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的当天晚上，萨特在一个工厂大楼的６楼作了演讲，听众多达六千人。在大楼附近，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警察。一位在现场守卫的警官对波伏瓦说，他完全被萨特的逻辑力量征服了。
由于在“１２１人宣言”上签名，普隆和班戈丢了饭碗。同事们为他们募捐。当捐到吉尔那里时，他竟然不肯出一个子儿。现在他与萨特的关系几乎完全断绝。
莫雷尔夫人也很少同他们来往。波拿巴街的公寓被炸后，她给芒西夫人打了一个电话，但没有提及被炸的事，反而说：“我当然赞成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内部！”
萨特搬到塞纳河边住处后，莫雷尔夫人来过一次，与他们共进晚餐。她笑着说：“我希望这儿没有埋什么可塑炸弹！”算是间接提了一下那次爆炸事件。但她和萨特、波伏瓦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４月８日，法国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几乎每一个法国人都赞成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７月，阿尔及利亚终于获得独立。７年来，萨特和波伏瓦一直在梦想着这一胜利，但它来得太迟了，付出的价格太昂贵，他们并不感到特别欣慰。
７月，萨特和波伏瓦去了苏联，他们是应苏联作家联盟的邀请而去的。６年时间，苏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见到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女大学生，她在巴黎呆了整整一年，研究的题目是萨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萨特和波伏瓦见到许多老朋友，西蒙诺夫、费定等等。现在为他们作翻译的是苏联作家联盟的法国部秘书列娜·佐尼娜。她熟悉萨特和波伏瓦的作品，写过评述《一代名流》和《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文章。很快萨特和波伏瓦就同她成了好朋友。后来萨特出版他的自传《词语》，在题词中把它献给了列娜。
这一次他们在苏联没有受到像５０年代那种热闹和宣传性的接待，萨特和波伏瓦来到某个苏联作家家中，同他们自由讨论，有时意见一致，有时意见相左。苏联作家希望萨特参加即将在苏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就文化问题讲话。萨特不由得想起，正是这些朋友在前几年给他加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人类公敌、肮脏的贩子、资产阶级的工具、……不一而足，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１９６３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叫“欧洲作家共同体”的组织，目的是鼓励东西方作家交流。这与萨特在莫斯科和平大会提出的文化纲领完全符合，萨特和波伏瓦很快就参加了。这个组织决定７月在列宁格勒召开一次大会。
会议召开前形势起了变化。赫鲁晓夫激烈批评文学艺术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他在私下交谈时，还责备爱伦堡不应该促使萨特离开共产党。爱伦堡申辩说：“萨特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但这根本不能说服赫鲁晓夫。
这样，当这个会议如期召开时，就出现一种很可笑的现象。本来是东西方作家的对话，而苏联作家却在会上纷纷表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蔑视，尤其是对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人的鄙夷。于是这个会搞成了各说各的话。法国人为新小说派辩护，苏联人不断地批判腐化堕落的西方。到了会议要结束时，为了避免大会以失败而告终，苏联作协负责人索尔科夫突然请萨特作一个照顾双方的总结发言。萨特没动地方，很快就写出了一个简要声明，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索尔科夫终于说服赫鲁晓夫在格鲁吉亚接见这次会议的代表。这位首脑的讲话让西方作家大感惊诧；本来是他把他们请来的，却恶语相加，好象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的仆人。最后赫鲁晓夫总算吐出几句客气话：“不过，你们也反对战争，所以我们至少能在一起吃饭、喝酒。”下来后索尔科夫对他说：“你对他们太粗暴了！”“他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赫鲁晓夫不在意地答道。
到莫斯科后，萨特和波伏瓦才从朋友那里得知赫鲁晓夫态度变化的原因：正巧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在这里度假。那天早上他求见赫鲁晓夫，要苏联人提防这些“危险分子”：他们的左派样子是装出来的。
苏联作家中爱伦堡同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最深，他们之间现在已经可以无话不谈。他向他们介绍了俄罗斯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一些被掩盖着的东西。萨特和波伏瓦只要一到莫斯科，就到他的乡间别墅去看他，而爱伦堡也常来巴黎。
每次到俄罗斯，他们还要同卡塔拉夫妇在一起吃几次饭。卡塔拉是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同学，是个出色的翻译家，他的夫人是俄罗斯人。他们夫妇俩为人坦诚，思维敏捷，批判力很强。他们对苏联的事情了如指掌，交往广泛，使萨特和波伏瓦受益非浅。
他们最亲密的朋友还是列娜。她是一个犹太人，大约４０岁，黑皮肤，很漂亮，聪慧好学，受过良好教育。她的父母在斯大林时代横遭迫害，列娜本人也因此被迫放弃学业，她在婚姻生活方面也屡遭挫折，但她很坚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她同他们之间有一种理解，一种难以言传的默契和沟通；同她在一起走路、说话和喝伏特加，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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