，先后放火烧毁当地农民房屋432间，杀死反对烧房占地的村民26人。

　　1939年初春的一个寒冷的早晨，20多名日军来到蔡山费大墩放火烧房。顿时全村四处起火，浓烟滚滚，青年农民费生保急忙从床上抱起不满3岁的儿子冲出门，怒骂日本鬼子：“强盗，魔鬼！”一个鬼子兵朝他连开3枪，他倒在血泊中。他的儿子腹部受伤，躺在父亲怀里挣扎，一个鬼子兵冲上前用刺刀捅穿小孩的腹部，刺刀流着鲜血，那丧尽天良的鬼子兵竟用刺刀举起孩子嬉戏地哈哈大笑。这一次，费大墩被烧毁房屋100多间。

　　1939年秋的一天，驻小池和孔垄的日伪军2000多人去黄梅上乡山区进行“秋季扫荡”，路过濯港，受到村民的冷遇，于是恼羞成怒，纵火焚烧濯港街。不到半天工夫，两里多长的街道，烧毁了400多家民房草舍。日寇还不罢休，又纵火烧毁了500多座未脱粒的稻堆，并当场将跑来灭火的村民胡正绅、陈三保、蔡火林、胡旺生、蔡送寿等10多人用军刀杀死。随后又将反抗其暴行的50多岁农民柳老四绑在树上百般侮辱后，用刺刀捅死；将40多岁的壮年农民李龙亭押往小池日本军营，让军犬活活咬死。

　　1940年8月27日，日军一个小分队在路塘乡砂螺咀施放化学毒气，毒死当地无辜群众项鉴明、项七桂、杨火舟、杨金火、王金山、熊受益、项熊氏等22人，其中年纪最大的项四火71岁，年纪最小的杨毛苟只有8岁。

　　1940年10月3日，日军在小池口杀害抗日志士管向怀、吕彪、周三和、伍鹏、刘金鹏、陈佑全、吕得炎等7人。

　　1940年12月1日，日军和伪军共100余人在大汉奸马耀奎（与王焕庭同时被捕，坐两年牢释放）的带领下窜到下新。他们从湖上乘船而来，一上岸就疯狂地鸣枪示威，吓得下新村的老百姓四散奔逃。野兽们穷凶极恶，见人就开枪。青年农民吴天荣向村后的山林里跑，鬼子兵在他后面连开数枪，夺去了他仅20岁的年轻生命。有一个名叫毛显场的渔民，刚从湖上打鱼归来，在村口迎面碰上了鬼子兵，鬼子兵二话不说，上前一刺刀将这位年过半百的渔民捅死。这群魔鬼闯进村子后，大抢大烧，家家户户被洗劫一空，粮食衣物无一剩存。他们将抢夺的大批物资，逼着拉来的农夫运往驻地。搬不动的就地放火烧毁。由烧物品到烧房子，一时间，整个渔村一片火海，烧毁房屋400多间。惨无人道的鬼子兵，在烧房的时候，将两个老年妇女，一个叫汪汤氏55岁，一个叫洪殷氏50岁，关在房子里活活烧死。

　　1942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四日），正是元宵节前一天，按传统习俗年还没有过完，日本侵略者又把灾难降临下新。他们一进村就严严实实地堵死了所有的路口，一户户地捉拿青壮年，又集中全村老小，威逼他们说出谁是新四军游击队。鬼子兵从人群中抓出毛万程老人，这老人70多岁，白发苍苍，他怒目而视。鬼子军官气坏了，下令将老人倒吊在树上，下面烧起蒿柴，老人头发和胡子都烧着了，脸被火烤得焦黄，始终没有说出谁是新四军。绳索烧断了，老人摔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后来这位老人成了残废。日军又从人群中抓出睁眼瞎子毛梓柏老人，逼他说出谁是新四军。老人没有回答，鬼子兵用刺刀逼着他往水港里走。走进水港，一步两步，渐渐水深没膝，老人大喊：“我是瞎子，眼睛看不见！”鬼子们欢笑取乐。老人愤怒了，大喊：“你们这些野兽！”鬼子兵知道是骂他们，于是扛来一扇石磨，拴上绳子，套在老人颈上，推进深水中，将老人淹死。日军在撤走之前，放火烧屋。一时间，下新上中下三个村子火光冲天，不仅烧毁了大多数群众的房子，而且烧毁了300多条渔船。老年渔民黄凤祥不忍看到自己的船被烧坏，冲上去扑火，刚到船边，被鬼子一枪打死。老年渔民洪志德冲上去护船，被鬼子兵用刺刀杀死。鬼子兵为了取乐，把5岁的儿童毛的奀用棉絮包着，丢到火堆里活活烧死。

