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神话能够长期流传下来，并且越来越显扬，历代统治者的认可、赞赏甚至着意打造是一个主要因素。李文也承认，关羽由人到神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造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即以李文的举例看一看：首先同意关羽以伽蓝护法神走上神殿的，是“弑父杀兄、奸母淫嫂、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隋炀帝杨广。接连四次将关羽封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的，是自封“上帝元子太霄帝君”降世、无德无能的宋徽宗赵佶，他“不惜民财，大兴土木，官逼民反”，最终为金国所掳，死于他乡。为维护关羽神圣形象，首次降旨禁演关戏的，是明代残暴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而他的后人明神宗朱翊钧，“纵情声色，不理朝政”，导致“黎庶田园不保，庐社为墟，饿殍遍野”，“为消民冤”，三度大封关公为“协天大帝”、“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禁演关戏以维护关圣 形象的，也是最为残暴的雍正皇帝。而赋予关羽“登峰造极”封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的，是在外交内患中束手无策、其王朝濒临灭亡的光绪皇帝。
很有意味的是，这些帝王或是暴君，或是无能昏君，或是濒临亡国丧位之君。我想，这也许不是偶然的。暴君要求臣子绝对的忠、愚昧的忠，他们将关羽作为忠的化身，以此向臣下提出绝对服从的要求。昏君在朝政上昏庸无能，则希望国家大事由这个忠心耿耿的神灵替他们操持。而对于即将亡国丧位之君来说，关羽这样的守护神是救他们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顶礼膜拜关羽的帝王，主要取了他的忠义二字，且最后落实到忠，因为对朋友讲义气，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这朋友同时也是主上。在君臣关系上是忠，另外加上一层带情感色彩的对兄长之情义，我想，君王要求于臣下的，不可能比这更多了。
如何解释揭竿而起的造反者也拿关羽作保护神呢？如果说统治者主要取了关羽的忠，义也化归为忠，那么揭竿造反的被统治者则主要取了他的义，其忠也化归为造反哥们的义气。其实再深究一下，这两种现象并不矛盾：如果造反成功，大哥坐了皇位，那种哥们义气又可转化为臣下对主上的忠心耿耿。
其次，关羽之被美化和神化，小说《三国演义》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罗贯中在小说中宣扬和强调的，仍然是忠义二字，但通过艺术形象的渲染，让它们比皇帝的加封和褒扬更能为老百姓所接受。特别是，《三国演义》很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它的描写是真实的。
李文说《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我看不确；顶多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李文自身就列举了罗贯中不少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描写，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三国演义》颠倒历史事实和虚构史实的地方就更多了，不胜枚举。
但这“三分真、七分假”的说法仍然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七分假和那三分真混在一起，除非是专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读者难以分辨孰真孰假，只得统统接受下来，以为《三国演义》叙述和描写的，是十分真实的历史（读者大多只知道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或者以为两者是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三国演义》给了我们一个十分虚假的历史，一个被完全美化和神化的关羽。
再次，关羽之被美化和神化，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在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需要。除了上面所说最高统治者和造反的被统治者外，例如，当官的供奉关羽，是指望他保佑自己仕途得意，官运亨通；商人们将关羽供奉为财神，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意兴隆，财源旺盛；一般百姓崇拜关帝，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活平安，少受欺凌；等等。
我很同意李文这样一段话：“对关公的信仰与崇拜，我们不能随意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实际上，通观全篇作品，李文对这种信仰和崇拜的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至于这种肯定是否简单化，则有待分析。
李文说：“中国经过上千载、亿兆人美化神化的关公，既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亮铮铮、光闪闪的良心宝剑，又是华夏民族用传统文化锤炼出的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在历数日下的世风后，李文说：“面对这一角角陌生、冷漠、麻木、残忍及戕害他人的灵魂废墟，善良的人们岂能不深切地呼唤关公，让关公那正直、仁义、充满着善与爱的大蠹，重新在人们的心灵里猎猎飞舞！”
在我看来，这种对关羽信仰和崇拜的肯定是简单化的。说它简单化，是因为，它对被美化和神化的关羽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是绝对的肯定，没有指出其必然具有的负面影响。说它简单化，还在于，它在肯定关羽神话对于挽救当世颓风的必要性时，并没有从更深层次思考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借助一个神灵来救赎世人的灵魂？
李文承认，“文革”期间的造神运动是一场失败，“因为人与所谓的神之间，需要有极大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当伟人从神坛走下后”，李文认为，需要有一个时间和空间距离都足够大的新神来占据当代人的心灵，因为“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生物之群”。当然，他这里所指的英雄或神就是关羽：“关羽的陵墓早已松柏拱矣，关圣作为一株凝有‘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却仍以其芬芳的松香长留在我们这个民族之间，并向世界四面八方的每个角落中弥散它的馨香。”
“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生物之群。”这话听起来不错，似乎不证自明。实际上这里“伟大英雄”是“被神化的人”或“英雄神话”的不确切的说法，李文在论述中将这两种不同概念给偷换了。针对这句话，我宁可说：“一个始终匍匐在神话英雄脚下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有出息的生物之群。”
李文还举了一些事例：如毛泽东在谈及“关老爷的大刀”时高度赞许，对百姓信仰关羽表示宽容；美国总统里根竞选时在关帝庙祈祷以求得保佑；泰国法院开庭前全体法官在关羽像前宣誓；加拿大警察署允许华裔警察在办公室摆放关羽像；香港公共场所供奉关羽像十分普遍；9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一带关羽香火鼎盛、崇拜者众多；……在有意无意之间，李文将它们当成关羽神话在当代存在的必要性之根据。
在我看来，上述事例只是一些意义各别的社会现象，它们同一的含义只有一个：对关羽的信仰和崇拜是当代社会的一个事实。但已经存在的东西不一定是合理的，不一定是必要的，不一定是应该提倡的。
李文不仅是叙述关羽神化的过程和情况，它还作出论断：这种神话是否必要，对当代社会是否有积极意义。在这样做的时候，李文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即使从“政论”的角度看，也显得过于随意。
在分析关羽神话问题时，我觉得有一点是应该提及的：我们的民族很容易产生对强势者的神化和崇拜（关羽的强势是他的勇武），要消除它却艰难万分。即以当代而论，李文说“文革”期间的造神运动是一个失败，因为它缺乏极大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这话并不完全准确。有段时间，你随便坐上一辆出租车，就会看到那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伟人”像。对的哥来说，它主要不是装饰品，而是守护神，保佑他平安和发财。“伟人”刚刚从政治神坛上走下，立即又被捧上民间的神坛，这说明我们的民族是多么善于造神，而且是多么实用。
那些愿意将人崇拜为神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和缘故。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探究者，他应该做的，不是加入到这个造神运动中去，不是将这个神作某些改造后再供人崇拜，而是将它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个跟我们一样毫无二致的人，一个我们可以理解而无须盲从的人，一个我们可以交流而无须仰望的人。在这一基础上，再进一步揭示造神的由来和意义。这样一种工作，我觉得，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净化和健全，才是十分必要的。自称“纪实文学”的李文，本该做这种还关羽以本色的工作，可惜它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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