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的两个月，显然，波伏瓦的心情不会是很愉快的。她想通过写作转移自己的情绪，但在写作之余她仍然时时感受着痛苦。这种痛苦不是简单地思念阿格林；她想再去芝加哥很容易，钱对她来说现在已经不成问题。她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焦虑：她拿不准自己到底是应该彻底忘掉同阿格林的关系，还是把它继续下去。这种焦虑使她几乎达到精神失常的地步，于是她开始服用镇静剂，这样才好受一点。

　　这时国内和国际形势都有不小变化。巴黎的生活物资奇缺，人们吃不饱，穿不好。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在马达加斯加、在越南，法国军队对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法共退出政府，右派结成同盟。在国际，美苏之间的冷战拉开序幕。法国知识分子中，即使在左翼，赞同法共的“西方陷阱”论的，也只有萨特和梅洛─庞蒂等几人。

　　尽管如此，法国共产党人仍然视萨特为异端，向他发起猛烈攻击。他们认为，由于萨特的影响巨大，很可能把他们的信徒引向他那一边。正因为萨特的立场跟他们接近，他显得更加危险。

　　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对萨特说：“你在阻挠人民向我们靠拢！”另一位法共人士说：“你是位哲学家，所以你是反共分子！”苏联《真理报》登了不少谩骂存在主义的言论。有对存在主义“宣判死刑”的，有根据共产党权威观点写成的关于“虚无”的著作来对抗《存在与虚无》的，还有以“存在主义不是人道主义”为题，指责萨特和波伏瓦是法西斯分子和人民公敌的，不一而足。

　　既然共产党人已经砍断了联系双方的桥梁，萨特也就不再让自己受到约束。他对法共攻击亡友尼赞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只是为顾全大局而隐忍不发。现在他不客气地征集了彼埃尔·博斯特、莫里亚克等人的签名，写了一篇抗议对尼赞的种种诬陷的文章。

　　这时萨特在《现代》分数期连载了他的长篇文学理论著作《什么是文学》，全面阐述了他的“介入”思想。作者和读者，历史和现实，阶级和个体，自由和境况，……甚至在《死无葬身之地》中关于酷刑拷打的思考，都在这本书中得到透彻的解说。

　　现在萨特发现自己既被资产阶级猜疑，又被共产党也就是代表工人群众的党所反对。他不再拥有公众，而只是拥有读者，他心甘情愿过这种孤寂生活。这仍然可以满足他的冒险心理，在文学领域中他还是自由的。

　　

　　时至盛夏，伦敦一家剧院照常上演《死无葬身之地》和《恭顺的妓女》，经理邀请萨特和波伏瓦前往。他们在伦敦重访了大英博物馆和大街小巷，同时也看到战争中大规模空袭造成的一堆堆废墟。他们出席了两个戏剧的首演式，萨特还出席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回到巴黎不久，萨特陪多洛丽丝去勒阿弗尔，两人分手时，她还在抱怨萨特带给他的痛苦。以后她写信来说，要么她就永远不来了，要么来了就永远不走了。

　　随后萨特和波伏瓦乘飞机去哥本哈根度假。在到达那里的头一天，波伏瓦的感觉就像当年萨特患龙虾恐惧症的样子。这是一个星期天，街上人群拥挤，而他们混杂在其中，萨特沉默寡言，波伏瓦也不愿多说话。波伏瓦惊恐地想到：“我们之间是不是已经成为陌生人了？”过了几天，他们才慢慢恢复往常那种和谐自然的状态。

　　他们接着去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到处是水，到处是玻璃暖房，让人看了很舒服。沿途是森林、湖泊、乡村，他们第一次看到北极光。在回来的路上，他们拜访了一位瑞典王子，萨特以前同他认识。

　　王子娶了一个法国女子，他俩住在山谷的一座漂亮的住宅里，环境十分幽静。王子夫妇感到很幸福。波伏瓦喝着主人盛情斟上的陈年美酿，望着与王子欢笑畅谈的萨特，心中默默想道：“我们也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回到巴黎时，她的心情已经变得十分平静。

　　１９４８年４月中旬，波伏瓦再次启程去美国，同阿格林相会。在路途中她读了阿格林的第一本小说，其中有他对于自己童年的描述。一路上飞机因故障经常推迟行期。等到达芝加哥时，她已经心力交瘁。但一见到阿格林，她就觉得这一路上的辛苦和颠簸都是值得的。

　　这时美国正在对共产党人进行清洗，自由派人士都被视为赤色分子，阿格林的几个朋友饭碗不保。这种情况给波伏瓦留下深刻印象。

　　这次来，阿格林向波伏瓦提出要求，正像多洛丽丝向萨特提出的一样，要彼此相互独占，两人白头偕老过一辈子。波伏瓦也如同萨特一样，向他解释了这不可能，因为她有萨特。双方的分歧显然影响了彼此的感情。他们共度了两星期，波伏瓦回到巴黎。

　　这时戴高乐在国内大张旗鼓地声讨共产党，把它当作头号公敌。萨特和波伏瓦对此十分反感，但他们对苏联的看法也不是完全的肯定。他们认为，苏联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化身，另一方面它又是孕育着一场新战争的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拒绝同苏联站在一起；应该避免选择两大集团中的任何一方，应该另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