　　1942年4月1日，50多个日本兵又一次窜到下新，对全村又进行一次大烧杀。他们将前两次未烧的渔船集中烧毁，还将渔民临时搭起的100多间茅草房烧得一干二净。在烧房的同时，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数名。篾匠魏光宗的妻子魏钱氏是个哑巴，身怀有孕，行动不便。她牵着4岁的男孩魏健男向村外跑，被鬼子兵乱枪射中，母子二人扑倒在地，死在血泊中。

　　日军从1938年8月侵占黄梅起，到1945年8月战败投降，7年中在黄梅杀人放火，据不完全统计，受害总人数达161566人，伤亡人数达22522人，其中死亡11902人，有儿童426人。烧毁房屋14534栋，2万余间。

　　3.奸淫掳掠

　　日军杀人放火的同时，还大肆奸污妇女。在1938年8月4日火烧黄梅县城西街时，就有105名妇女被日军奸污，其中30多人被摧残致死。日军在1939年秋火烧濯港街时，也大肆奸污妇女几十名，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奶奶，下到七八岁的幼女都不放过。有一位27岁的少妇，被10多名日军轮奸，卧床多日不起，后致终身瘫痪。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被日军轮奸后，日军用刺刀捅穿小腹，惨遭杀害。

　　劳动力也是日军掠夺的重要财富之一。日军每次出动军队作战时，都要征派民夫1000多名，搬运军用物品和抢劫的民间物资。在日军主要驻点小池口、二套口、孔垄镇等地，每日征民夫数百人或数十人，听其驱使。更有甚者，强迫数百名身强力壮的民夫长期服役，他们有些在当地修碉堡，筑公路，运输物资；有些还被送到远方，有的送到东北“满洲国”修路开矿，有的送到日本本土充当苦力。这些人被押走后，绝大多数不能生还。

　　日寇还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日军侵占黄梅以后，在县城、小池、孔垄、濯港、分路、胡世柏等乡镇建立军事据点，在小池网罗民族败类，拼凑起傀儡的日伪县政府，由汉奸朱文超、项羽丰、石保极等先后任县长。日军将县城和占领地区划分为4个行政区。一是小池区，二是孔垄区，三是北区，即县城和周围地区，四是蔡山区。在县城和小池区设立维持会，其任务是协助日本驻军维持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会长由汉奸充当。区以下设立联保，基层组织保长基本不动，联保主任则由汉奸充当，保长收取税款钱粮交联保主任，再交日伪区县政府。日军在占领区大肆搜刮民财，吃用不完的运往外地。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日军从小池地区掠走粮食、棉花、黄豆等农产品11530担。从1942年以后，每年增长两万担以上。日军在孔垄征集军粮，每保1500担，12保每年18000担，供日军食用。日军还在小池设立鸦片专卖处，日伪县政府设立盐烟股，用鸦片和盐烟赚取钱财。

　　据统计，在日军侵占黄梅期间，黄梅县财产总损失1512亿元（按1946年国币币值计算），其中人民群众财产损失1509亿元，政府机关损失3亿元。日军的滔天罪行也激起了黄梅人民抗日热潮。

