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太人性的》表现出一种危机。它被看作是为自由精神而写的书，几乎其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示着一种胜利，使我彻底地清除了一切不合乎本性的东西。理想主义是不合乎我的本性的，本书的标题含义就是：在你们看到理想的地方，我却看到了人性的东西，啊，太人性的东西。……对于人，我认识得更为清楚。这里“自由的精神”只能解释为一种已经变为自由的精神，它牢牢地把握住自己。本书在与语气、声调方面有根本的变化：人们感到它洋溢着智慧，十分冷静，有的地方显得有些无情，充满嘲讽。本书集高贵典雅和热情狂放于一身。它正巧赶在1878年伏尔泰逝世百年出版，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却有一定意义：伏尔泰与他以后所有的作家相反，首先是一个精神贵族，而我也是。伏尔泰的名字出现在我的一本书上，这的确是一种进步，我前进了一步。如果你能更为仔细地阅读本书，就可以发现一个无情的人，他知道理想主义的所有藏身之处，包括其堡垒以及最后的避难所。我手举火把，而火把上并非闪烁不定的微光，而是一道耀眼的光芒，将其藏身之地一览无余。这就是战斗，但这里并没有火药和硝烟的气味，没有好斗的姿态，没有狂热和断肢残臂，因为这些东西仍然是理想主义的。我将错误一一搁置在冰雪之上，理想主义不是被驳斥，而是被冻僵了。例如，“天才”被冻僵在这里，而“圣人”被冻僵在另一个角落里，“英雄”被冻僵在厚厚的冰柱下，最后，“信仰”、“信念”以及“同情”都被冻僵了，“自在之物”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冻僵了。

　　我开始写这书，是在拜洛特首届音乐节期间，突然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一种疏远感，这是我写作本书的先决条件。如果有谁能够了解，我在路上产生了怎样的幻觉，他就可以猜想到，当我有一天在拜洛特醒过来时，会有怎样的感受。我像在做梦一样：我在什么地方？我什么都认不出来了，包括瓦格纳。我想寻找自己的记忆，但毫无用处。托里普森这个遥远的幸运者之岛，现在找不到一点跟以前相似的地方。奠基典礼期间那些无比美妙的日子，有共同志向的小团体成员在一起欢庆，现在找不到一点痕迹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瓦格纳变成了德国人！他的崇拜者已经盖过他了！德国的艺术！德国的大师！德国的啤酒！……我们十分清楚，瓦格纳艺术是面向那些高尚艺术家的，是面向全世界审美者的；一旦发现他被披上德国道德的外衣，特别令人气闷。我认为自己是了解瓦格纳主义者的，对三代这样的人都有所了解，从那位将瓦格纳与黑格尔混为一谈的布兰德开始，到现在这些将瓦格纳与自己相提并论的拜洛特新闻界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美好的心灵”对瓦格纳作出各种表白。他们好话说尽，其行为则让人毛骨悚然，其中还有诺尔和波尔这样的胡言乱语者。可怜的瓦格纳，他已经落到什么地步了！但愿他不要落入那些下贱者手中，他却落入德国人手中！为了警示后人，我们应该制作一个拜洛特人的标本，并注明：日耳曼帝国就是靠这样的精英建立起来的！我真是受够了！尽管这里有一位可爱的巴黎女子在安慰我，我还是突然离开拜洛特几个星期，临行前我发了一个电报向瓦格纳表示歉意，它产生的影响想必是不会令人愉快的。在波西米亚森林一个叫科林波的僻静小村，我极度忧郁，对德国人极度失望，就像害了一场大病，偶尔也在日记本上以“犁头”为题写下一些话，那完全是心理方面的强烈感受，它们也会出现在《人性，太人性的》这本书中。

