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坎坷的路，很长
步履串连把记忆丈量
一段故事精彩，很棒
掌声响起，见证辉煌
砍下绿竹，削成笛管
吹起动听的旋律
同时吹散吧
苦闷又低沉的情绪
【留在心灵上的阴影】
1966年，中国历史上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政治浩劫。
运动开始后，造反派上台，投机者执政；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高喊：“造反有理，造反有功，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口号，建立革委会，成立“战斗队”，动不动就抓人，然后把人关进“小黑屋”。那时候人们都提心掉胆的过日子，因为，不知道哪件事做错了，或者是那句话说错了，厄运就会降到自己头上，要是让“造反派”们抓住把柄，那就得成为他们专政的对象。我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被强行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高帽子。
在“文革”之前，我爸当了多年的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大队民兵连长、治保主任等职务。现在造反派上台了，在革命历史问题上没有挖出什么根源来以后，就说我爸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强行让他认罪。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爸爸当然不承认自己有罪了。于是，他们就采取暴力手段强行把我爸爸抓走，关进了大队的“小黑屋”。他们还搞所谓的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我爸爸的罪行，攒鸡毛凑掸子的搞了许多冤枉我爸爸的黑材料。
至于他们强加给我爸爸的罪名，其实就是我爸爸当队长时，允许社员在自家房前屋后有自己的自留地，种点庄稼打点粮食好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还有就是鼓励有手艺的人，利用闲余时间，做点手工活，以换点零花钱。当时我们村里很多手工艺人，像木匠、柳木匠、编筐编炕席等等，我爸就会编炕席。那时候，每年进腊月以后，他都利用夜间编炕席，然后背到大乌兰集市上去买。这些现在来说是正很正常的事，但在当时那可不行，说你是在搞资本主义经济。晚上我爸爸编炕席时，都要把窗户用棉被挡得严严实实的，怕外面的人看见向上面的领导反映情况，那可就惨了。但是捂得再严也没有不透风的墙。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批判我爸爸的有力证据。
那时候都是以大队为单位，大队的“革委会”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批斗大会，他们把抓起来的这些所谓“犯人”集中起来，到各个生产队去开批斗会。我们生产队召开大会的地方就是队部后面小树林里的空场上，我们上学正好从那路过，所以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们放学要是赶上开大会，一定会脑袋削个尖往里钻着看。
有一个星期三中午放学（那时候学校还实行一周五天半工作日，星期三下午休息），我和村里一般大的小伙伴们刚到生产队队部，就发现后面的小树林里人山人海的，知道准是又开大会了，就跑过去看热闹，想看看今天批斗的到底是谁呀？等我扒拉开人群钻到里面一看，当时让我大吃一惊，我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会场中间挨批斗的三个人当中竟有一个是我爸爸，就见他被五花大绑的低着头站在那里。在他身前身后站着好几个穿着绿衣服、胳膊上戴着红胳膊箍，手里头都拎着用柴油发动机上的三角带做的皮鞭子，一个个都凶神恶煞的。我揉了揉眼睛定了定神，在确定是我爸爸没错的情况下，我就像疯了一样冲进了会场，跑到我爸跟前，大声地喊到：“爸！你这是咋地啦？他们咋把你绑起来了？”我是一边喊着一边绕到我爸爸背后去解绑着他的绳子。我的这个举动来得太快、太突然，不仅我爸爸，就连那些组织大会的人也都吓了一跳，但他们马上就回过神来了，立刻把我控制住，可我当时不服，使出吃奶的力气和他们厮打，但我当时毕竟才是一个八岁的孩子，怎么是一个成年男子的对手呢？其中有一个人就把我胳膊扭到后面去了，于是，我就用嘴咬了那个人的胳膊一口，这下那个人急了，一使劲就把我扔出很远，而且冲过来抓我，我就抓起一把土向他脸上打去，他更急了，上前用他的脚狠狠地踩住了我的手，不一会就见我的手下面流出了血，鲜红的血顺着指缝往外淌。但是，我没哭，我两只眼睛好像往外喷火一样，怒视着他。就见那个人一边使劲踩着还一边恶狠狠地说：“这走资派的崽子真是要疯了，竟敢打革命干部，我看你是找死！”这时候，就见我爸爸也抬起了头，用听上去非常激动的声音对他们说：“有啥事冲我来，请你们不要难为一个孩子，放了他吧！”
也许是那“革命干部”看我手上的血越出越多而心生怜悯；要不就是爸爸的话起作用了，他最后把我放开了。可这时候，我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仍趴在地上一动未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自己力量的薄弱和孤立无援，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更不敢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因为，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是专政分子的后代，有谁愿意惹火烧身呢？这时，我抬起头来，看看爸爸，就见他深情的冲我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说，我从爸爸那看我的眼神里得到了能量和勇气，同时得到的还有智慧，那就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决定先站起来，可正在这时，我又得到了外援力量的支持，就见我们家东院大娘家的二姐赵景针，分开人群快步走到我跟前，抓着我的手将我拽起，一边给我拍打身上的土一边说：“走！国民，快回家吧，这都是大人的事！”说着，拉着我的手就往人群外面走，我跟在二姐的身后不情愿的往外走，还不时的回头看看爸爸，别看刚才和“革命干部”战斗时我没哭，甚来我的手被他踩出血，我也一个眼泪没掉，可是现在我却控制不住激动而又委屈的情绪，当时我是放声痛哭，而且嘴里还大声地喊道：“爸！你早点回来！我们等你！”
那喊声和哭声交织在一起，在小树林中回荡，在大山中回荡，最后飘向空中，回响在牤牛河流域，好像是在向世人哭诉我爸爸的冤情，又像是在宣泄我内心憋屈的情绪！
东院二姐是个热心肠的人，但是她性格倔强，说一不二，在我们生产队没人敢惹她，也许是我和她亲弟弟赵景清一般大的原因，她平时对我就非常照顾，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所以她今天敢冒着受牵连的风险挺身而出，把我拽出人群。现在想起来，当时二姐具有多么大的勇气而又但着多么大的风险啊！
批斗大会结束以后，我爸被关押在了“革委会”设立的“小黑屋”里，说是要提高思想认识，承认过去的错误，这一关就是四十多天。
记得当时我妈天天给我爸去送饭。有一天，我妈又要去送饭了，我就和她说，要和她一起去。妈知道我想我爸了，就同意领我去。等到了关我爸爸的地方，那两个“看守”开始还不让我进去，后来在我妈妈的央求下才勉强答应。我跟随着妈妈进到屋里，一眼就看见了我爸爸，但是，眼前的爸爸是既熟悉又面生，快一个月未见，他看上去苍老了很多，面容憔悴了很多。就见他两腮塌陷，目光呆滞，尤其是那大胡茬子挺长就显得更加苍老。当时他看见我去了自然高兴，把我搂过去还让我坐在他的大腿上，嘱咐我说在学校好好学习，在家里多帮妈妈干一些家务，我一一答应，并向他保证期末考试一定拿个好成绩，他听了以后抿着嘴笑了。我敢说爸爸至少有一段时间都没有那么笑过了，让久违了的笑容又重新回到他的脸上，我和妈妈看了以后着实很兴奋。当时就听妈妈说：“你爸爸都很久没这么高兴了，今天看见你了，爷俩好好近便近便吧！”可欢乐的气氛很快就结束了，等爸爸刚吃完了饭，就听外面的看守在敲门了，探视的时间到了。当我和妈妈依依不舍地离开爸爸身边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想往外送我们俩，可看他那有些痛苦的表情我知道他身上一定有伤，我就再一次跑回去抱住了他的大腿，还带着哭腔问道：“爸！他们打你了吧？”这次他不像刚才那样抚摸我的头了，也没有了之前的爱抚，而是用很冷的态度对我，说：“没有，快跟你妈回家吧！过几天我也回家了。”说完他先转回身去又坐下了。
我和妈妈在往回来的路上谁也没说话，就那么默默地走着，妈妈心里想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虽然我跟在她身后，看不见她的脸，可我感觉到妈妈哭了，只是不想让我看见而已。而我此时更是心如刀绞般难受，眼泪也不知不觉地落下来，可是这次我哭与上次开批斗大会那次我哭不一样，那次我是为我爸被冤枉而哭，掉的是受委屈眼泪；而这次我是为我爸爸经受身心上的折磨而哭，为爸爸的痛苦而哭，流淌的是我伤心的眼泪！当时我还很小，不知道世事沧桑，更不懂得世态炎凉，只知道爸爸受苦而不知道为什么受苦，又为谁而受苦。
