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夏，萨特和波伏瓦去非洲旅行，还打算在那里与非洲民主同盟的成员见面。他们坐汽车穿越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如同大海一样的壮观和生动折服了他们。远望沙丘一片杏黄，到跟前成了新鲜的黄油色，而在背后又变成粉红。远处的海市蜃楼更是变幻无穷。最后几天，他们穿越白沙高地，白沙之中嵌满尖尖的岩石，这又是一种奇异的景观。

　　在一个小镇上，一天晚上，萨特早早睡了，波伏瓦仍留在酒吧喝酒，同店主和两个司机聊天。这几个男人说着低级粗俗的笑话，波伏瓦并不在乎，有时还学着他们的话说两句。直到凌晨３点她才上床休息。

　　突然有人打开了她的门，原来是店主。他走过来，低声向波伏瓦求欢。波伏瓦当然拒绝了，只是心里奇怪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也许他把自己看成那种任意风流的女性。

　　第二天早上，店主满脸笑容地来到波伏瓦跟前，递给她一蓝子橘子，他是怕她说出他夜间的行为。而这以后，他同别人聊天时，反而说波伏瓦酒量大，说话毫无顾忌。几天后，波伏瓦翻当地的报纸，发现有篇文章报道那天喝酒的情况，说波伏瓦的粗话甚至连汽车司机也感到脸红，还引用了几句从波伏瓦口中溜出的话。

　　波伏瓦看后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她同萨特在一起，对她泼污水也就是丑化萨特。她很后悔自己给那些攻击者提供了机会。萨特却不以为意，安慰她说：“我们都有一个优点，就是愿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至于别人怎么议论，那是毫无所谓的事情！”

　　非洲炎热的气候使萨特病倒了。他发烧，看不清东西，也听不见声音，在床上躺了３天。后来他们坐飞机离开了。一路之上并没有非洲民主同盟的人同他们联系，倒有当地的行政长官来招待他们。他们觉得很滑稽。一直到旅行结束，非洲民主同盟都没有人同他们接触，显然有某种指令不让同他们会面。

　　他们回到巴黎。这时萨特同多洛丽丝已经最终分手了。多洛丽丝不顾萨特的反对，硬要来巴黎定居，他们大吵了一架。萨特说：“这没法再维持下去，这是不断地升级！”他们的关系彻底断绝。这也许是萨特第一次主动提出同他所爱的人分手，而多洛丽丝也是唯一的一个对波伏瓦与萨特的关系造成根本威胁的女人。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

　　波伏瓦又准备去美国同阿格林见面。这时朝鲜半岛形势正紧，人们普遍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波伏瓦有所犹豫，而萨特鼓励她去：“去吧，你能够回来的！我不相信战争会打起来。”萨特估计，这多半会造成一种虚幻的战争气氛，而实际上战争不那么容易爆发。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在芝加哥，波伏瓦同阿格林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阿格林明确表示不再爱她了。“不过，我们还可以过一个美妙的夏天，”他对波伏瓦说。

　　一次，波伏瓦在湖中游水。她是个旱鸭子，平时不到深水处去的。这时她趴着游了两下，想停下来站住。糟了！根本踩不到底。她大惊失色，人开始往下沉。她大喊阿格林，而他只是望着她笑。她接着喊：“救命！”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阿格林这才急了。当他把她拉出湖面时，她的头已经沉入水中。

　　后来阿格林说，她开始喊的时候，好象是在笑，他以为她闹着玩，后来才发现不对劲。他当时也吓坏了，因为他的游泳技术也非常糟糕。他们赶忙回家，喝了几口威士忌。这场遇险的遭遇使他们的关系融洽起来，爱情之火又开始在他们身上燃烧。

　　他们在一起有过许多愉快的时间，同时阿格林也常常露出一副阴沉的脸，沉默不语。

　　在美国期间，波伏瓦同纳塔丽见了面，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纳塔丽对她的感情仍然是矛盾的，既爱又恨。她认为波伏瓦对自己的感情投入太少，而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太多。她对波伏瓦迷恋于写作很不满意，讽刺地说：“当一个二流作家真可悲！”

　　纳塔丽自己也有写作天赋，但不热心于写作，因为她对人没有什么兴趣。来美国后纳塔丽的日子过得不怎么好。她同那个美国大兵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吃饱肚子，现在肚子已经吃饱了，但彼此已经没有爱情，正准备离婚。

　　她有一个女儿，本想通过做母亲来弥补自己早年的不幸，但感到那孩子离她既亲近又遥远。纳塔丽一方面对人对事常持冷漠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对什么东西着迷。现在她正忘情于一对男同性恋者，尤其迷恋年长的那个叫威利的，引诱他来爱自己。

　　波伏瓦在美国呆了两个月。阿格林告诉她，几个月前他在好莱坞见到前妻，他想同她复婚。波伏瓦没有说什么，但他们的关系冷淡了许多。最后一个下午，为了使彼此不太尴尬，他们去看赛马，阿格林把手中的钱全输光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再也见不到……”一路之上，波伏瓦不断地想。在飞机上，她又一次服了几片安眠药，还是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