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谈女性的书销路很好。第一卷出版后获得好评，头一个星期就卖出了二万二千册。第二卷的销路也不错，但也使人们大为震惊。发表在《现代》上的“性之引入”、“同性恋者”、“母亲”３章引起一阵轩然大波。
即使波伏瓦的一些朋友，也都对她说：“你的胆子太大了！”认为她的书写得出了格。而恶意的诽谤则无法尽述：说什么的都有。她收到大量来信，其中有说她得不到性满足的，也有说她性欲冷淡的；有说她是女同性恋者的，也有说她是阴茎崇拜者、慕男狂者的；有的要给她治疗性冷淡症，也有说能使她的性欲降低的；有的是尖刻的讽刺，有的似乎在作善意的忠告；有的署名，有的匿名；……这些东西细细看来，同那些出现在厕所里面的下流文字毫无区别。
波伏瓦陪同阿格林去餐馆和咖啡馆时，常有人盯着她窃窃私语，有的公开指指点点。一次，在他们吃饭的整个过程中，邻桌的人一直对她耻笑议论。吃完饭后，波伏瓦实在忍无可忍，直截了当地痛斥了他们一顿。
实际上波伏瓦在这部著作中对女性问题进行了十分严肃认真的探讨。这方面萨特给了她不少中肯的建议。她在大量深入了解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女性，从而获得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而这些过去一直是人们熟视无睹的。为完成这部著作，波伏瓦花了整整两年时间，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９年６月，除了当中有４个月在美国，有４个月写访美观感《美国纪行》外，她全力以赴写这本书。《第二性》是迄今为止，对女性问题研究得最为透彻的一本书。
波伏瓦的书为什么会招致这么猛烈的攻击？因为它以解放妇女的批判态度使法国男子的传统优越感受到致命打击。天主教传统确认男性对女性专制的合法性，在性关系上表现为性虐待。由于法国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男性的这种优势受到挑战。他们现在要坚持这种感受，唯一的办法就是贬低女性，把她们说成是生来注定的低等人种。波伏瓦的著作粉碎了这种女性神话，因此他们不由得恼羞成怒。
其实《第二性》并没有否认男女之间的差别，只是指出这种差异是文化的而不是天然的。波伏瓦本人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而有痛苦意识；恰恰相反，正因为她从年轻时就融合了两性的优势，才能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探究女性问题。而评论者在这一方面曲解了波伏瓦，以为她是由于遭遇了个人不幸，才写出这样一部“攻击”男性的书。
有些朋友也不理解这书。加缪责备波伏瓦使法国男子显得滑稽可笑，他骨子里仍然是大男子主义者。梵蒂冈宣布《第二性》为禁书。右派认为它败坏道德，左派如共产党也对它持批判态度。共产党杂志《行动》登了一篇攻击波伏瓦的文章，配上的一幅照片竟是：一个女人同一头猿猴紧紧抱在一起！
由于《第二性》中专有一章谈到流产问题，而萨特的《理智之年》、波伏瓦的《他人的血》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常有人找到《现代》编辑部，索要做人工流产的地址。甚至有人一大早敲波伏瓦的门，要她告诉做流产的地址，说他老婆怀孕了。这些人把萨特和波伏瓦当成了流产专家。
当然，除了攻击者外，也有不少为《第二性》辩护的朋友。无论赞同还是反对，这书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第二性》出版许多年后，波伏瓦还不断收到大量有关这书的来信。有些精神病专家还把这书推荐给女病者阅读。许多妇女给波伏瓦写信说：“您的书对我很有帮助，您的书挽救了我！”
与此同时，萨特的《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出版。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战争期间，在战俘集中营。小说的人物正处于人生的边缘和极限状态，开始表现出他们的自由。小说的内容更加深化，技巧更加娴熟，但书的销路不是很好。
一个原因是，《心灵之死》是前两卷的续集，但又不是最后一卷，人们因此迟疑不买。另一个原因是评论家的影响。左派和右派都对萨特的小说不满。右派是因为他写了军官在战争中开小差，而左派是因为他写的人物不问政治，消极被动。
现在萨特在写第四卷《最后的机会》，他已经有了基本的构思，并且写了２００多页，人物最后都有了归宿，或正如他自己所说，最后实现了他们的自由。玛志厄逃出集中营后投身抵抗运动，甘心受一个集体的约束，最后被捕，在严刑拷打下死去，成了一位英雄。他并非本来就是英雄，他成为英雄是因为他想让自己成英雄。而布吕内在玛志厄的帮助下，越狱成功，到了巴黎。其后的处境有些类似《肮脏的手》雨果出狱后的情况。他受到怀疑和诽谤，孤独使他发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在他的介入行为深处，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自由。其他主要人物最后几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
萨特最终没有完成这一卷的写作。因为他有一个矛盾：在经历战后复杂的政治局势后再来写战争和抵抗运动的事情，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要把过去小说中的人物拉到当前现实中来，这也没有什么意思。最后他决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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