　　正是：深受亡国苦，不当亡国奴。

　　（此章内容来源于历史资料）

　　二十九 蒋永孚炸毁日军小池飞机场

　　1938年8月3日黄梅县城沦陷后，县城以南的濯港、孔垄、分路、小池等集镇和大片平原被日军占领。中共黄梅临时县委机关迁到小溪山大古岭，依靠大别山峰峦起伏的有利地形，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全县一批爱国青年也纷纷来到大古岭，县委决定以原来的青年战时服务团成员为基础，组建黄梅县青年抗日先锋队，开始定邹一清为队长，蒋永孚为副队长，以党团员为骨干，组织起100名左右的青年队伍。

　　县委领导和党团骨干桂林栖、邹一清、蒋永孚、柳士芳、洪记良等人带领先锋队员到处搜集黄梅大会战中丢失的武器，并多方募集经费，购买枪支。蒋永孚首先挖开家中的钱窖，把父亲留给他做学费的870多块银元连同妻子的金银首饰统统献出来买枪。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很快掀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群众性抗日热潮。黄梅人民掀起第六次革命高潮。

　　蒋永孚，1906年出生于黄梅县城一家书香门第，祖父是清代的进士，父亲蒋秩珊抗日爆发时在湖北省高等法院当法官。他从小聪明好学，胸怀大志，而且爱好体育运动。1937年7月蒋永孚中学毕业，正是“七七”事变发生之后，面对日寇入侵，他爱国心切，反复吟诵宋代爱国将领岳飞的《满江红》词，热泪盈眶地对学友们说：“从头收拾旧山河，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从此立下抗日志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是县抗敌后援会的骨干，黄梅青年战时服务团成立时，他任副团长。在桂林栖、邹一清等共产党员的引导下，1938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组建青年抗日先锋队时，县委决定他担任队长。

　　谁知一天下午，蒋永孚回到家里，家里人不由分说，将他锁在后楼的一间房子里。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法院工作的父亲听说他参加了共产党，经常上山下乡搞抗日活动，害怕失去独生儿子，特地发电报回家，叫家人把他锁起来。蒋永孚听了非常气愤，提笔写了一首诗：“父，父！人称你是严父，我说你是迂腐！无国哪有家？血洒长天便是雨。去，去，谁也留不住！”又写了副对联贴在房门上：“无地可容身，早死免流亡国泪；有钱难买命，来生莫作富家儿。”他的抗日热情和决心，感动了妻子。妻子理解和支持他，一个夜晚，帮他用长绳系腰，翻出楼房窗子，顺着墙壁溜下来跑出家门。从此，蒋永孚彻底离开家庭，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1938年10月10日，黄梅县青年抗日先锋队正式成立大会如期在福音堂召开。大会会场布置得十分隆重，大门两旁贴着蒋永孚岳父、著名塾师洪兴予拟写的大红对联，对文是：“青年乃奋发有为之时，当兹国难数旬，正好执锐披坚，团结精诚齐杀敌；先锋是吾辈精英所在，对此节逢双十，需要抚今思昔，毋忘江汉起元戎。”横额是：“保家卫国。”县委书记桂林栖等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宣告黄梅县青年抗日先锋队正式成立，队长蒋永孚，全队100余人，分3个班。主要任务，一方面参加对日军作战，一方面深入群众做抗日宣传工作。在成立大会上，国民党县长刘鸿逵表示支持，给先锋队发了10支枪。后来队员们自己又收集和购买了10多支枪，共有20多支枪。