长大以后，准确地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全面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客观的定论，才知道当年我爸爸所经受的折磨和与陷害，只是无数受迫害的人其中的一个，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月里，有多少功勋卓著的将军，没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惨死在了和平建设时期自己同志的手中；有的革命老干部，甚至是国家的高级干部被迫害致残，直至伤其生命。真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政治浩劫，更是历史的悲哀！
在这场让人感到悲哀的悲剧里，我爸爸虽遭受了痛苦的身心折磨，但还算是幸运的，那就是没有被致残致死。在关押了近两个月以后，也实在找不出继续关押的理由，最后只好把我爸爸放了出来。
爸爸被放出来回到家里对我们说，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就剩下他和原来的大队王书记两个人，王书记由于经受不起折腾，再加上年龄也大了，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有一天晚上趁看守人员没注意，上吊自杀了。革委会专政小组吸取了教训，对我爸严加看管，同时加快了对我爸的审讯，可就是说我爸爸思想认识不上去而下不了“楼”。革委会里有一个人是我爸爸的战友，最后，还是他帮我爸爸写了一份检讨书，这才算过了关、下了“楼”。
经过这场运动以后，我爸爸就结束了当农民的历史，还是我爸的那个战友开始把我爸介绍到公社联合厂当工人，最后在1972年北票县北宝铁路工程上马，我爸就成了一名筑路工人，这批工人最后在铁路工程完工以后，于1974年被分到了北票和尚沟煤矿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据后来我爸爸讲，当年他之所以被抓、挨整，从国家的大气候层面来说是“文革”带来的灾难，而具体的说是生产队中权力斗争的结果，是派系斗争导致的一场赵氏家族内讧。别看都是老赵家，多少年来派系分歧严重，最严重时派系之间甚至发生械斗。现如今，随着我爸爸当工人离开了生产队，派系争斗也就宣告结束，从而小山村恢复了初始时期的和谐与太平。
现在我写这段历史既不是抱怨，也不是为我爸爸喊冤翻案，而是想警示后人，记住历史，学习历史，吸取教训，不要让同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那场悲剧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运动的执行者和被运动迫害的人都相继离开了我们，可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却永远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成为刻印在我心灵上抹不去的阴影。
【鞋啊鞋】
鞋穿在不同人的脚上走着不同的路，同样，有着不同身份的人穿着不同质地的鞋——那些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都穿着高级皮鞋；军人、运动员又都穿着与自己的职业“门当户对”的鞋。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鞋。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不再会有人为一双鞋而发愁，甚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人们还把在公共场所不穿鞋，光脚丫子、打赤脚，被看作是不文明的行为表现，是举止粗鲁的行为。
但是，如果时间倒退半个多世纪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像光脚丫子、打赤脚，这些在今天看来是不文明的举止粗鲁的行为，而那时却是习以为常的现象，是很正常的行为。当时，无论是在上学的路上，还是在学校的校园里都会看到光着脚走路和上学的学生。随便到一个村庄，都会看见一群群光着脚嬉戏打闹的孩子们，这些光着脚的孩子中，既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尤其是在我的家乡，穷山僻壤，交通不便，物资匮乏，这种“粗鲁举止”的行为就更加普遍，还有更为严重的不文明行为，就是有很多男孩，都已经六、七岁了在夏天还都赤裸着身体，没有衣服穿。我在这里这样说，可能今天的孩子们认为我在瞎掰，是在讲一个不着边的故事，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这都是真实存在和发生过的。因为，在赤裸身体、光脚丫子的那群孩子里就有我一个。要如果说这是故事，那么，我就是这故事中的主人公。
我八岁上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在离我们村不远的打草沟小学就读。学校一共有三个老师，别看是三个年级，但平时上课是两个班，一、二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由同一个老师教课。那时候我们村与我一起上学的孩子很多，自上学以后光腚不穿衣服的没有了，但是，大多数都没有鞋穿。
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学、放学都成群结队一帮一伙的，光着脚、背着书包走在那从村里通往小学校的乡间小路上。周而复始，日久天长，原本不怎么平滑的羊肠小道被我们这些小脚丫踩得溜光铮亮，而我们的脚丫子也都得到了磨练，一个个都练就成了一副副铁脚板。
可那也是因人而异，我好像从小就没有别人家的孩子那么皮实，总显得娇里娇气。在那些小道两旁，生长着一种植物，叫蒺藜，它紧贴着地面生长着，开黄色的花，而要说的是它的种子很特别，虽然个头长得不大，也就是黄豆粒那么大，但它浑身长着像针一样的刺，而且很硬，脚丫子只要踩上它，就非给你扎上不可。所以，当地人把它叫“蒺藜狗子”，意思是它就像狗一样咬人。我们都一样光着脚上学走路，人家都不怕扎脚，可偏偏我就怕。当时扎脚了，疼的我是嗷嗷叫，会马上坐在地上想用手把蒺藜狗子拔掉，可刚坐地上，屁股也被扎上了，那尴尬的事没少发生。每当这个时候，与我一起上学的同伴们都会上来帮我，其中有个小名叫四平子的男生，别看他比我大两岁，但在我们家族中他得叫我叔叔。他人长得结实，个也比我高，他就不怕蒺藜狗子，要是看见我扎脚了，就过来帮我把刺拔掉，而且他还会用脚把那些蒺藜狗子踩到地里去，嘴里还叨咕着：“让你扎人！让你扎人！大叔，我给你报仇了。”可有的时候也会和我开玩笑，说：“挺大个老爷们，和个娘们似的，还怕扎 。你越怕它，它越扎你。”其实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那时候别看我们没有鞋穿，光着脚，可谁都没有怨言，一个个都和赤脚大仙似的每天都无忧无虑的生活，慢慢的脚丫子也都磨出了茧子，真所谓：“百炼成钢”。
光脚丫子不穿鞋夏天还可以，大不了扎脚或者是磨点脚，可冬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冻脚的滋味实在难受，要是再赶上冬天来得早，学校还没放寒假就下雪了，那这些孩子们可就更惨了。想一想光着脚踩在雪地上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有时候放学了，从学校跑到家，脚冻得就和猫咬似的那么疼。每到这时，妈妈都会从外面弄点雪进来，把我的脚放进盆里用她的手抓着雪给我搓脚。妈妈说，如果手脚冻伤了，千万不可立即用热水洗或者是用火烤，必须先用雪把冻伤的手脚搓热，这样冻伤的手脚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否则的话手脚有可能就会被废掉。
现在有时候与亲戚、朋友在一起闲谈时会说到过去，有人会说，现在没有过去冷了，过去天冷把小孩都冻得哇哇哭。我不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虽然说现在全球气候是在变暖，但是，当年把人们的手脚冻坏，或者是人感觉冷被冻哭，不都是天气特别冷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当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物资匮乏，人们在冬天里没有御寒的衣物，就拿冬天光着脚不穿鞋来说，把脚冻伤冻坏，能说都是天气冷的原因吗？所以，我们要客观的看气候变暖的问题。如今的人们到了冬天，有各种各样的御寒的棉衣、棉鞋和棉帽，可以说物阜年丰，应有尽有。小孩大人都没有被冻的“哇哇”哭的现象发生。
当时我们念书的那个小学校，每年冬天很早就放寒假，因为，教室里没有取暖的设备，实在太冷。现在想想，小时候念书也不全是辛酸的往事，就拿光脚丫这件事来说，既有冬天冻脚、夏天磨脚和秋天扎脚等痛苦的回忆，也有至今让我想起来仍感到乐趣横生的瞬间。
