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十分清晰地想起一个肺结核患者断气时的情景,他叫米哈伊洛夫。他是在我住院后的第四天死的。我对他了解得不多。他很年轻,应该不超过25岁,身体修长,眉清目秀,仪表堂堂,让人敬重。他是特别处的犯人,平时少言寡语,性格温和,总是一副忧郁的样子。犯人们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们说,他是“枯死”在监狱的。现在我只记得他那一双很好看的眼睛,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他死的时候是下午3点,那是一个寒冷而晴朗的天。和煦的阳光透过病房那结着薄冰的绿玻璃窗,照在这个不幸者身上。临死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十分痛苦,弥留的时间很长,有好几个小时。从早晨起,他就认不出跟前的人了。看到他痛苦成那个样子,大家都想他能轻松一点。他呼吸困难,直喘粗气,发出一阵嘶嘶声;他的胸膛高高鼓起,好像空气不够用似的。他揭开被子,扯身上的衣服,最后甚至连衬衣也要扯下来,但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人们帮他脱下衬衣,他骨瘦如柴,肚皮凹陷,胸膛鼓起,全身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再就是那些一根根爆出的青筋,让人看着瘆得慌。他的身上只有一个手掌大的十字架和一副脚镣,而那副脚镣看起来很轻易地就能从那如柴的瘦脚上脱下来。在他死前半小时,病房的人全都安静下来,即使要说话也尽量低声,走路尽量放轻脚步。大家都不时注视着这个正要断气的病人。他喘气的声音越来越嘶哑,最后他用手去摸胸前的十字架,是要把它扯下来,好像这个小东西也压得他难以承受,但他的手已经软弱无力到连这也做不到了。人们帮他解下十字架。10分钟后,他死了。有人向看守报告,看守走进来看了死者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去报告医生。医生是个年轻人,他来到死者跟前,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拿起死者的手腕摸了摸脉搏,然后手一扬就走了。接着有人报告看守长,因为死者是特别处的要犯,必须十分慎重地确认他的死亡。在等待看守长时,有人轻轻地说,最好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另一个人一身不吭地走到死者跟前,为他合上双眼。这人看到枕头上的十字架,将它拿起来看了一下,又重新戴在死者的脖子上,并划了一个十字。这时死者的脸已经僵硬了,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半张开着,露出两排整洁的白牙。看守长戴着头盔、腰着佩剑来了,身后跟着两个看守。看到那些守在死者周围的犯人正盯着他,看守长放慢了脚步。走到死者跟前,看到那具赤裸的瘦骨嶙峋的只戴着一副脚镣的尸体,不觉十分震惊。他突然解下剑鞘、摘下头盔,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这个须发皆白的老军人此刻神情肃穆。我记得当时齐库罗夫也站在那儿,他也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他一直紧盯着看守长,留心他的每一个动作,一言不发。他们的目光对接在一起,齐库罗夫的嘴动了一下,头好像是无意识地向死者点了一下,对着看守长很快说道:“他也有妈妈呀!”说完就走了。
记得当时这句话像刀一样绞动着我的心。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是怎样想出这句话的?人们开始抬尸体,连同铺板一起抬走。没有任何人说话,只有铺板上稻草发出的嚓嚓声,脚镣拖在地板上的哗哗声。人们把脚镣捡了起来。尸体被抬走了。人们又开始大声说话。可以听见走廊上看守长在吩咐去找铁匠,那应该是给死者取下脚镣。
——死屋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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