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涅克拉索夫发表在《祖国记事》1月号上的《最后的歌》。这些诗充满激情，余味悠长，体现了涅克拉索夫一贯的风格。然而这是一个病人痛苦的呻吟：他病得很重，而且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他的身体本来很好，消化功能极佳，现在却十分痛苦（他的肠子长了溃疡，医生还不能确证是什么病）。我希望他能坚持到春天，那时就可以出去疗养，洗矿泉浴，出国，换换环境，我相信，只要能够尽快出去，他就会恢复健康。我们平时很少见面，还发生过误会，但我们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终生不忘，人就这样奇怪。这就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况。让我想不到的是，不久前我去看涅克拉索夫，他已经病得很重，十分痛苦，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还记得那些日子”。那是在30年前，发生了一件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好事情，让我这个当事人永远记在心中。当时我们都是20多岁，我在彼得堡，已经辞去工程技术员的工作一年了，并不清楚为什么，只有一种朦胧的追求。1845年5月，初冬时节，我突然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穷人》，此前我什么都没有写过。小说写完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把它交给谁。我在文学圈子里没有一个熟人，也许克利戈洛维奇是个例外，但他也只有一个短文《彼得堡的流浪乐师》发表在一本文集中，此外再没有什么了。当时他好像要去乡村度暑假，有一段时间住在涅克拉索夫家里。他对我说（他还没看我的东西）：“把稿子拿来吧，涅克拉索夫明年要出一本文集，我给他看看。”我就把稿子送过去了，同涅克拉索夫打了一个招呼，握了握手。我想到自己是来送稿子的，很不自在，很快就离开了，几乎没有同他交谈。我对小说的发表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对“《祖国记事》这伙人”（用当时的话说）望而生畏。几年来我读别林斯基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但我觉得他很严厉，让人害怕，于是就想：“他肯定会嘲笑《穷人》的。”不过也就是偶尔想一想，因为我是满怀激情创作这部小说的，可以说是用笔沾着泪水写下的：“难道我写这部小说时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虚无一片？”这种自我质疑也是偶尔为之，过后仍然是满怀顾虑。在交出稿子的那个晚上，我到很远的地方去看一位朋友，我们一整夜都在谈《死魂灵》，这部小说我都记不清读了多少遍。回到家已是4点，彼得堡的夜晚还像白天一样明亮。天气很好，十分温暖，我没有睡，而是开了窗，就势坐在窗下。这时门铃突然响了，我十分惊讶，克利戈洛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冲了进来，紧紧拥抱我，非常兴奋，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原来他们昨晚回家很早，拿起我的稿子开始读起来，看写得怎样，“读个10来页就知道了。”读了10页后，他们决定再读10页，后来就这样不停地读下去，读了一整夜，直到凌晨。他们轮流朗读，一人读累了就换另一个人。后来克利戈洛维奇告诉我：“大学生之死那一场景是涅克拉索夫读的，我忽然发现，他读到父亲跟着棺材跑的时候，声音时断时续，最后无法克制自己，拍着稿子喊了起来：这小子真了不得！这是说你。我们就这样读了整整一夜。”他们读完整部小说（有7个印张）之后，决定立即来见我：“他睡了也没关系，我们叫醒他，这比睡觉重要得多。”后来当我了解涅克拉索夫的性格之后，对他那时的表现感到惊讶：他性格内向，十分多疑，处事小心谨慎，不喜言谈，至少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这样的。这样看来，我们初次见面，他是流露出自己最深沉的感情了。那次他们在我这里呆了半个小时，不知道交换了多少思想，往往是一个人话还没说完，另一个人马上就理解了他的意思，大家都高声抢着说话。我们谈到诗歌，谈到真理，谈到当前的形势，自然也谈到果戈理，还引用了《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的话，但最主要的话题是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十分兴奋，双手摇晃着我的肩膀说：“我今天就把你的小说送给别林斯基看。你会看到，他是怎样一个人物。一旦你们认识，你会发现他有一颗怎样的心。”最后他们说：“好，现在你睡吧，我们走了，明天来我们那里。”好像他们走后我真的可以入睡似的。我是那样兴奋，我成功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我的感情，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有些人获得成功时，会迎来人们的赞美、欢呼、祝贺，而我迎来的是他俩饱含的热泪，凌晨4点跑来叫醒我，说这比睡觉更重要。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在这样的想法支配下，我怎能入睡？