那是在一年级的下半年，有一天上算术课，老师在前面的黑板上出了几道加减法的算术题，让学生们在作业本上做。当时学的是二十以内的加减法运算，老师在启发学生的时候就强调说，要多动脑动手，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脑筋转悠不过来的时候就掰掰手指头，好好算算。还没等老师说完呢，就听有个小男生对老师说：“老师！以前学的加减法数都小，掰手指头还行，现在的算术题数太大了，手指头也不够用了呀！那咋办呀？”“那你就没办法了，手指头不够用，你不是还有脚指头吗！”老师没好气的回答他。可是那个小男生却没听出老师说的那是气话，就信以为真，当有一道题他实在做不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把脚丫子搬上来数上了。因为，当时也没穿鞋，很方便。老师看见后，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就一边摇着头一边对那个小男生说：“这要是你自己脚指头也不够，你还得把别人的脚丫子搬过来数呢！”于是，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12岁了，开始读小学四年级。那是1970年的春天，虽然过了春节，但是，中国东北的早春还是很冷的，正像有句谚语说的那样：“打春了别欢气，还有四十个冷天气”。
可是，这时候我要去新的学校──大乌兰学校去读书了，大乌兰是大乌兰大队所在地，隶属于马友营公社。学校就在大队的旁边。我们家距离学校有7里地的路程。
记得开学那天早晨，我起得很早，除了有新书包、新衣服以外，还有新鞋穿了。鞋是我妈妈用手针做的千层底布鞋，在我刚穿上鞋的一刹那，就觉得自己一下子长的很高。
从那天开始，我就结束了光脚上学的历史，每天穿着鞋往返于从家到学校的山间小路之间。可时间一长，我发现鞋底被磨破了，当时就想：“如果鞋坏了，我就还得光着脚上学，可现在来大学校念书了，光脚丫不穿鞋的学生已经很少了，到时候我会很难看的。”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省鞋的办法来——走路没人看见时不穿鞋，用手拿着鞋走；从家走时和要到学校时再穿上。
就这样一双鞋我穿了一年多也没穿坏，可是，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件事，除了心疼我以外，还加快了做鞋的步伐，由于做千层底的布鞋很慢、很费事，于是，我妈就把别人家穿过的旧黄胶鞋拿回来，把已经穿坏的鞋帮去掉，再把新鞋帮与黄胶鞋的鞋底缝在一起，这样一双鞋就做好了，既快又省事。虽然看上去没有千层底的鞋美观，但是，总比没有鞋穿强。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穿那种鞋的人很多，人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军民鱼水鞋”。由于那种黄胶鞋当时很短缺，要凭票供应，而且是军工产品，是当时部队解放军战士穿的鞋。所以，就连穿过的旧鞋也很缺。
鞋啊鞋，普普通通的生活必需品，可是，在我苦涩的童年里，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有着许多关于鞋的辛酸历史。现如今的社会，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不再会有人为一双鞋而烦恼，也不会为一双鞋而发愁。相反，人们的审美观和消费观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青年一代，对衣服鞋帽的款式和品质追求越来越高，有很多都是刚穿到身上因为某种原因就丢弃不要了。尤其是在城市居民垃圾点和废旧厂房的边缘，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人们丢弃的各种各样的鞋，有的甚至都没穿就直接扔掉了。从现在年轻人的思想观念来看，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事——不就是一双鞋吗，相中就穿，相不中就扔掉。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一双鞋的问题，不是普通的消费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那鞋里有工厂工人的心血和汗水，你扔掉的是工人的劳动成果，也可以说在当你把新的商品当作废品扔掉的同时也扔掉了中华民族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优良品德。你是一个不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人！
鞋啊鞋！你不仅装着人们的脚走天下，你更装着时代的故事。现在我在家里，每当茶余饭后，还常和家里人说起我小时候没鞋穿的事，说的次数多了，也就都不爱听了。有时还会反过来对我提出质疑，我从他们带有怀疑的目光和不耐烦的态度之中，能够知道他们疑问所指：那时候真的就那么穷吗？真的就连鞋都穿不上吗？大冬天光着脚在雪地上走可能吗？
每当我看到家里人用那样的眼神看我的时候，每当我看到与我当年差不多大今年十二岁的孙子，把看上去还挺新的鞋就扔掉不穿了的时候，我就会不知不觉的想起自己小时候没鞋穿的历史，我会用手去摸当年因为没鞋穿，脚被冻得裂口子而现在仍留有裂痕的脚后跟。有时控制不住还会有泪水流出来！
鞋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件简单的生活用品，它是一首歌，里面有让人心动的韵律；它是一本书，记载着我昔日走过的路！
【山沟里孩子的憧憬】
没到过海边，不知道大海的广阔无垠；没登过高山，不知道山的险峻和山顶的风景。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促使人们要不断的去追求和探索，把属于梦想的东西变成现实，将未来的憧憬实现。
在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对大山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想象，就像是生活在井底的青蛙，不知道天究竟有多大，不知道除了太阳、月亮和星星之外还有那些繁华，直到有一天它跳出了井底，来到地面上，才会知道天的伟大，地的宽广和世间的繁花似锦。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总会问一些与我的年龄不相符的稀奇古怪的问题。譬如，到了秋天我看见通红通红的高粱穗，就会问：“妈，那高粱穗为啥自己就红了呢？”“那是太阳晒红的。”妈妈很认真的回答说。还真没错，在每年的秋天当庄稼要成熟的时候，就有太阳晒米那么一说。
“那地瓜在地底下埋着太阳没晒着，怎么也红了？”我继续问道。此时，妈妈会怔怔地看着我半晌都不说话。
记得在我八岁刚上学那年，有一天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就和妈妈聊天，说：“妈，我今天白天在山上看见天上的飞机了，你说它为什么会飞呢？”“因为飞机有螺旋桨和翅膀，所以能飞呀。”妈妈不假思索的回答我。
“那啥叫螺旋桨？长得啥样？”我又接着问。妈妈就说：“你看见咱们家的纺线的纺车了吧？和它差不多。”
“那要是给咱家的纺车子安上个翅膀，就也像飞机一样能飞上天了呗！”我又天真地问道。这下妈妈没直接回答我，可能是她困了的原因，就不耐烦的说：“你这孩子竟问一些不着边的事，还问起来没完没了，那纺车子是纺线用的，能会飞吗？”我本想继续往下问，可这下不敢问了。
看飞机还行，因为大山再高也挡不住飞机在天上飞，可是想看汽车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从五、六岁记事时开始一直到十二岁之前，始终有两个愿望，一个就是近距离看看汽车，二是弄明白“下馆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而这两个愿望都是随着我12岁那年上大乌兰学校念书才得以实现。
最早有汽车的概念，还是我五岁那年跟着妈妈在村子的北山上挖野菜的时候，从两座大山中间向远处眺望，看见离我们很远的大道上有一缕缕的白烟升起，当时就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会头也不抬地回答我说，那是汽车跑过去以后扬起的尘埃。我这时才看到在那一缕缕白烟的前面有一个像火柴盒那么大的东西飞快的跑着，心想：“那可能就是妈妈说的汽车吧。”从此在我的脑海里有了“汽车”这个名词。但是，究竟汽车长的什么样？汽车是干什么用的，我一概不知。一直到我念小学四年级来到了大乌兰学校，我才真正的看见了汽车的模样，了解了汽车的用途。
1970年寒假过后新学年伊始，我就去大队所在地的学校──大乌兰学校念书了。那也是我平生十二年来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小山沟。当我第一天来到学校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让我目不暇接，耳目一新。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人多、校园大、马路宽以外，还有我以前在小山沟和以前那个小学校从来没见过的篮球场地、大商店和商店前面的邮信筒。最最主要的当然是公路和在公路上奔驰的汽车。
