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大会后，举行了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的或者说可怕的宴会。萨特这顿饭吃得很不愉快。因为他从旁边坐的人那儿知道，饭前同他握手的人中，有一个曾写文章恶毒攻击过他。萨特责问这个大会的组织者：“你们到底接不接受东西方文化共存的观念？如果不接受，为什么要邀请我？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在莫斯科，他们仍然感受到文化专制的压力：一些电影被审查不能放映，一些“异端”画家的画展也办不成。卡夫卡《审判》的俄译本没有出版，萨特的《词语》也是经过不少周折才在《新世界》上发表。评论者认为它不慎重，好表现，嘲讽自己也是违背乐观主义，诋毁人类，等等；显然根本不理解这本书。
爱伦堡告诉他们一个审判事件的真相：布罗茨基是一个犹太青年，写了一些诗，靠翻译维持生活。然而他以过“寄生生活”之罪被审判。没有固定职业成了他的主要罪名，再就是他的诗句中有“灰色的云在街头涌动”，被认为是对祖国的诋毁。还说他对马克思不恭敬。最后他被判５年强制劳动。
１９６５年初，美国康乃尔大学邀请萨特去作反对美国干涉越南的讲座。这个大学是反对越战的先锋，教授们向总统约翰逊递交过抗议书，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美国派兵在越南南方消灭游击队。萨特同意去美国。后来情况有了变化，２月７日开始，美国以北方参战为借口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
萨特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去美国。他向康乃尔大学说明理由，还向报刊发表谈话回答了有关问题。他认为，在这时去美国会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古巴和越南引起愤慨。开始，美国左翼不理解萨特的态度而指责他，后来逐渐认识到，萨特是对的。他拒绝邀请造成的影响比去后发表谈话大得多。
７月，萨特和波伏瓦再次去了苏联。他们发现，赫鲁晓夫下台似乎给文化领域带来好的变化。《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阿克玛托娃的诗歌和爱伦堡的回忆录。但许多禁忌仍然存在。
萨特在爱伦堡的建议下，写了一封信，通过苏联作家联盟给米高扬，请求赦免布罗茨基。不久，布罗茨基被允许回到列宁格勒，恢复了自由。
接着几天，萨特去了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回来时他向波伏瓦介绍了情况：会上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有一回爱伦堡同中国人争论，情绪激动，差一点中风；他走出房间，昏倒在走廊上，脸都摔破了。
萨特在大会上发言说，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讹诈，而应该真心实意地支持越南，这是防止战争升级的唯一办法。越南人热烈鼓掌，爱伦堡则批评萨特支持中国。事实上，萨特认为苏联不应该不冷不热地支持越南。苏联可以猛烈地反击美国，这不会引起世界大战。美国人并不比苏联人更希望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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