　　当天涅克拉索夫就把稿子送给别林斯基。他很崇拜别林斯基，这是他最敬爱的人。这时涅克拉索夫还没有写出一年后的鸿篇巨制。我后来知道，涅克拉索夫16岁时来彼得堡，孤身一人。他跟别林斯基认识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一开始别林斯基就发现了他的才能，并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强烈影响。尽管涅克拉索夫当时还很年轻，跟别林斯基有较大的年龄差异，通过交往和谈话，他们互相影响，成了终生不分离的朋友。涅克拉索夫一进别林斯基的门就大声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严厉地回应道：“你们的果戈理简直太多了！”但他还是收下了稿子。晚上涅克拉索夫再去时，别林斯基非常激动地说：“快带他来，快带他来！”

　　大概是第三天，我被带去见别林斯基。当我看到他的脸、他的鼻子和额头时不觉有些惊讶，因为这位让人望而生畏的评论家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的态度十分庄重。我想，“他大概本来就是这样的吧。”但没过几分钟，我的印象变了：别林斯基的庄重不是一位伟大的评论家在接待初登文坛的作者时故意做出来的，而是由于他特别重视接下来要向我表达的那些感情，要说出的那些话语。他谈起话来慷慨激昂，两眼紧紧盯着你。他几次高声喊道：“你自己是否知道，你写出了怎样的一部作品啊！”他只要一激动，就会大声叫喊：“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是按照自己的直觉写出这样的作品，但你是否理解你向我们指出的可怕真相？你才20岁刚出头，不可能理解它。要知道，你写的这个不幸的公务员，心地卑微到不敢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不敢有任何抱怨，上司送给他100卢布，他惭愧得无地自容，因为‘大人’居然还会怜悯像他这样的人，对，不是大人，而是‘大人阁下’，就像你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你写到那颗掉下来的扣子、吻上司的手，这样的场景已经不是对一个可怜人的怜悯，非常可怕，让人毛骨悚然。这个公务员表示感谢的方式反映了他的境况之可怕。悲剧就在这里。你涉及到问题的本质，指出了要害。我们这些政论家和评论家只是在发议论，用词语分析这种现象，而你作为一位艺术家，画龙点睛，通过形象立即表现出事物的本质，甚至可以让人去触摸它，让那些最不愿思考的读者也一目了然。这就是艺术的奥秘，艺术的真实，这就是艺术家为真理作出的贡献。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已经发现了真理，这就体现了你的才能；只要你能珍惜自己的才能，并始终不背叛它，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这些话就是当时他对我说的。这些看法他后来也给其他不少人说过，那些还活着的人可以作证。离开时，我整个人都陶醉了。在他家门外的拐角处，我停了下来，抬头仰望那万里无云的晴空，看着那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全身心地感受到，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出现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是我在最狂热的幻想中都不曾有过的。我自问：“难道我真的很伟大吗？”我感到难为情，同时又有一点狂喜。请不要笑话我，以后我再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是伟大的，但当时却忍不住这么想。我还想：“我不会辜负他们的赞美，这是一些多么优秀出众的人啊！原来优秀人物就在这里。我一定要获得他们的信任，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彼此‘忠贞不渝’。我这个人太轻佻了，要让别林斯基了解我有这些不好的东西。据说这些文学家十分自负、贪慕虚名。然而在俄罗斯，只有他们手中才有真理，而真理、善行、诚实总是可以战胜邪恶的。我们一定会获得胜利，让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同他们一起战斗吧！”

　　这就是我当时的所有想法，现在回忆起来还十分清晰，以后也永不会忘。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我一想起它，精神就为之一振。现在每次回忆起来，都会引发我的激动。你看，30年过去了，我又想起了当时的情景，不久前我在涅克拉索夫的病床旁旧事重提。我没有对他回忆细节情况，只是提到当时我们是在一起，而我发现，他一点都没有忘记。我知道他不会忘记的。我服完苦役回来后，涅克拉索夫将他诗集中的一首诗指给我看：“这是我当时为你写的。”我和他一生的经历各不相同。现在他躺在病床上，想起了那些已经去世的朋友：“正当盛年，还未唱完先知之歌，他们就因仇恨和背叛而牺牲了；他们的肖像从墙上向我投来责备的眼光。”“责备”，这个字眼十分沉重。我们是否做到了“忠贞不渝”？让每个人凭自己的良心回答吧！不过请你读完涅克拉索夫这些充满痛苦的诗篇，并祝愿我们所爱的激情诗人再生！这是一个酷爱痛苦的诗人。

　　——作家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