记得刚开学的第二天中午，我就和几个我们村里一起来念书的伙伴们去学校后面的公路上去看汽车了。开始由于害怕，就站在公路的路基下边看，后来越看胆子越大，就跑上公路并排站在公路边上，近距离的看汽车。现在我仍然能够感受得到当时的心情。当我们看见有汽车开过来就要从我们身边过去时，都会闭上眼睛或者用双手捂着脸，任由飞驰而过的汽车卷起的沙粒打着脸、带起的风把衣服撩起，而且还会把头发吹散；尽情享受着汽车过后带给我们的那些快乐。有的时候看见前面的汽车过去后，后面没有汽车跟着，我们还会跟在汽车后面奔跑一段，以至于汽车过后带起的沙土把我们的脸和头发以及衣服弄得到处都是土。然后会站在路边互相看着好像土人似的对方，开心地傻笑着！从此知道了汽车绝不是像小时候站在北山上看到的那样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小。
还有一回我不仅看见汽车了，而且还亲手摸着汽车了。那也是中午午休的时候，我闲着没事，就去学校后边逛商店，可等我从商店屋里出来的时候，就看见商店门前的空场上，停着一辆蓝色的大汽车，在此之前我 还从来没看着过停着的汽车。
于是，我急不可待地向那汽车走去。到了跟前一看，呵！汽车真大呀！光那车轮子就和我个头一般高。当时我围着汽车前后的转悠着看，一边看还一边用手摸。可是，正当我全身贯注地欣赏汽车，陶醉在对汽车的美丽眷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就见他一边开汽车门子一边看着我，说：“加点小心看吆！别把汽车看跑了呀！”我一听他说这话，知道他是开这个汽车的人。就见他从车里拿了个什么东西就关上车门子走了，而且径直朝商店旁边一个平房走去。
其实，我早就注意那个房子了，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人从那个房子里进进出出，但我就是不知道人们进那房子里去干什么。于是，我就抱着好奇的心理，老远的跟在那人的身后向那个房子靠近。眼看着那个人进了屋，我就紧走几步来到那屋门口，就在这时一股炒菜的香味从那屋里飘出来，同时，还伴随有酒的香味。我蹑手蹑脚的往前凑，透过手指宽的门缝往里一看，就见屋里有好几个圆形的桌子，每张桌子旁边都坐着好几个人在喝酒吃饭。我心里正纳闷呢：“这是啥地方呢？咋这些人在一起吃饭呢？”刚想到这，就见刚才进去那个开汽车的人从屋里出来了，同时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他俩出来后照直朝汽车走去，一边走还一边说话，就听其中一个人说：“这个小馆的菜做的还行呢！吃着还挺有味道。”我当时听他们这么一说，心里就是一怔。心想：“他们说的小馆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前爸爸他们说的那个下馆子呀？”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爸爸他们说到过下馆子的词，朦朦胧胧的猜测所谓的“下馆子”可能就是吃饭的地方，天真的想象着人们从圆形的管子下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吃饭，顾名思义，这就是“下馆子”。一直到现在都上小学四年级了，但仍然不知道下馆子干啥。可怜我这个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呀！真的是天真的可爱，单纯的太傻；要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就不是简单的单纯和天真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山沟里的孩子们真的是很苦啊！
晚上放学回到家，把白天在商店门前看到的情景，与妈妈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以求正确答案。最后，经过妈妈的肯定，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从此我知道了下馆子是怎么回事、汽车是干什么用的了。
昔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往日的憧憬得以实现。然而，正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人没有知足的时候，人总是在不断的追求新的梦想、实现新的梦想中前行。当看过汽车、摸过汽车以后还要坐汽车、开汽车；在知道了下馆子就是吃饭的地方以后，就想有一天自己也要下一回馆子。这些新的想法又成了我对未来新的憧憬。正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人要学会在成绩面前不满足，要不断的给自己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只有这样人才能不断进步。
但是，我要说的是坐汽车和开汽车要比看汽车难很多很多。就拿坐汽车来说吧，我们那小山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连汽车都没进去过，上了岁数的老人连汽车的影子都没见过，别说坐了。我第一次坐汽车，大概是在1973年的冬天快要过年的时候。当时我爸爸在北票和尚沟煤矿当工人，有一天，他带着矿山的汽车拉着煤回来了。据说那是我们村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有汽车进来。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快要中午的时候，爸爸领着汽车回来了，汽车刚驶进村口的时候，汽车的轰鸣声惊动了全村的老百姓，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当汽车在我们家门前停下后，村里的男女老少把个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当时把汽车司机吓了一跳，还以为要砸他汽车呢。现在想一想当时那场面还真的震撼！
中午吃完了饭，卸完了煤，在我的央求下，司机师傅同意我坐上汽车，并且开着车在我们家前面兜了一圈，我着实美了一回。那是我今生第一次坐汽车。
【妈妈的绿头巾】
当一个人来到人间，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妈妈的脸，从此，孩子也就认识了妈妈，从牙牙学语的婴儿到长大成人，都离不开妈妈的精心呵护与培养。当然，孩子总有一天会离开妈妈的怀抱去闯天下，但是，不管他走多远，远隔千山万水，母子的心会永远连在一起。
在我妈妈短暂的一生中，我们母子俩基本上没有分离过，可以说，我陪伴了母亲一生。对妈妈的熟悉，除了熟悉和了解她吃苦耐劳的性格、勤俭持家、善良厚道的优良品质以外，还特别熟悉妈妈的穿着打扮、衣服鞋帽。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妈妈从年轻到去世一共都没穿过几件像样的衣服鞋帽。在年轻爱美爱打扮的时候，正赶上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家庭生活异常困窘，一件衣服往往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等到我们这些儿女都长大成人，生活条件也比以前提高了，可妈妈又说她老了，有件衣服穿着就行了。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的是，我小时候看见妈妈头上扎着的绿头巾，因为，这个头巾不仅保护着妈妈的头，而且它还包着妈妈对我的爱心故事，它也是我站在茫茫“人海”边上能一眼就认出我妈妈的标志之一。
自从我记事时起，妈妈头上就扎着那个绿色的头巾。那是一个边长不到一米的正方形头巾，呈葱心绿色，在头巾的中间绣着粉色的五朵梅花图案，头巾四周还带着密密麻麻的穗子。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美观、漂亮的头巾，扎上它让本来就很美丽的妈妈显得更加年轻、俊俏。在上个世纪中国北方的农村，大多数妇女都扎着这种头巾，就是现在的农村妇女中还有扎的。但要说明的是，当时广大妇女扎头巾可不是为了美观好看，头巾更不是装饰品，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劳动保护用品。妇女扎着它有两个作用：防风沙和保暖。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妇女都和男劳力一样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当时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以外，有时还要参加大队乃至公社组织的万人大会战，会战项目包括修梯田、建水库、堵塘坝等等。人们整天与沙土打交道，干一天活下来，妇女们扎的头巾上都会落上一层厚厚的尘土。