　　11月中旬，先锋队成功地进行了袭击小池二套口日军飞机场的战斗。

　　原来日军在侵占黄梅县和长江对岸的九江之后，为了进攻武汉空军作战的需要，在小池口以西6公里的二套口修建了一个临时飞机场。日军从黄梅县占领区内强迫大批民工，经过连日连夜的突击施工，将二套口几千亩盛产棉花的良田，无数的民房都夷为平地。仅机场南端一处就拆毁民房40余户。群众不服稍有反抗的就遭到日军镇压，有的被枪杀，有的被活埋在机场的跑道下面。为了抢修机场，日军就地取材，拆毁当地民房得到大批石料和木材，用来修建机场旁的日军营房和据点工事，在周围农田就近取土用来填平机场停机坪和跑道。许多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日军用黄梅人民的生命财产修建的这个临时军用飞机场，东西长2000多米，南北宽1000多米，总面积达3000多亩。机场建成后，日空军第三飞行团所辖的3个飞行队属下的飞机随即进入机场。他们在机场周围拉起了2米高的铁刺电网，电网内岗哨密布，工事林立。工事内架起轻重机枪，布成稠密的火力网。机场东边是指挥室和油库，驻有重兵。南边修了一个瞭望台，架设高射机枪2挺。北边驻有炮兵部队，架有十几门高射炮。机场内外戒备森严。

　　8月23日，日军小池飞机场正式投入作战，起降该机场的有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侦察机等，每天成群结队，此起彼落，昼夜不停。这座机场，对正在进行的武汉保卫战，对黄梅人民的抗日斗争都是极大的威胁。黄梅抗日军民视它为眼中钉，肉中刺，从它建成的第一天起就计划要摧毁它。

　　11月中旬的一天，中共黄梅县委将袭击日军小池飞机场的任务，下达到黄梅县青年抗日先锋队。这是抗日先锋队成立后对日军第一次战斗，任务艰巨，事关重大，队长蒋永孚首先派出两个精干队员，从太白湖周围绕道前往二套口，对飞机场及周围地区进行了几天的详细侦察，全面掌握机场日军兵力、军事设施和飞机起降规律等情况。把侦察到的情况，向县委领导桂林栖、邹一清等作了汇报，一起慎重地研究了作战方案，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考虑到青年抗日先锋队建立不久，队员都是青少年学生，没有实战经验，外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因此这次战斗，不能强攻，只能奇袭，而奇袭的目标集中在烧毁日军的油库和飞机。

　　11月16日，蒋永孚带领10多名精干队员，其中有两个班长，组成突击队，上午出发，下午到达机场附近的村庄。太阳落山以后，夜幕降临，突击队首先顺着机场外的壕沟爬到木栏边，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把木栏桩一根根摇起来，穿过木栏接近铁丝网。接着趁朦胧的夜色悄悄地剪断铁丝网，摸进了飞机场。他们避开稠密的电网，机灵地接近油库，几个身强力壮的队员用刀干掉了守门的哨兵，突击队员一拥而入，从油库里搬出5桶汽油。为了不发出声响，用破絮和草席垫在地上，将汽油桶滚到机场，用工具打开油桶，将汽油洒泼在停机坪的两架飞机上。然后分头迅速地点燃飞机和油库。一时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忽然轰的一声巨响，油库里的油桶全部爆炸了，顿时，火光冲天，光芒四射，飞机场变成一座火山和一片火海。连月来未受到攻击的机场日军，摸不清来者的虚实，不敢近前，只好龟缩在据点工事里毫无目标地胡乱射击，枪声不绝于耳。火光、探照灯光照得如同白昼。面对熊熊烈火，日军束手无策，只能望火兴叹。蒋永孚带领十几名勇士离开机场，凯旋而归。

　　日军小池机场的大火烧至第二天才熄灭，留下的是两架飞机残骸、一些鬼子尸体和断壁残垣。

　　黄梅青年抗日先锋队火烧日军飞机场，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黄梅抗日军民的士气，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也为后来几次抗日成果树立了典范。

　　（1940年10月，蒋永孚调任中共安徽桐庐县委书记，并兼任县挺进独立大队长。1941年2月7日，日军出动3000兵力，其中有4架飞机，4辆坦克，进行大“扫荡”。在这次战斗中，大部分同志已突围出去了。日军又发起猛烈冲锋，我部队机枪、步枪、手枪子弹都打完了，他举起手镏弹向日军冲去，一边高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敌人机枪扫射下，他壮烈牺牲。抗日救国献青春，赢得生前身后名。时年25岁。）