　　那时我这样做，不只是与瓦格纳决裂：我感到自己的本性已经迷失了，由此产生一些失误，无论是瓦格纳问题，还是我在巴塞尔大学当教授，都是这一本性迷失的表现，因此我极度烦躁不安，并因此醒悟：我已经到了自我反省的关键时刻。我忽然明白，自己已经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与我的使命相比，我语言学家的生活显得那样毫无价值，我为自己这一虚假的谦卑感到羞愧。……已经过了10年，我没有获得一点精神上的营养，没有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只是在故纸堆里钻研所谓的学问，而忘掉了许多东西。我半瞎着眼，十分认真在古希腊诗人中摸索，这就是我以往做的事。我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看来十分可怜：我的知识中没有任何现实性，只知道追求所谓理想的东西。此后有一种燃烧的渴望向我袭来：我开始转向生理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只是在我的使命迫使时，我才不得不回到历史研究上来。那时我首次感觉到违反本性而选择的工作（即最终从事的所谓职业）跟通过一种方式（如瓦格纳的艺术）来麻醉自己的空虚和渴求的需要之间有着一种联系。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许多年轻人都有类似的困惑：一个违反本性的行动就会导致另一个违反本性的行动发生。在德国，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在日耳曼帝国，许多人都不得不作出不适当的选择，然后不堪重负，慢慢地倒了下去。……这些人需要瓦格纳就像需要鸦片一样：他们以此来忘记自己，暂时逃避自己。……我说了些什么？竟说了五、六个小时！

　　当时我的本性让我拒绝继续随波逐流，拒绝继续混淆自我。任何一种生活，哪怕是最艰苦的境况，疾病，贫困，都比我现在这种毫无价值的“无私”生活要好。最初我是出于无知和年轻而陷入这种“无私”之中，以后由于惰性，或者换一种说法，由于“责任感”，我继续停留在这“无私”之中。这时，父亲遗传给我的东西，也就是早死的征兆帮了我的忙，尽管其方式是可怕的。疾病让我得到解脱：它使我避免了与他人断交，避免了一些遭人反感的粗暴行动。我不但没有失去朋友，反而获得更多的友谊。同时疾病也让我有权改变自己的所有生活习惯：疾病不但允许我忘记一些东西，还要求我这样做；疾病还要求我静卧在床、休闲自在、有耐心等待一切，而这些其实就等于是在思维！……我眼睛情况之糟糕，使我结束了读书生涯，用德语来说，就是结束了哲学：我从书中解脱出来，许多年我都不再看书了。这应该是我给自己的最大恩惠！原先的自我在另一个自我（也就是阅读）的压迫下仿佛已被埋葬，这时又慢慢地、怯怯地、犹犹豫豫地复活了，开始表现自己了。我的一生，还没有哪一段时间像我衰弱多病、痛苦难耐时期那样幸福。你只要读一读《曙光》或者《一个漫游者及其影子》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回归自己”：自我康复是最高层次的，……其它康复只是其结果而已。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可作为我严格要求自己的纪念，通过它，我断然抛弃了自己身上理想主义、美感、女性化等一切骗人的东西。本书的大纲是在索伦托写的，而书的结尾和最终定稿是冬天在巴塞尔完成的，那时我的情况比在索伦托差多了。实际上，在本书的写作中，彼得。加斯特先生给了我很大帮助。当时我头疼得厉害，头上缠着绷带，无法动笔，只能口授，由他作记录和修改。实际上他才是本书的撰写者，我只是口授作者而已。本书完成并终于出版了，让我这个重病在身的人深感惊喜，在寄书时我寄了两本给拜洛特，十分巧合的是，我同时收到一本《帕西法尔》，书上有瓦格纳的亲笔题词：“送给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采。教区委员会委员理查德.瓦格纳”。这两本书互相赠送，我似乎听到一种不吉利的声音，就像有两把剑在彼此交锋。不管怎么说，我和他都有这种感觉，尽管我们什么都没有说。大概就在同一时刻，拜洛特集第一卷出版了，于是我知道，已经到了与瓦格纳决裂的最后时刻：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瓦格纳竟然成了虔诚的信教者。

　　——瞧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