当年大会战，工地上的劳动场景也非常壮观，绑在树上的大广播喇叭一遍又遍地播送着《毛主席语录》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每个大队或者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劳动口号，五星红旗和各种颜色的彩旗迎风飘扬，挑战书和决心书像雪片似的飞向指挥部。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广大妇女劳动大军在工地上所发挥的非凡作用，就见她们一个个都穿着花衣服，头上扎着各种颜色的头巾，一边干活嘴里还高唱着革命歌曲，一个个挥镐抡锹，英姿飒爽，一点不比男劳力少干，那场面看上去也真的是很震撼！而且妇女们特殊的穿着打扮和嘹亮的歌声形成了劳动工地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我于1983年在朝阳师专读大学时，有一次学校搞诗歌征文活动，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去工地找妈妈，看到的劳动场景，就以当时看到的场景为题材作了一首小诗，诗的名字叫《塞外奇女》，内容如下：
塞外奇女/胸有凌云气自豪/英雄莫道指天娇/风沙弥漫惊奇女/举镐抡锹敢挥刀/巾帼不让展须眉/欲与男工誓比高。
结果在评选中，这首小诗还获得了三等奖。头巾扎在女人们的头上，是头巾的本分所在，是它的职能所在，而有的时候遇到突发事件，头巾也会超出它的职能范围，譬如，在我要上学的前一年的冬天，我吃完晚饭后，在冰面上滑冰车时，不小心胳膊被河边的树根划了很长很深的一道口子，当时妈妈赶到以后，二话没说，立即摘下她扎着的头巾，就把我的伤口包起来，胳膊上的血马上就止住不出了。回家以后，又经过处理，伤口慢慢就愈合了，伤口是好了，可妈妈的头巾却增了颜色、添了彩，就看头巾上的粉色梅花现在已经变成了红色；原来的五朵梅花现在已是好多朵梅花。头巾虽然是血迹斑斑，可妈妈仍然舍不得丢弃，还是扎了好多年！
就在我划冰车伤胳膊的第二年的春天，我上学了，可那时候家里很穷很穷，根本就买不起书包，情急之下，妈妈又想起了她的那个绿头巾。于是，就用头巾把书包住，然后用头巾四个角中的两个角系在我的腰上，这个书包我一背就是三年。一直到我念四年级，要到大乌兰学校念书去了，妈妈才用旧帆布兜子给我改成了一个书包，从此开始背着书包上学而结束了在腰上绑着书包的历史。
我有了正式的书包，那个绿头巾又重新回到了妈妈的头上，可现在看上去头巾苍老了很多，没有了当年的美丽与光泽，除了有斑斑点点的血渍污渍以外，还出现了许多小洞，但是妈妈仍然扎着它，用它来遮风挡雨。直到那年冬天妈妈给我做棉裤时，因为，没有棉裤里，妈妈就再一次想到了她的头巾，就用它“滥竽充数”。妈妈一边做着棉裤嘴上还一边解释，说：“这头巾做棉裤里更好呀，即热乎又软乎，你早晨起来穿棉裤时不凉！”现在想起来，还真像妈妈说的那样，那棉裤还真不凉。但也不都是因为头巾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棉裤是妈妈用爱心做的，那里面有一个母亲献给她自己儿子的一颗心！
妈妈的绿头巾，你用你的身体温暖了我们母子两代人，你远远超出了你自身的防尘保暖的作用，你的品质远大于你的价值。当然，头巾再好、用处再大也只不过是一件生活用品而已，能给予我的只是有限的温暖，只会温暖我的皮肤和肉体，而妈妈对我的爱才是发自肺腑与灵魂的温暖，这才是推动我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
【负重的少年】
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兴则民族兴。少年花一样的年华，云一样的梦境。生活在不同年代的少年对未来有着不同的梦，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做一个好人，作一个为家庭、为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我从小立志做好人，做有善心、有孝心和勇挑重担的人。
1971年我十三岁了，在农村，特别是生活困难的家庭，十三岁的男孩子就算是大孩子了，要挑起家里的重担了。也正是在那年的春天，当时的北票县“北宝铁路”上马开工，从全县各个公社招收了一大批民工组成筑路大军，我爸爸就在那支队伍里。
自从爸爸去修铁路走了以后，家里就剩下妈妈一个大人领着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我理所当然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和男子汉、妈妈的左膀右臂。然而这时候妈妈的身体非常的不好，由于长期的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当时才三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妈妈，过早地失去了在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应该闪耀的美丽和青春：她面容憔悴，身体虚弱，再加上长期经受着慢性支气管炎的病痛折磨。因此，就更让妈妈弱不禁风的身体变得雪上加霜。
爸爸在没去当民工之前，考虑到妈妈的身体情况，曾一度想打“退堂鼓”不去了，最后还是妈妈说服了爸爸，才让爸爸最后拿定主意走了。妈妈当时还开玩笑的对爸爸说：“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娘四个在家也饿不死，多挣点钱回来，钱多拿不动的话，捎个信来，我们娘四个帮你拿去！”说完还格格地笑。爸爸在临走之前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说得最多的不外乎就是多帮妈妈干活、照顾好弟弟妹妹等一些原则的话，我当时也曾信誓旦旦的向爸爸拍着胸脯承诺：“请爸爸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但是，正像有句俗语说的那样：“看花容易绣花难”，话是好说，可事情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爸爸刚走没几天，一大堆难事就迎面而来，首先吃水就是个大事。
当时，我们生产队一共有三口水井，除了生产队队部有一口井之外，另外两口水井分别在前街和后街，我们后街的这口井还在离我们家有三、四百米远的坎上，爸爸在家的时候，没怎么感觉吃水的困难，现如今爸爸一走不在家了，可我们每天都要吃水，这挑水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妈妈的肩上。当然，以前妈妈也挑过水，但那都是偶尔的事，大多数都是爸爸挑。可现在不行了，挑水成了我妈妈的一大负担，每次挑水回来放下水桶她都要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并且还要用双手扶着锅台或者是炕沿边咳嗽上一顿。夏天还好，可要是冬天气温一下降，再飘上点雪花，那挑水就变得难上加难，不仅挑水的路变得光滑难行，就连水井的边沿都会冻上很厚一层冰而且还有雪覆盖着，别说站在井边打水，就是靠近井边往井下一看都会吓出一身冷汗，令人心惊胆寒。特别是冬天我妈妈的气管炎疾病会加重，这时候再挑一担水真可谓是举步维艰，她看着水桶望而生畏。
我当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恨不得自己快点长大也好替妈妈挑水。我有好几次都要试着要去挑水，结果都被妈妈拦住了，理由就是我太小，害怕我被压住不长个，将来变成小矬子而说不上媳妇。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尽管我当时还没有水桶高，尽管妈妈拦着我，不让我摸水扁担挑水，可是我还是不甘心，总是惦记着要早点学会挑水。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从小就有个犟脾气，别人越说我办不了、不可能的事，我就越是不服气，非得试试不可。我当时是等着时机的出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中午妈妈去生产队开社员大会，我就趁此时机挑起水桶就想去挑水，可是因为我个小，水桶加上扁担钩子比我的个头还高，水桶挑不起来；于是，我就把扁担钩子在扁担上绕了一圈，让钩子变短，这样我就挑着水桶去了井边，可等到了井跟前我犯难了，我人小没那么大的力气，将空水桶放到井底去打水却提不上来。我当时真可谓是“望水兴叹”，正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妈妈开完会回来了，到家一看水桶没了，料到我一定是来挑水了。妈妈来到我跟前接过水扁担，没费多大劲就把水提了上来，然后，看着我，既像是教训又像是教给我的口气对我说：“这井这么深，你打满满一桶水怎么能提得动呢？要是少打点水还差不多，再说，你还太小，来这井边多危险呢！”妈妈说的后半截话我都没认真听，主要在乎前面说的话了，那就是一桶水提不动，可以少提点。这真就叫“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于是，我就有了一次可以提半桶水、挑半桶水的打算，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证明我的办法是可用的，是有效的。
