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并且相信在文学家和书刊检查机构之间存在着一个误区(仅仅是一个误区,没有别的),于是我有所抱怨,有所恳求,希望这一误区得以消除,因为我热爱文学,我不能不热爱文学,因为在我看来,文学是人民生活的表现,是反映社会的镜子。随着教育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新观念,需要给它们下定义,这种定义应该是俄罗斯式的,这样才能被人民所接受。目前能够下这种定义的还不是人民;文明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上层社会,为这些新观念下定义的只能是这个先接受文明的上层社会,也就是其教育程度已经达到能够接受这些观念的阶级。因此,能够将这些新观念纳入人民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只有文学这一形式。如果人民不知道需要自己去做什么,彼得大帝的改革也就不可能这么容易让人民接受。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语言是怎样的情况呢?有一半是俄语,另一半是德语,因为俄罗斯生活中有一半是德国式的,其观念和风俗习惯有一半是德国式的。但人民不会说德语,因此彼得大帝后立即出现了罗蒙诺索夫现象,这并不是偶然的。一个社会如果离开了文学,它也就无法存在下去,而我正看到文学的消亡,我要再次重复说,文学和书刊检查官之间存在的误区让我不安和痛苦。
在文学家圈子里,很少有人不知道我跟别林斯基的争论,以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跟他已经彻底决裂。我们产生矛盾的原因也是广为人知的:那是由于对文学的看法不同,文学的倾向性各异。我的看法跟别林斯基正好相反。我认为他给文学规定了一种特殊使命,其实是对文学有害的;他将文学功能降低为只是去写一些新闻报道或者各种古怪事件。我的驳斥是,一个人用仇恨是无法吸引任何人的。如果你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抓住他燕尾服上的扣子,强行向他作宣传来改变他的脑子,只会造成他的厌恶。别林斯基很生我的气,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冷淡,后来成了公开辩论,最后,在他临去世的前一年,我们没有见过一次面。我早就想谈一谈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之间的书信,我认为它们是十分精彩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别林斯基还是果戈理,都是十分杰出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人产生兴趣,更何况我是认识别林斯基的。
我说到我谈论过政治和书刊检查等等,其实这样说并不十分准确。我只是想谈谈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从未谈起过这些东西。我在他那里只发过两三次言,更准确地说是两次。一次是谈文学,在涉及克雷洛夫时跟彼得拉舍夫斯基争论起来。另一次是谈个性和个人主义。一般说来我不太喜欢说话,尤其不愿意在生人面前说话。只有很少几位朋友知道我的思维方式和为人之道:我避免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愿意作出让步,只要让我能平静地呆着就行。但我被迫参加了这次文学争论。我的观点主要是:艺术不需要倾向性,它自身就是目的,作家只应该关注艺术,思想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因为思想乃是艺术性必要的条件。总之,我的倾向性跟提倡文学是报道新闻和古怪事件,是完全相反的。许多人都知道,多年来我的倾向性就是这样的。
——接受秘密审讯时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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