　　正是：黄梅儿女多俊杰，保卫祖国为己任。

　　三十日 军扫荡古角山遭伏击

　　1938年12月，中共黄梅临时县委根据全县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向国民党当局积极要求建立合法的共产党指挥的抗日武装。于是桂林栖起草，以桂林栖、邹一清、蒋永孚3人名义向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发出一封公开信，信的大意是：黄梅县沦陷以后，广大人民有武装抗日的权利和要求，我们建立抗日武装，一定维护和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服从国民政府的抗日命令和法令。在当时日寇侵略的紧迫形势下，县长刘鸿逵终于同意跟共产党合作抗日，同意共产党组建抗日武装。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内一些有声望的开明绅士於甘侯等，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武装也表示赞同。不久，共产党黄梅县委公开工作，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县行政扩大会，全县各区乡各阶层均有代表出席大会，桂林栖、邹一清、蒋永孚、桂挹清、吴光治等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会议。这是沦陷后召开的第一次具有广泛民主性的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全县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斗志。桂林栖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提出共产党组建抗日武装的主张和打算，首先得到於甘侯的表态支持，接着得到各方面代表的广泛支持，还通过决议，批准共产党组建抗日武装，并命名为黄梅县抗日总队第四中队。这样命名，一则是在国民党黄梅抗日总队第三中队之后，二则呼应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武装第四中队。除国民党县总队副大队长梅祖尧心怀不满，百般阻挠外，其他官员都表示认可。

　　大会之后，县抗日总队第四中队迅速建立起来，它以县抗日青年先锋队为基础，加上一批新报名的青年学生，还有五六个女学生。开始时全中队只有80多人，由蒋永孚任中队长，桂挹清任指导员，下设3个分队，洪忠、柳士芳等任分队长。四中队虽然沿用国民党军队番号，但实际上属共产党县委指挥，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中队内建立了党支部，中队长蒋永孚兼任党支部书记。

　　第四中队虽然迅速建立起来，但由于梅祖尧等顽固派从中阻挠作梗，县政府对四中队只管口粮，不发服装，不补充枪支弹药。他们乘黄（梅）广(济）会战之后，四处搜集民间留下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此举收获很大，四中队由没有武器渐渐有步枪80多支，机枪7挺，迫击炮一门。并组织了两次夜袭行动，一次夜袭城郊马尾山的敌人，一次夜袭县城南门外哨所，给日寇以不小的惊吓和打击。

　　四中队在国民党驻地小溪山受到梅祖尧的限制和排挤，桂林栖、邹一清、蒋永孚等人商议，决定带领四中队到红色苏区古角山活动，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

　　且说古角山，在1938年5月，黄梅临时县委成立不久，就成立了第三区（辖土桥、停前两镇）区委会，书记邹一清（兼）。中共黄梅第三区下辖古角支部，支部书记王亚枝。王亚枝（男），古角山柳林乡乱石堰人。父亲王仲甫，私塾教师，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南北山党支部书记。1927年5月，他将南北山支部发展为3个党支部。1930年春，黄梅土地革命掀起第二次高潮。他担任中共黄梅东区宣传委员，兼古角支部书记，参与领导组建东区赤卫队，并带队参加同年5月立夏暴动。同年6月6日，又率领古角赤卫队，配合红军游击第四中队，攻打并歼灭了古角反动团防。紧接着6月10日，冒着生命危险，英勇机智地协助四中队收编了溃逃到寮叶坪的郭汝栋部70余名溃军，从而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1930年夏秋之际，黄梅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王仲甫协助东区区委书记邹一清，全力进行苏区建设，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30年10月底，黄梅党内开展错误的“肃反”，将他当作“改组派”杀害，牺牲时47岁。后来党组织为他平反，追认他为烈士。在王仲甫任东区宣传委员时，儿子王亚枝就是共产党员，任东区交通员。王亚枝像父亲一样，是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他的家可说是革命世家，又是书香世家，但他家境并不富裕。王亚枝担任古角支部书记后，开始串联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党员骨干，其中有王浩然、刘兴汉、陈永清、王月清等人。王亚枝向王浩然讲述了抗日的重大意义，并与他共同组织召开抗日动员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进而成立青抗会、农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