虽然我开始挑水的时候走起路来总是跳摇摆舞；虽然我的肩膀被水扁担压的是又红又肿；但是，我很自豪，我为我能够帮助妈妈挑水而感到自豪！当我挑着水，把水倒进水缸里，看着妈妈微笑的脸，再看看当时只有五岁的小妹妹景玲拍着小手大喊大叫的时候，我心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由衷的高兴，那一刻我很幸福，我为我能成为真正的“男子汉”而高兴，心里再苦、肩膀再疼也值得！
可是我的这超负荷的劳动全都装在妈妈的心里，我挑水所付出的代价和我所承受的痛苦，妈妈的心里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以至于每次看着我挑水回来我放下水桶以后，她都会把水扁担接过去，有时还会扒开我的上衣脖领子，用手摸着被水扁担压得通红的肩膀问我：“疼吗儿子？”并且眼泪还会围着眼圈转。当她犯病不能下地帮我了，也会坐在屋里的炕上热切地关注着，看着我把挑回来的水倒进水缸里，也许她心里在说：“唉，才多大的孩子呀，就干这么累的活，真是太难为他了！”
每每妈妈看我或者问我挑水累不累、肩膀疼不疼的时候，我都会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冲妈妈使个鬼脸，以掩饰自己身体的痛苦和转移妈妈的担心。要说不累那才是假话，要说挑水肩膀不疼那更是撒谎。但是累也好，疼也罢，我都咬紧牙关挺着。因为，我心里装着对妈妈及弟弟、妹妹的爱；履行着对爸爸的承诺！
恶劣的居住环境和特定的生活年代，使得本不该属于这个年龄应承担的事情而被迫承担，本来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孩子却因为艰苦的磨炼而过早的成熟了，如果说这是一种历练的话，还不如说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无奈的选择。
妈妈对我的疼爱是无微不至的，那么，应该属于社会给予的那份爱又去哪里了呢？一个只有十多岁的孩子，却超越了他实际生命意义的年龄，过早地承载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用我那稚嫩的肩膀担起了家人希望，负起了生活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对生活的渴望是多么的强烈，又是多么的执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从来都没停止过，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千锤百炼，才使得我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懂得人生活在世上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不管怎么难，怎样艰苦，我仍然坚持着，一个负重的少年在求生的道路上坚强地前行。
清凉的井水你像一面镜子，把那吃水人的心映照；甜甜的井水你像伟大母亲的乳汁，把村里的人养大。在那井边上，留下了我太多太多的足迹，也留下了我少年时期的许多记忆。
2005年我回老家办事，虽然时间很紧，但是，当我路过村口的那口水井时，我还是禁不住停下车，走到井边，感受了一下当年的情景。虽然现在井里已经没有水了，井边杂草丛生，破壁残垣，显得很破旧，很沧桑。但是她仍然未改当年的容颜，是她养育了村里祖祖辈辈的人。我感谢这口井，我更感谢当初挖这口井的人，正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后来，我长大成人以后，妈妈与我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唠家常时，总少不了说起我小时候挑水这件事，妈妈此时才说出她当时为我担心的理由，就见她看着弟弟和妹妹，说：“当时你哥挑水我怕他被压坏了不长个，还有就是怕他掉井里去，尤其是冬天，他每次去挑水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来。”
妈妈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我虽然没掉进水井里，可却掉进了土井里，而且差一点就没上来，险些丢了性命。但是，我却始终都没和家里人是说过。
那也是在爸爸修铁路走后不长时间，我发现家里烧火的柴禾不多了。农村人过日子最主要的两样东西，那就是吃水和烧柴。谁家的姑娘要是到了该婚嫁的年龄，订婚找婆家的时候，除了看男方小伙的人品和人家的家境以外，还会看男方人家居住的地方吃水烧柴的情况如何。如果这户人家居住在依山傍水、交通便利的地方，那么，小伙娶亲说媳妇就会容易得多。
现在，我就学着爸爸在家时上山弄柴禾的样子，拿着镰刀和扁担绳子就去上山砍柴。当时我们那地方生长着一种叫荆条的野生植物，它的茎很粗，所以，人们都砍它当柴禾烧。我那天砍了两大捆荆条，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挑着急急忙忙往家走，由于心里着急，就没走大道，抄近路就走，可我光顾着赶路而忽略了危险，当我走到一半路程时，路过生产队当年挖的战备地洞，结果连人带柴禾都掉了下去。那地洞是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而应付上级检查才挖的，后来，也没用上，就闲弃在那里。可这下给我用上了。那地洞少说也有两米多深，在加上四壁光滑，我当时真是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想一想，一个才十三岁孩子，被困在那么深的地洞里，而且天就要黑了，心里会是什么滋味？真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时我就想，靠别人来救我是不可能了，只有靠我自己了。于是，我就把两捆柴禾摞在一起，再用手柱着扁担爬到柴禾上去，当手能够到地面的时候，再用力往上一蹿，这才脱离了险境。
后来想起这件事还真的是后怕，那一下子要是上不来可就惨了，再想上就没有力气了，而且谁也不知道，不被困死也得被野兽吃掉，哪还有今天的我呀？
看看今天的孩子，再想想当年的自己，真是今非昔比，天壤之别，我要对生活在今天的孩子们说一声，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让自己的少年时光更加丰富多彩！
【迷蒙后的清醒】
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正旺，全国上下，不管是工厂农村，还是商店学校到处都可以看到打倒“走资派”的批斗大会，到处都能听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声。
当时的文化教育战线上也是乱象丛生，否定科学技术、迫害知识分子是当时最常见的事。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要说受危害最大的当属广大知识分子，受影响最重的是教育。
“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当时造反派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的最充分的理由，学校的老师理所当然成了“臭老九”。使广大教师空有满腹知识却不敢轻谈，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身才艺也不敢展现，一个个都战战兢兢的过日子，唯恐那句话说错了或者是那件事办错了而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至于在学校读书的学生，由于受“读书无用论”错误思想的影响，对念书不感兴趣。相反，只顾眼前利益，中途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的现象是蔚然成风。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下，原来和我一起上四年级到大乌兰学校念书的小伙伴们纷纷辍学不念，只剩下我和我们家东院大娘家的赵景清以及前街的两个孩子还在坚持着。等到了五年级的下半年，前街的那两个也不念了，就剩下我和景清两个人了。
记得当时我和景清弟弟上学，还经常为村里的人们把写好的信捎到大队放进邮筒里，谁家要是来信了，我们俩还要从大队带回来。所以，村里人有时候还开玩笑，说：“你们俩可别不念，要是都不念书了，可就没人给我们当邮递员了！”还别说，真让他说着了，就在那年的冬天，快要五年级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萌生了不念书的念头，差一点就走上了辍学之路。
那还是在考试之前，我妈妈的气管炎病又犯了，当时抓了汤药，吃了以后也没怎么见好，问大夫，大夫说我妈这病着急不行，得慢慢养，可家里的活得有人干呢。于是，我在那些日子里，上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课时候也经常思想溜号，学习成绩每况愈下。在这期间，妈妈也曾多次督促过我，说：“你还是上学吧，总这么请假耽误工能不影响你学习成绩吗？”我听了以后总是满不在乎，而且还自吹自雷，说：“没事，我在班级学习好，就是耽误个把月的也落不下我。”可俗话说得好，“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说大话闪了舌头。”就在那次期中考试时，我数学竟然考了个五十九分，自从上学念书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考试没及格。
