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坊是我当知青时同一个知青点的知青。在我们知青点的十来个知青中她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两个人之一，因为她和另外一个女知青都是正儿八经读了两年的高中毕业生。而我们剩下的七、八个所谓的知识青年，除了成都知青吴松柏还有还是一个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外，其余的都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所以到现在有时候一听到“知青”两个字，我的心里既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味道，同时也有一种很惭愧的感觉，因为确切的说自己和那几个小学毕业的“知青”根本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因为到现在我都认为，倘若，倘若如果在那时候新中国成立快三十年了，却把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就说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我认为既是对我们新中国的不尊重，也是对知识和文化的侮辱，同时也是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这一词汇的亵渎，更谈不上是对“知识”两个字的尊重了。

　　正是因为柳坊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所以我们几个同一天到知青点去报道时，大家刚刚把东西放下收拾好床铺后，大队茶场场长兼知青点的点长兰成贵——一个四十岁左右，个头在一米六左右，脸色有一些黑得油亮油亮的，两道既浓又密的眉毛下小却很精神地滚动着的眼睛的人，站在我们知青们住的一排房子前喊道：“新来的知青们，马上到茶场的保管室里开会了，马上！”。

　　在兰场长主持的会上，大队党支部书记谢士学宣布了柳坊是我们知青点的政治理论辅导员，可能看到所有的知青都是满脸的茫然，旁边的兰场长把脸一拉插话说：“大家注意，刚才谢书记宣布柳坊是知青点的政治理论辅导员，说穿了就是你们知青点的领导，也就是协助我的工作的知青点负责人，这下听明白了吧！”。

　　所以从第一开始，柳坊就是我们知青点知青们的领导。当上知青点领导的柳坊，很快就习惯了领导的角色，说话做事都以一个领导者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知青们的视线里。譬如早上起来，大家还没在洗脸刷牙什么的时候，柳坊就已经到茶场的田间地头走了一圈回来了，听她说是去看看哪些地方的茶树需要浇水，待兰成贵场长兰来了以后好给兰场长报告；劳动了一天后大家都筋疲力尽，晚上大家吃完晚饭后本来是想躺在床上恢复一下疲劳的，可柳坊偏偏在这个时候站在知青点宿舍的走廊里扯开嗓子说：“喂，大家把笔记本带过来，马上到茶场的会议室参加政治学习，今天学习的内容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一个人都不能够缺陷，要登记在学习次数记录中哈！”。

　　柳坊整个人给人的印象是那种没有什么特殊的特点的人，如果不是她衣服的颜色和搭配与农村里的人有一些差别，那看上去就是一个活脱的村姑。她的年龄比我小一岁，当时她只有十七岁。按她自己说的十七岁的她在学校里就读了十四、五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文化的书生。但是看上去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少妇一样，尽管她平时很注意把自己的胸收起来走路干活儿，可是仍然比其他几个女知青的胸围都显得还大很多。

　　再就是还有她的颈子很短，穿的衣服领口高一点掩过脖子时，让人觉得她没有脖子，头是直接的放在胸部上端的一般，我总觉得她特别像那种有哮喘症状的人一样，因为有一句俗话说的：“颈短胸高，必定是吼包（哮喘）”。

　　记得那是我们刚刚到茶场的第五天，茶场的人全部去五、六里路的地方去收割水稻。那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头昏脑胀，柳坊和几个女知青干的是比较轻松的割水稻的农活，而我和那个成都知青吴松柏一个以及另外一个叫屈德述的男知青三个人干的是把打下来的水稻，每个人一次挑一百多斤到两华里处的晒场去的活。两个小时下来，我和吴松柏屈德述三个人的肩膀都压得又红又肿，整个身体就像散了架似的。当听到兰场长喊大家歇气二十分钟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一棵树荫下一下就瘫倒在地上了。然而，这个时候的柳坊竟然在大家都歇气休息的时候她一个人不休息。搞得就连茶场的那些老农民都怪不好意思地说：“这个柳坊，她这样挣表现，使得我们这些歇气的人好像是在偷奸耍滑一样！”。