　　青抗会由王浩然、王楚卿为首组成，有20来人。王楚卿柳林乡老铺村人，1929年江西九江警官学校毕业，后曾在黄梅县国民党保安二中队任分队长一年。回柳林后，由王浩然吸收革命，后由刘先汉、陈永清介绍入党。农抗会由刘先汉、陈永清两人为首组成，也有20来人。刘先汉和陈永清也是老铺村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老赤卫队员，土地革命失败后，逃到宿松、太湖等地隐藏了一段时间。妇抗会由张龙英为首组成，有五六个人。张龙英是新参加革命的进步女青年。由于形势的快速发展，和上级的指示精神，青抗会和农抗会这两个群众组织很快合并为一个地方武装组织——古角山抗日自卫队，有40来人，王浩然任队长，王亚枝任指导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队员中有人原是青年猎手，就把猎枪、土铳拿来作武器，有人把祖先留下来的大刀、矛子磨得白花花的当武器，有的人用瓶子装炸药安炮引当手榴弹。武器不足而且落后，王浩然私人出钱，带着刘兴汉、陈永清两人一同到九江，托他的亲戚、朋友买了两支手枪，4支长枪，一台石印机回来。把长枪分配给会手使用，手枪一支发给指导员王亚枝，一支留给队长王浩然自己。正是盛世出才子，乱世出英雄。白天，王浩然与王亚枝带领自卫队员练兵打靶，张龙英和妇抗会的几个女青年组成后勤队，给他们弄柴火做饭。夜晚，二王两人在一起，写抗日宣传材料，用石印机印出来。

　　王浩然与张龙英工作之余，谈起婚外恋，二人两情相悦，一往情深。正是:身如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俩都是经父母包办的已婚男女，夫妻之间无爱可言。王浩然的妻子为人老实，一字不识。张龙英是田孝先新婚的妻子，年轻活泼，花容月貌，又有文化，又有工作能力，能认识时代的潮流，走革命的道路，是女中俊杰。田孝先虽然是富豪，也有高深文化，但人才人貌都不及王浩然。田孝先先天近视眼，走路要拄拐杖，为人保守吝啬，是个守财奴。王浩然是个美男子，潇洒豪放，博学多才，会写会说又会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才子佳人因革命走在一起，互相倾诉爱慕之心，也是常有的事。他俩互相约定，革命成功了，他俩各与原配离婚，他俩组合在一起；革命失败了，保持原有的包办婚姻。他俩柔情蜜意，还有越轨的性行为，可不是，花有清香月有阴，春宵一刻值千金。但是，他们挑战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由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应当受别人指责的。

　　正当古角山抗日自卫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邹一清、桂林栖、郑重、蒋永孚带领黄梅抗日四中队来到古角山。使王浩然喜出望外，如鱼得水，似虎添翼。王浩然将邹一清中队部安排在王氏七户祠堂，里面还住着警卫排。其他人全部住在王浩然家里（他家有几十间房），与祠堂相距300步路。四中队吃喝住几乎是王浩然全包下了，王浩然的堂兄王共和开糕饼店，两家隔壁，王共和也常送些钱粮给四中队。夜晚，他们在一起商量抗日大计，王浩然与王亚枝想将古角抗日自卫队与四中队合编。桂林栖说：“根据目前的情况，四中队人员编制要受国民党县总队的限制，还不能合编。”邹一清说：“古角山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地方自卫队不可少，不合编，我们支援你5支长枪。”