记得那天公布成绩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教我们数学的刘凤英老师来到我的座位跟前，生气地看着我，说：“其实你考及格了，但是那一分我就是没给你，让你记住骄傲自满的下场。”晚上放学后，我拿着不及格的成绩单慢慢的往家走，心里想：“到家见到妈妈可怎么说呢？”正在我还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不知不觉走到了我们村口了，这时，就见从营子里跑出六、七个孩子来，每个人手里还都拿着一个干瓢，我定神一看，原来都是最早和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们，其中还有小时候帮助我拔掉脚上蒺藜狗子的四平子，他看见我就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喊：“哎！国民大叔，别回家了，来和我们一起捡羊粪蛋吧！”我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去捡羊粪蛋。正在我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就见他飞快的跑到我面前，还神神秘秘的对我说：“我们这几天捡羊粪交给生产队挣了不少工分了，要不你也别念了，和我们一起捡吧。”听完他的话，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这要是在这次考试之前，没有这数学成绩不及格的事，就他说的话我连听都不会听，可现在竟然鬼使神差的跟在他后面走了，可捡了一会我觉得不对劲，还得回家和妈妈说说，再说天也要黑了。于是，我站起来急忙朝家走。回了家，见到了妈妈，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我还抬着脸看着妈妈，用试探的口气，说：“妈！要不我也别念书了，回来帮家里干活吧。”可没想到，我的话音还没落呢，脸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巴掌。同时，还听妈妈大声喝道：“没出息的东西，以后不准你说这混帐的话！”
记得那是自从我记事以来妈妈第一次打我。我当时捂着脸、低着头，不敢再看妈妈一眼。其实在此之前我也曾料到了妈妈不会同意我不念书，但是，我没想到她会生这么大的气、发这么大的火。等过了一会以后，妈妈看我也没吱声，就又开始心疼我了，她把我拽到她跟前，一边用手抚摸我的头一边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国民啊！你可得好好念书啊！看看你爸爸，没文化、不识字，吃多少亏呀。”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这下我毛了，一边用手拽着她的衣服一边大声的喊道：“妈！你别哭了，我听话，一定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大学给你看看！”这时，我看到妈妈满意的笑了。
妈妈当年那甜甜的微笑我至今都不忘，当然，我也履行了我的诺言，从那以后再也没提过不想念书的事，而且，一直到九年级毕业，我始终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也成了妈妈在别人面前“显摆和炫耀”的资本。
妈妈一巴掌让我长了记性，让我从迷蒙中清醒。以至于多少年以后，我都参加了工作，都到学校当了老师，看到有的学生中途要辍学，我就会苦口婆心的给他讲念书的重要性，给他讲我小时候的这段故事，使得很多想辍学的学生听了以后，深受感动，打消了退学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妈妈当年对我的教育其实就是对所有后代的教育，这也可以说她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其实我们家当时很穷，比起别人家供一个学生念书要困难很多，可我爸爸和妈妈就是坚持让我们念书。他们俩也不会说什么华丽的词语，更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与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俩再难，咱们家再穷，也要供你们仨念书，不能象我们俩一样成了睁眼瞎。”
朴素的语言，普通的父母，却做了一件看似平常其实很不平常的事，这就是中国普通家庭父母伟大的优良品德！
【“我没有错，也不会认错” 】
在上个世纪人民公社的那个年代里，每年一到秋天，各个生产队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向国家交公粮。当时各公社都有好几个粮站，各生产队交公粮的运输工具主要是大马车，如果时间紧，交公粮的任务完不成，也曾经出现过人挑驴驮交公粮的情况，那场面看上去实在是很壮观，也很震撼！在一条条通往粮站的大道上，装满粮食的大马车那真是拉得多、跑得快；赶车的车老板把那红缨鞭子甩的“啪啪”响。拉车的马脖子上都带着铜铃铛，马一跑起来“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当时有一首笛子独奏乐曲叫《扬鞭催马运粮忙》，反映的就是这段生活场景。
那时候人们的口粮有标准，各个生产队根据自己的情况定口粮标准，最好的生产队也就吃三百六十斤，而一般的就吃三百斤。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动力一天还不到一斤粮食。所以，无论怎么会过的家庭都不够吃，那怎么办呢？就只能用其他的能吃的东西来代替粮食，例如，各种谷物的壳，也就是谷糠，野菜、瓜秧等等，都是人们用来充饥的“口粮。”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空前的高，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做：“宁可自己饿肚皮，坚决保卫毛主席；宁可自己多吃糠，坚决捍卫党中央。”
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对粮食的分配也有一句顺口溜：“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从这两句顺口溜就能清楚地看出当时人们除了思想觉悟高以外，生活也是非常的艰苦，虽然比六十年代初期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粮食仍然是不够吃，人民群众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种一种叫“金杂571”的高粱，它的优点就是产量高，但是它生长期很长，高粱穗还没晒米的时候就来霜冻把高粱给冻死了，这样打下来的高粱粒子有半成以上都没“睁开眼睛。”而要交公粮都要交一等粮食，那些没“睁开眼睛”的“大帽高粱”就都分给社员们当口粮了。那种高粱只能磨面吃，磨不出高粱米来。所以，看着是粮食，其实有一半是糠，难吃的很。
社员们生活虽然苦，但是，谁都没有怨言，而且还精神百倍，干劲冲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成果分配公平，没有像现在这样个人收入差距这么大。那时候的领导干部都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公分，分一样的粮食，基本上没有特权。干部都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那时候的干部都是好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也有少数极个别的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坑害百姓、陷害群众的小人也大有人在。我们生产队的保管员老崔头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起我们生产队不到三十户人家，基本上都姓赵，就有两户姓崔，而这两户姓崔的还都当干部，其中一户姓崔的不在我们村里住，据说是刚入社的时候，由于我们老赵家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于是就从我们邻村的上岗头沟生产队请来一个姓崔的给我们生产队当会计；另一户姓崔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从省城来的“下放户”。也是因为他有文化，就当了生产队的保管员。可别小看这保管员，他官虽然不大，管的事可不少。尤其是他不仅管账目，而且他手里有分粮食的大杆秤，那杆大秤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说多少斤就是多少斤，他说的话就是“定盘星。”
