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杆秤的管理非常严格。北京紫禁城午门（永乐年间）前广场，放着铜制的度量衡模具，这里是核准计量标准最权威的地方。尽管朝廷如此重视，但在秤上做文章牟利的现象还是五花八门，我们不妨看看《金瓶梅》里杆秤的奥秘。
第六回，王婆为了赚取西门庆的银子，设挨光计帮西门庆将潘金莲勾搭到手。茶馆变成拉皮条的场所，成为西门庆与潘金莲奸淫安乐窝。王婆每天打酒买菜招待两人。奇怪的是王婆每次买菜总要带着一条十八两的杆秤。明朝规定一斤十六两，可是王婆手里的秤却是十八两一斤。可见明时市场交易在秤上做手脚搞欺诈的现象司空见惯。有十八两一斤的秤就会有十四两一斤的秤。较秤是买卖双方不信任的表现，用不规范的杆秤较秤是相互欺诈较量的过程。显然，王婆用十八两秤来验收物品重量，每斤便会多收二两的利益。
第二十一回，吴月娘不同意西门庆娶李瓶儿，潘金莲利用双方矛盾，挑唆西门庆与吴月娘的关系，致使两人出现感情危机。吴月娘在哥哥的劝导下，改变了任性赌气的做法。每月吃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日回心。一天，向天祷告祈求西门庆不要贪念烟花青楼，妻妾早生贵子，为西门传宗接代的祝文，西门庆听了感动至极。两人重归和好。精明的孟玉楼知道这一情况后，为了讨好吴月娘，发起五个小妾每人出资五钱银子设宴欢聚。李瓶儿出资一两，她和潘金莲每人五钱，孙月娥给一个簪子折银子三钱七分。孟玉楼拿了李娇儿的银子回来秤了秤，只四钱八分。潘金莲骂道：“好个奸滑的淫妇！随问怎的，这鬼也不与人家足数，好歹短几分。”玉楼道：“只许她家拿黄杆等子秤人的。人问她要，只像打骨朵（比喻行动缓慢，讽喻算进不算出的吝啬）出来一般，不知叫人骂了多少！”李娇儿曾经是西门家的出纳，用这黄杆等子，来盘剥家人伙计是她惯用的伎俩。
黄杆等子，即以黄华木为杆子的秤，以示非同一般的衡器，是专门大秤进小秤出搞盘剥欺诈的秤。因此这类秤也特称“黄杆”。把专门干这种事的叫“秤人”。
西门庆家出纳是轮流坐庄的，先是李娇儿，后是孟玉楼。管理银子进出，就要鉴定银子的成色与分量，难免与家人伙计产生矛盾，可谓当家三年狗也嫌，于是她推给了潘金莲。
潘金莲自从当家管理银钱，立马另定了一把新等子。无非是在秤上做手脚，克扣银两。因此众小厮积怨甚多，都说三娘手里钱好使，五娘太刻薄。
杆秤是物品交换的产物，当人们能够生产出多余产品，用来交换时，就会发现仅仅靠眼估手量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贵重物品交换时，更需要准确数量，需要有一个标准，于是便产生了度量衡。
度是尺，计量长短；量是斗，计量容积；衡是秤，计量重量。早在商周时期（至今有三千多年）度量衡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工具。它的出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物品的交换和流通。又因政出多门，标准混乱而阻碍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于是统一度量衡就成为一国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商鞅最早在秦国统一了度量衡（商鞅变法），使秦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为灭掉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度量衡便在更大范围赋予实施。他改变了春秋战国以来度量衡的混乱，用秤，稳定了贸易权衡，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据说战国时期，人们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杆秤上刻制13颗星花，定十三两为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添加"福禄寿"三星，改一斤为十六两，表明，缺一两少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少寿。但是统一度量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有一个漫长的管理过程，因为有人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改变度量衡，利用做假来欺诈牟利。可以说统一规范度量衡是各个时期政府一直坚持的工作。直到1959年国务院颁发《关于统一我国度量衡制度的命令》后，把秤制统一改为十两一斤。这项工作才得到彻底的改革。
千百年来，杆秤可以算华夏“国粹”，它制作轻巧、经典，使用方便，作为商品流通主要度量衡器，人们须臾不可缺少，并代代相传。它不仅是经济用具，还蕴含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它是公平公正的象征。杆秤之砣称为权，杆秤之杆称为衡，由此衍生出，权衡利弊、权衡轻重、权变之说，进而又有加权、权重说法。秤杆一沉一浮，秤砣一进一退，无不显示人生追求的境界：凡事有度，分寸在心。它仿佛告诫人们，做事要有准绳，做人要有定盘心（因西门庆宠爱李瓶儿，潘金莲醋性大发，说看错了西门庆的定盘星），诚信是立身之本。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曲唱的好：天地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
如今，杆秤除了在偏僻地区尚有少数使用外，基本被电子秤所取代，但它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将永留史册。尽管度量衡器发生质的变化，但对经济发展的本质作用没有变，加强和规范以及监管度量衡器的使用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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