　　一天上午，四中队和古角自卫队正在场地上操练，只见前方哨兵打马来报：有一队日军约200人，出县城，已经过土桥，为首的骑着马，往古角山奔袭而来。王浩然学问渊博，满腹经纶，《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读得烂熟，他与王亚枝把桂林栖、邹一清、蒋永孚等找在一起，说：“日军进古角山，柳林是古角山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日军必定要到柳林。你们是从小溪山经望江山，从后山到柳林的，对柳林地理形势不熟悉。”说着，他拿取一块石子，在地上画了一条线，把石子往东一放，又拿一块石子往西一放，说：“这条线是柳林河，自西向东流，这个石子是狮子山，在东，靠近河的南岸边；这个石子是象山，在西，靠近河的北岸边，两山相距300来米，再往西走，就是柳林了。狮子山脚下，河的南岸边有一条小路是进柳林的唯一路口。”他望了邹一清一眼，接着说，“你们武器好，就埋伏在象山上，我们的武器差，就埋伏在狮子山上，当敌人进入两山之间，我们前后枪弹齐发，来个关门打狗，把日军打个落花流水。”

　　其他人都同意他的部署和安排。王亚枝召令古角自卫队集合，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说：“同志们，我们平日里都有消灭日寇的雄心壮志，今天机会来了。日军要来扫荡古角山，烧杀掠抢，我们能不能容忍？”队员们齐答：“不能容忍！”王亚枝接着说：“我们保卫家园，打好这一仗！”队员们齐声说：“保卫家园，打好这一仗！”王亚枝又大声地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队员们齐声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桂林栖也集合四中队的战士，进行简短的战前动员，然后分头行动。

　　再说日军侵占黄梅县城以来，一直坚守在县城里，没有向城北出击。此时，黄梅县城以南都是日军地盘，县城以北的“四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盘。这一天，日军纵队牛岛司令命令四个中队分别向“四山”进行“秋季扫荡”，扩大地盘，增加战果，抢掠物资，增添军饷。进扰古角山的中队200余人，中队长名叫田依次郎，他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与一个扛太阳旗的日军走在前面，士兵们个个都喜形于色，心花怒放。因为在驻地，受司令官管理，多少要遵守些纪律。只要日军下乡扫荡了，对手吓得像兔子一样往大山上跑，如入无人之境，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是他们的“功劳”，趁动乱之机，强奸花姑娘，发泄发泄，快活快活，比憋在县城里要快乐得多。

　　田依次郎带领他的中队进入了古角山，途中还拉了个农夫，走在最前面引路，紧接着是扛太阳旗的日本兵，他自己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中间，威风凛凛，气势汹汹地直奔古角山的中心柳林而来。他们经过一段开阔地带，渐渐走近狮子山，一个一个地走过狮子山脚下的隘口，进入伏击区。当最后一个日本兵过了隘口，队长王浩然隐蔽在狮子山茂密的树林里，看得真切，他手举盒子枪，高喊一声“打”，随着砰的一声枪响，一个日本兵应声倒地。第一声号令枪一响，狮子山上、象山上密集的枪声，向日军猛烈射击。农夫吓得无处躲藏，直往狮子山上跑。有的队员用瓦罐装炸药，点燃引线，往山下丢，在鬼子中炸开了。只有大刀没有枪的队员，事先从河滩上捡了两篼子鹅卵石挑上山来，将拳头大的石头往鬼子的头上砸，打得钢盔“当啷当啷”地直响着，鬼子抱着头哇哇怪叫。田依次郎挥舞着明晃晃的指挥刀，撅起仁丹胡子，咧着金牙的嘴“八格牙噜，叽里哇啦”地咆哮了几句，意思是说：“入他娘，遭遇伏击，打！”鬼子兵都举起枪，向两座山上漫无目标地回击。一名机枪手架起机枪，对着象山嗒嗒嗒地扫射。邹一清藏在象山上的树林里，举起手枪瞄准日军机枪手，砰的一声，机枪手倒下了。又一名日军架起机枪扫射，邹一清又是一枪，鬼子兵连同机枪都仰面朝天。自卫队使用的多数是土枪土铳，许多鬼子中了好几枪，没有死还在还击。因日军处在山脚下两山之间的路上，目标明显，没有掩蔽。抗日队伍在山上，居高临下，又有树林、大石头作掩体。日军处于被打位置，经过一小时激战，日军伤亡惨重，马也被打死了。田依次郎叽里呱啦地怪叫，意思是说：“今天倒大霉，撤退！”一个日军扛着太阳旗，两个日军抬起机枪，跟着部队撤退，一边撤退，一边还击。我军冲锋号响起，战士们在“冲啊”“杀啊”的一片喊杀声中追击敌人，又撂倒两个敌人。一个日本兵肩上顶着机枪，另一个日本兵开动机枪向我军扫射。我军都趴在地上射击，因在开阔地带，敌人武器先进射程远，我军不敢追击，将事先准备好的洋铁瓶装着的鞭炮点燃，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敌军误以为是机枪声，无心恋战，狼狈而逃。