　　到茶场知青点刚刚两个月，一天早上喇叭里传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整个知青点和茶场的人同全国人民一样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茶场的兰成贵场长和几个茶场的领导商量后要求知青们在与大家一起进行悼念活动的同时，每一个知青还要写一篇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然后用毛笔字写来贴在墙上的专栏里。

　　两天后，知青们都按照兰场长的要求将自己写好的悼念文章送给兰场长审查。兰场长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所以审查时基本上都是原封不动地退给了每一个人，然后兰场长安排了茶场一个姓袁的会计和我两个人，用毛笔将每一个知青写的悼念文章誊写好后贴在办的悼念专栏上。

　　在誊写柳坊写的文章时，曾经教过几年书的袁会计悄悄地走过来问我说：“刘红，那柳坊不是你们知青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吗？怎么我看她的悼念文章好像全部都是从报纸上抄下来的呢？！你看她写的东西，什么我站在金水桥上，手握钢枪，久久地看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眼泪都流淌在心里成了海洋……”。我接过袁会计抄写的那张纸，一看确实是那样写的，很明显是一位战士写的文章，我只好给袁会计说：“我们只是负责抄写，至于里面的内容应该是每个人自己负责吧？！”。袁会计点了点头说：“那是，那是！我是想这样贴进专栏里如果有人发现了照抄别人的文章，会不会对她有影响呢？！”，我听了未置可否。

　　晚上收工回来的吴松柏吃饭的时候，端着碗走到墙上的专栏处，看了一下后大声喊叫大家说：“喂，你们快来看，我们这知青点还真是有人才喔，毛主席去世的这几天，她可以端着一杆枪在天安门前晃来晃去的，我们的眼泪都是流在脸上的，而她的眼泪却是流进了金水河，一直流进了中南海！”。

　　听到吴松柏的叫喊声音，整个知青点的十来个知青们都端着碗一边往专栏那里走，还有人一面问：“在哪，在哪，在哪？哪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谁？谁？”，那个屈德述看了之后还在那里大声舞气装模作样地朗诵。

　　柳坊端着碗站在旁边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在是晚上，看不见她的脸上是不是红了！

　　一九七六年底，县上召开了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经验交流大会，柳坊被推荐为我们茶场知青点的参会代表，参加了那次全县唯一的一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经验交流大会。

　　一个星期后，满面春风的柳坊回到了我们知青点。当天晚上，按照兰场长的要求，要柳坊在知青点就进行大会精神的传达。

　　大家早早地吃过晚饭后，都坐到茶场的会议室里。吴松柏悄悄地说：“扎根农村？老子都扎了八年了，现在都二十八岁了，连一次对象都没有谈过，我看再过两年老子只有打光棍份了，还扎根呢？！”。

　　柳坊在兰场长的陪同下坐在会议桌上方，当兰场长刚刚说了一句：“我们开始”的话还没有落音，柳坊就马上掏出一个红皮的笔记本高高的举起，然后摇晃着那个笔记本说：“知青战友们，这是大会发给我们每一个参加大会的知青代表的笔记本！你们看，这个笔记本是红的，血红血红的，你们知道为什么是血红血红的吗？”。

　　坐在下边的两三个知青回答说：“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是血红血红的？”。

　　这时候柳坊“腾”的一下站起来说：“不知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笔记本之所以是血红血红的，是代表我们全县两万多知青永远是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一颗红心向贫下中农学习！”“那不就是两颗红心了吗？！”不知道是哪个知青躲在下面咕噜了一句话。

　　可能是柳坊在桌子上方没有听清楚说的是什么，还以为是赞扬她的话，于是又说：“是的，这个红色的笔记本，就像我的心一样红！我要用我的红心来扎根农村一辈子！”，接下来柳坊就开始了她的会议精神传达。

　　然而，她对会议精神的传达一开始就老是说到会议是吃得如何的好，每一顿都有肉吃。说今天是回锅肉甜烧白，明天是蒜薹炒肉和宫保鸡丁，再后天是土豆红烧牛肉和粉条炒烂肉，然后又说早上是一个鸡蛋和肉包子随便吃。直把个下面听话知青点的知青们说得是清口水忍不住地滴，整个会议上里一个二个嘴上都是不住的“吧嗒吧嗒”咂嘴巴的声音。旁边陪着她的兰场长一边咂着嘴一边说：“柳坊同志，你还是少说一点伙食好吧，多说一下那些知青是怎样介绍自己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先进经验吧！好不好？！”。

