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里亚蒂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瞻仰他遗体的人群川流不息。举行葬礼那天，送葬的队伍从早上一直走到半夜。有不少边远地区的人一生中只来过两次罗马，一次是陶里亚蒂遭暗杀受伤时，一次是这次他去世。
回到巴黎后，萨特和波伏瓦参加了一场辩论会。《光明》杂志邀请介入派作家同新小说派的支持者展开对话，听众买票入场，收入用于办杂志。他们先是邀请波伏瓦作为介入派代表参加，波伏瓦同意了。而另一派的代表在《快报》上发表谈话攻击萨特，声称这将是一次“敲击萨特脑袋”的机会。于是波伏瓦对主持者说，萨特应该出来应战，只有他出来，她才出来。萨特同意参加，主持人也同意了。
主会场六千名听众济济一堂。分会场装了扩音器，德国电视台还来人摄像，聚光灯照着他们，差点把他们给烤熟了。双方代表相继交替发言。对方借用巴特对写东西的人和作家的区分，宣称只有新小说派才能称为作家，波伏瓦当即作了反驳，并谈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萨特最后发言。从事后发表的演讲稿看，萨特的发言是最有意思的一篇文章，但讲的时候他热得够呛，显得十分疲乏，所以讲得不太生动。而听众们对这场辩论似乎都很满意。
１９６５年夏，萨特和波伏瓦仍去意大利度假。波伏瓦喜欢驾车在罗马和巴黎之间跑，而萨特来回总喜欢乘飞机。他们在罗马会合后，在意大利北部游览了一圈。一天早晨，他们在米兰分手，说好第二天晚上７点左右在巴黎见面。
波伏瓦头一天跑得挺顺利，天气很好。第二天早上，浓雾弥漫，她犹豫该不该出发。最后她还是打开车灯出发了。迷雾稍微消了一些，当她打了个转弯，向一座小山上爬的时候，突然发现一辆油罐车迅猛地向她压来，而她的车处在她不该在的左边一侧。还没等她想“这种事情终于降临到我头上了”，车子就撞了起来。不过她还是好好地坐在车中。
对方司机走了出来，指着她大骂。她拐弯太急，但他开得不快，又及时把车拐到左边，不然波伏瓦肯定会被碾到车下。一大群人围着她看。她只有一个念头：“看来我只有坐火车回巴黎了！”
救护车来了，还带着一副担架。波伏瓦以为自己只受了点轻伤，不愿躺上去，但救护人员不同意。上了担架后她才发现，手臂和腿部流血。躺在病床上，她开始感到头晕。透视结果，有４根肋骨断裂。医生给她的眼睑上缝了一针，膝盖上缝了好几针。她这才感到自己真正是受伤了，感到不舒服，生了倦意。
她想：“巴黎今天是不能回了！”但她想亲口告诉萨特以免他担心。正在思量时，来了一个护士，说萨特和郎兹曼刚才打电话来，他们从电视上了解到她发生了事故，正往这儿赶。
过了不一会儿，萨特和郎兹曼来到她的病房。她这时才知道自己的脸肿了，一只眼睛被捂得严严实实的。她讲了事故的经过，讲的时候激动不安、语无伦次，说明她还在受惊。
波伏瓦在床上躺了３星期，但并不感到孤独和乏味。她可以看看书，还常有人来看望她。她从未接到这么多的信件、电报、电话和花束，其中有许多是从未见过面的人的慰问，令她十分感动。
回想起来，是那位司机救了她一命。他把车向左拐，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要是那时又来了一辆车撞了他，他无话可说。她写去一信向他表示感谢。
尽管这位司机及时拐了弯，她那辆车的整个正面还是被撞碎。当她从照片上看到它那残破可怕的面目时，真为自己大难不死而震惊和庆幸。
在前一年，波伏瓦仍在坚持写小说，但缺乏信心。现在她重读手稿，感到糟透了，看不出任何改进的希望。她把手稿塞进柜子，甚至没有给萨特看。
这一年萨特根据欧里庇得斯的原作改编了《特洛亚妇女》，既尊重原作又加入了现代意识。这个戏剧的主题是对一般战争、尤其是对殖民地远征的谴责，这当然是萨特感兴趣的主题。它于３月上演，获得好评。这也是萨特编写的最后一个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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