　　敌人跑远了，我军收兵打扫战场，打死了15个鬼子兵，抓住了两个打伤腿跑不动的俘虏，缴获长枪17支，我军无一人伤亡，兴高采烈地收兵回营。

　　田依次郎见了牛岛司令，两脚立正，敬了个军礼，如实报告了遭遇伏击的战况，然后掏出刺刀，对准自己的胸膛，做出准备剖腹自杀的假象，显示出一股武士道的精神。牛岛司令拍了一下桌子，叽里呱啦地吼叫着，意思是说：“损兵折将，丧我军威，推出去砍了！”田依次郎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尊敬的司令，古角山游击队大大的厉害，皇军大大的不能进军古角山。”牛岛司令听了他的金玉良言和虔诚的忠告，竟免了他的死罪，责打20军棍，削去官职，贬为士兵。

　　四中队和自卫队回到驻地王氏祠堂，邹一清与几位头头商量着，要将两个日本兵俘虏牵着去游乡。一方面，杀灭日本人的威风，弘扬我中国人的志气，进一步增强抗战力量和抗日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与日军屡战屡败，从来没有抓住日军俘虏，共产党部队与日军打了个大胜仗，还抓住了两个俘虏，通过游行，鄙视国民党无能，彰显共产党的功劳。头头们都同意了。王浩然叫两个队员去拿两顶纸糊篾扎的高帽子来。

　　两个队员拿来两顶高帽子扣在日本兵的头上，日本兵取下帽子，撕得粉碎。蒋永孚说：“不戴高帽子也要推他们去游乡！”两个日本兵指着脚上的伤口，意思是走不动。王浩然说：“抬两顶兜子来抬着他俩去游乡。”（那时轿子、兜子是交通工具，塆子里都备有。）几个队员抬来两顶兜子，每顶兜子上坐着一个日本兵，四个队员抬着两个日本兵游乡，前面有队员鸣锣开道，后面有队员摇旗呐喊，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振我中华！”两个日本兵坐在兜子上像军爷一样摇头晃脑。

　　每到一个塆子，就站一会。塆子里的人们只听说日本佬侵略中国，没有人看见日本佬是个什么样儿，都像看猴子马戏一样围着看。一个日本兵被看得羞不过，叽里哇啦，不耐烦地嗷嗷怪叫，又用中国话骂道：“我入你的娘，都是横眼晴直鼻子，有什么好看的。”另一个日本兵对着观众伸出大拇指，学着中国话说：“你们是大大的。”又伸出小指说：“我们是小小的。”

　　在古角山游了一圈，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几个人议论着：杀了两个俘虏，违犯了党优待俘虏的政策，留着是累赘又是祸害，该如何处置呢？桂林栖说：“新四军有一支部队在二郎河，不如连夜派人送到二郎河，交给新四军部队。”于是，他们派出一支分队，用兜子抬着两个日本兵，连夜送到二郎河，交给了新四军部队，人们再也没有机会看日本兵的马戏了。

　　正是：横眼直鼻子都是人，何必把我当猴子盘。

　　（本章故事由老铺籍老革命干部汪怒安和老铺村民汪当生、王金星分别口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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