　　大家以为柳坊要按照兰场长的要求进行下去，可殊不知那柳坊侧着头对兰场长说道：“兰场长，我在下面听得不是很清楚，记录不下来，我就只好把我自己记得的印象最深的传达给大家。真的，会议伙食非常好，参加会议的代表大家是下来也好，会议中也好都这样说的！”。

　　兰场长听了之后一脸的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于是，原来说是要开一个小时的会，最后开了三十多分钟后，兰场长露着一脸的不高兴表情没有让柳坊继续说下去就宣布散会了。

　　兰场长走后，还有几个女知青围着柳坊打听会议中还吃了哪些好东西，那个吴松柏还跑过去问柳坊会议伙食有没有酒喝。

　　大家在回寝室的时候路上还不住地吞咽口水，屈德述对我说：“狗日的吃安逸了！要是我去，吃得住医院都安逸，顿顿都吃肉，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刚刚回到寝室里，那吴松柏和屈德述就跑到我的寝室里来，吴松柏说：“刘红，今天开会根倒是没有说清楚怎么扎进去，倒是把我的肉瘾都勾出来了。我看那柳坊怕是记不下来会议精神，不晓得传达什么，只是把吃的好这件事记得很清楚，我悄悄地数着你吞了十多次口水。只是让我们过了一盘嘴瘾！”“难道只允许你吞口水就不准我吞口水了？那个狗日的，开了七天会，比我们半年时间里吃的肉都还要多，这个啥子代表大会喔，是不是就是为了请这些人到县城去吃好东西的哟？！”我回答吴松柏的话说。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每个知青下乡的头半年里，一个人每月才供应一斤肉，半年后就不再供应了，就像农民一样要靠自己喂了肥猪才能够有肉吃。知青点的知青就只有茶场喂养了肥猪后送交国家返还一半的肉票才能够吃上肉。

　　都说时间是检验人的德行的好东西，日子久了，罩在一个人身上的所有东西都会慢慢地显示出来，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德行，不管你如何的聪明和努力，即便你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自己的人，但是在时间的冲刷和溶蚀下一切伪装都会被剥脱得体无完肤，时间会让你的一切伪装在他面前变得分文不值和毫无意义。

　　快一年的时候，有一次柳坊到公社开了政治辅导员培训会回来的一天晚上，大队的谢书记到知青点来参加柳坊组织我们的政治学习。看到谢书记来了后，柳坊当着大家的面向谢书记汇报说她昨天在公社举办的辅导员培训会上发了言，公社知青办的潘主任在会上表扬了她。谢书记听了之后当即在会上要每个知青都发言表态自己如何向柳坊学习。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柳坊同志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是知青点的榜样，希望她持之以恒不断努力。

　　哪知道两天以后，兰场长瞪着眼睛铁青着脸来叫我到茶场会议室去一趟，说是谢书记要找我问事情。我看到兰场长那个样子，忐忑不安地走到茶场会议室里，看见谢书记也是铁青着脸，看见进去后也没有叫我坐下，无表情地说：“刘红，你知道你说了什么话吗？你说的话对刘坊同志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和痛苦吗？你知道你的这些话在知青中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影响吗？”。

　　我一头雾水惶恐不安地看着谢书记，摇着头对谢书记说：“谢书记，我没有说过柳坊什么的话，我真的没有！这、这……”“真的没有？你还不认账呢？！前天晚上你在会上当着我和柳坊以及大家的面发言的话你就搞忘了？！你说的话大家都听过，你还不认账了？！”说这话的谢书记打断了我的话，没有让我继续说下去，铁青的脸这个时候涨得通红通红的，两只眼睛里的就像快要冒出火来一样。

　　我看到谢书记那个样子，便认真地努力回想那天晚上我说过的每一句话，但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于是只好默默地看着谢书记，等待他的批评和教育。