这个老崔头其实岁数不大，当时也就五十出头，只因为头顶上没头发，显得面目苍老的同时还隐藏着老谋深算、阴险狡诈。他刚当上保管员的时候，还算很公正、公平，还经常在社员面前炫耀，说他以前在省城的时候就当保管员，他做人如何老实厚道；办事如何公平正义。可时间一长他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人们发现他不仅不老实厚道，而且道德败坏，除了分粮食做假账以外，还经常缺斤少两，拿着八两说一斤，竟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
有一天生产队又要分粮食了，那天正好是星期提日，我没上学，就和妈妈一起去生产队场院分粮食，当时场院里堆了不少人，但是人再多也得一户一户的分，再着急也没有用，其实这正是保管员老崔头一遍一遍重复的话。我到了场院后就跟着老崔头身前身后的转，看看他是怎么过秤、怎么记帐的。在这当中，老崔头不止一次地说我，让我离他远点，说我没有眼力价，一个小孩子竟妨碍他工作。其实我们俩心里都明白，我不是为了妨碍他工作，而是想看看他过秤的时候是不是做手脚了？是不是又拿着八两当一斤了？而他也不是真心烦我妨碍他了，而是他心虚。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别看我是十多岁的小孩子，可当时我是五年级的学生，就他记那斤数与过秤的数是否一致我是一目了然，这才是他烦我的真正原因。
正在这时，该给赵景辉我四哥他们家分了。那天分的是玉米棒子，所以，每家都得过好几次秤，那个大杆秤打到头是二百斤，等过完第一秤我看的真真的还不到一百九十斤，可老崔头硬喊出了一百九十八斤，并且记到帐本上了。可能是因为四哥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吧，我当时就嚷嚷开了，喊道：“老崔大爷，刚才还不到一百九十斤那，你咋说一百九十八斤呢？”这时，就见他故作镇静，看了看我，说：“是吗？有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再重过一遍。”于是，就让那两个抬秤的又过了一次，然后假惺惺的给四哥道个歉，说：“对不起，刚才没看好，这会给你改过来了。”
说着还看了我一眼，我清楚地感觉到从他那眼神里射出的是凶光。可此事并没有完，第二次过秤他改变了战术，不在秤上做文章了，而是在账目上多记数了，他过完秤报完斤数，刚把斤数记到本上，我就跑过去了，嘴里还喊道：“四哥，你也不看看帐，看看一共多少斤了！”这回老崔头的态度和刚才不一样了，就见他把帐本一合，阴沉着脸看着我，说：“这大帐是你随便想看就看的吗？一个小孩子，念几天书，识几个半大字就不知道姓啥了，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还真是让他说着了，就是因为我识那么几个大字，就是因为我能看懂他的账目、能认识大秤，揭穿了他坑人的把戏，让他的阴谋没有得逞，所以，他才狗急跳墙似的恶语伤人。
这时候赵景辉我四哥过来打圆场了，一边看着我还一边给我使了个眼色，说：“我不看了，看也是白看，字认识我，我不认识字。再说保管员还糊弄我吗？”
其实四哥心里非常明白老崔头的为人，只是不敢得罪他而已。四哥刚和我说完，就立刻给老崔头一个笑脸，好像是给他赔礼道歉似的，说：“请领导别生气，你能和小孩一般见识吗？得把我这苞米分完了呀！”
就见老崔头这会脸色非常不好看，脑门子上好像是冒汗了，看上去溜光铮亮，气呼呼的不说一句话，继续分粮食。但是，不管怎么说，就那天而言，他再没敢在秤上和账目上糊弄社员。别看他表面上看着很凶，很吓人，其实他内心虚伪的很、害怕的很。当然他怕的不是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他怕的是真理，怕的是文化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真理的伟大，正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无论是谁，哪怕是位高权重的人，在真理面前都显得是哪么那么的渺小、脆弱而不堪一击。我更相信掌握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勤奋创造财富”。没有文化知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会被坏人算计、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甚至上当受骗。当然，也有像老催头那样的人，利用文化知识去坑人骗人的，但是，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那样的人除了受良心的责备、道德的谴责之外，结果也不会善终，就说那个老崔头吧，在还不到六十岁的时候，就得了重病──胃癌死了，当时的人们对癌症这种疾病还不十分了解，就私下里议论，说：“那老崔头就是做缺德事做得太多了，所以，才烂肠子烂肚子死了！”
我揭穿他用秤作弊这件事，他并没有就此放过我，而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可我是学生，与他接触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他就拿我妈出气，处处挑我妈的毛病。我妈也是心知肚明，他是因为那件事而“找小脚”，但我妈更多的是忍让，没有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有一回，社员们给生产队选黄豆种，等我妈选完往生产队交的时候，他硬说我妈选的不合格，而且还说掉秤了。我妈当时是好话说了一马车，可他仍然是不依不饶，最后把我妈都气哭了。还是当生产队长的我家东院赵喜恩我大爷出来打圆场才算了事。像类似这样受委屈的事我妈妈回家从来不说，就她一个人撑着。可选黄豆种那件事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因为，吃完晚饭以后赵喜恩我大爷来我们家了，大爷平时很少来我们家串门，既然今天来了就一定有事。大爷进屋后坐在炕沿边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看着我妈妈，说：“国民他妈呀，你今天白天和老崔大哥的事，我都知道不怨你，是老崔大哥故意找小脚。”“故意找小脚？啥叫故意找小脚呀？”还没等妈妈说话呢，我先抢着问大爷。就见大爷拿着烟袋锅子使劲朝鞋底上磕得几下，同时还瞪着眼睛看着我，说：“还不都是你引起的事，你说他少给别人粮食了，他能就那么过去吗？”听大爷这么一说，我才如梦初醒，原来还是我的那件事在发酵。我正想和大爷理论理论呢，就听大爷又说话了：“国民他妈，要不哪天有时间领着孩子和老崔大哥见个面，说点好话认个错，就说孩子小不懂事。要不然这样下去可啥时候是个头呀！”听到这，还没等我妈说话呢，我就把话抢过来了，说：大爷，我们不去，我们没有错，也不会向他认错。”当时我妈和大爷都被我的话给闹得懵住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趁此机会就又接着说：“你们不就是怕他有文化吗？不就是怕他不当保管员而没有人当吗？没事，明天他不干我当保管员。”
天真无邪的孩子说得天真烂漫的话，让大爷又好气又好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于是，只好选择离开。就见大爷把烟袋缠在烟口袋上，一甩袖子背着手走了，我妈急忙往外送，等出了屋门口就听她对大爷说：“大哥，孩子小不懂事乱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关于老崔大哥那，明天我去替孩子给他赔个不是、道个歉。”就听大爷鼻子里“哼”了一声，头也没回地就走了。别看大爷当队长，可也是斗大字都不识的大老粗庄稼汉。但大爷是好人，今天来更是好心，他也明知道老崔头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当时实再找不出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当保管员，所以，大爷那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件事最后的结果就是妈妈给老崔头说了几句好话，算是替我给他道了歉；他也明知自己理亏，因此，后来也就不再追究。
这件事过去以后，更加坚定了我念书的决心，增强了我好好学习的信心；使我懂得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不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能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能够改变家乡的命运！
那件事以后，让我从小就树立了维护公平正义、弘扬正能量的道德意识，养成了与不良倾作斗争的品格。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养成了与大山一样的性格：挺拔不屈服，任性、认理就是不认错。坚信：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少年的心就好像村子中间那条小溪流淌的泉水一样清澈、清凉和清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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