　　谢书记看到我不解的样子，把两只眼睛鼓得更大后对我说：“刘红，你在会上发言时是不是说过柳坊同志各方面都很好，希望柳坊同志持之以恒的话？你为什么要别人以后要持之以恒？！你给我说清楚！”。

　　听了谢书记说的话后，我悬着的心当即放了下来，然后对谢书记说道：“谢书记，我在发言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希望她能够持之以恒这句话难道有什么错吗？”。“你还敢说你说的这些话没有错？！我告诉你，柳坊同志都已经气哭了，你侮辱了一个表现出色的政治辅导员，你必须深刻检讨！”谢书记态度非常坚决地对我说。

　　我辩解说：“谢书记，我说的那一句话是侮辱了柳坊同志的？我搞不懂！”“哪一句话？柳坊同志说你说的那一句’持之以恒‘就是侮辱她的话！柳坊同志说她在读高中的时候，就知道’持之以恒‘是说一个人品行不好，暗指一个女人作风不检点的意思。刘红，你这还不是侮辱的她吗？！”谢书记说。

　　我急得脸红脖子粗地想继续声辨一下，谢书记摆了摆手没有让再我说下去，沉默了一下后说：“这样，今天晚上你必须在会上作深刻检讨，而且是书面的，我也要来参加。如果检讨得深刻，柳坊同志原谅你的话就算了。如果柳坊同志不满意的话，你还要再检讨自己，直到柳坊同志满意为止！简直是太不像话了，竟敢当面侮辱别人！就这样，你走吧！”。

　　我怀着十分委屈的心情离开了会议室，一边干活一边想自己怎么写那份晚上的书面检讨，心情郁闷极了。

　　吃晚饭的时候，兰场长向大家说吃过晚饭后全体知青同志都到茶场会议室开会。吴松柏悄悄地问我说：“刘红，怎么又要开会，前天晚上不是才开过会吗？”。

　　我把谢书记要我检讨的事告诉了他，他听了之后说：“我的妈呀，还有这样的事？！”。我把我写的检讨书给他看了一下，他“噗哧”一声笑了起来说：“你个狗日的刘红，你的这一份检讨书才是真正的在侮辱柳坊呢！”。

　　吃过晚饭，大家都来到了茶场会议室，不一会儿谢书记就来到了会议室。看到人都到齐了以后，兰场长神情严肃地说：“知青同志们，今天晚上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谢书记要求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听，今后如果有人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下面，请谢书记讲话！”。大队谢书记摇了摇头又摆了摆手说：“我不多讲了！刘红，你站过来，当着大家把你的检讨书读一遍吧！”。

　　我垂头丧气地走过去站在大家面前，无可奈何地向大家读了我写好的那份检讨书。我在检讨里写道：知青战友们，我刘红没有文化，用‘持之以恒’这句话希望柳坊同志她继续在各方面都表现好，这是一句侮辱柳坊同志人品的话，伤害了柳坊同志。因为柳坊同志文化比我高，在学校就知道了这句话是一个贬义词，是指一个人人品不好，道德行为有问题的意思。由于我是一个小学毕业文化水平的人，没有弄清楚这句话是一个贬义词，特别是指一个人人品不好的意思，我今天向柳坊同志深表歉意，当着大家的面向柳坊同志深刻赔礼道歉。柳坊同志绝不是一个做事和行为上持之以恒的人，而且在做事和做人方面绝不会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人，我坚信持之以恒的事也绝不会发生在柳坊同志身上！

　　可能是因为我太多认真，言辞恳切的原因，谢书记当着大家的面问柳坊同志是否满意我的检讨，她哭着说：“只要刘红他以后不要再说我持之以恒，我就没有了意见了！”。

　　谢书记看到后，又当着大家的面要我第二天把检讨书贴在伙食团的墙上，而且还要求贴一个星期的时间。并教育了我一番，要求我以后也要多向柳坊学习，提高一点文化水平。我也认真地不断点头答应了下来，然后谢书记就离开了会议室回家了。

　　我把我写的关于侮辱柳坊同志那一份检讨书第二天贴在知青点的伙食团墙上后，一直到了检讨书的纸发黄以后都仍然在墙上贴着。中间我还专门回去问过我在学校当老师的母亲和母亲的同事，持之以恒是不是一个贬义词，得到的答复都是肯定的。那件事给我的印象就像刀刊刻在我的心里，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有人提起“知青”两个字的时候，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件事情。

　　其实，人生有时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什么时候一瞬间就被载住坠入低谷谁也说不清楚。就在我因为一句话就写了检讨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兰场长神秘兮兮地找到我和吴松柏与屈德述以及还有四个女知青，说是要我们几个准备一下，晚上要去干一件事情。我问兰场长是去干什么事，兰场长还是做得神秘兮兮的样子只是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到了晚上，大队的谢书记也来了。兰场长把我们几个人叫到茶场会议室后，谢书记已经坐在那里了，看到我们几个进去后，就示意兰场长把会议室的门关起来，然后说：“今天把你们几个叫来，是组织上信任你们，要你们去完成一件事情。这件事要保密，因为弄不好会影响你们！”。

　　可能是谢书记看到大家充满诧异的目光，所以接下来说道：“去干这件事不会发生危险，只是不要让别人知道就可以了！”。

　　原来，在谢书记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前，有一与谢书记是一个生产队姓黄的人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两年前因为组织上安排了谢书记担任党支部书记后，那个姓黄的人就没有在大队上再担任任何一个干部职务了。姓黄的心里很不服气，经常在外面诋毁谢书记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所以与谢书记的关系处得很不好。而那个姓黄的人有一个弟弟很喜欢吹拉弹唱，特别是拉得一手好二胡，笛子也吹得倍棒。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柳坊与姓黄的弟弟怎么热络起来了，据谢书记说柳坊经常去姓黄的家，还说看样子柳坊的确有点作风不正。兰场长接着说道，根据近来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当天晚上柳坊可能又会去姓黄的兄弟那里去，而且还极有可能干一些出格的事。所以要我们几个知青晚上去抓他个现行，证明姓黄的兄弟不是一个好东西，抓住现行就可以搞臭那个姓黄的几兄弟。

　　大家听了之后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紧接着那兰场长说：“这样，刘红和吴松柏在茶场会议室等候，做好人带回来后马上与大队治保主任一起审问的准备，其他几个人带上绳子马上出发，到姓黄的那家人房子后面去等候，一旦发现柳坊到黄家以后，立即在窗子下观察监视柳坊和黄家人的动作，如果看到两个人开始搞了那个玩意，就马上冲进去把两个人困起来带到茶场会议室来！”。

　　安排好了之后，其他几个知青就拿着兰场长早已经准备好了的绳子往姓黄的那家人房子去了。我和吴松柏则出去找纸和笔，那吴松柏一边走一边悄悄地说：“刘红，你看这是不是真的喔，我总觉得有点像是在搞笑一样。那柳坊这一下是彻底’垮丝’了，我看她那个政治辅导员是干不成了！”。

　　我想了一下后说：“松柏，如果今天晚上柳坊没有与那个姓黄的人干啥，难道还是要‘垮丝’？”“不‘垮丝’？谁叫她去给谢书记的对头打得火热呢？！”吴松柏做了一个诡异的样子说。

　　那天晚上，我和吴松柏还有一个姓彭的大队治保主任一起，在茶场会议室守候到深夜一点过，快到半夜两点钟的时候，看到几个去抓现行的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大队治保主任一问，原来柳坊当天晚上虽然去了姓黄的那家那里，可只是坐在一起摆了好一会儿龙门阵，然后就了事走了。

　　一个参加了逮现行叫徐绘英的女知青，到了茶场会议室后还不断地埋怨说冷惨了！

　　那件事情发生后的第五天，兰场长在知青点的全体知青参加的会上宣布，经请示大队党支部批准同意，知青点的政治理论辅导员由另一个高中毕业文化的姓曾的女知青担任，柳坊不再担任知青点的政治理论辅导员。

　　兰场长宣布完了的时候，我偷偷的看了一下坐在前面的柳坊，那一脸的尴尬和满眼的茫然，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悲悯情怀油然而生。

　　多年以后，我才醒悟过来：这人呀，德有多高，行有多远！德不配位的时候，强行也许就会受到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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