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兰，他们受到当地《政治》杂志编辑部成员的欢迎。这家刊物的负责人是一个狂热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在交谈中没有感到什么隔阂。
他们在米兰观赏了一栋栋砖结构宫殿和教堂。本来可以看到著名的《最后的晚餐》，因为它正在修复，没有开放，使他们深感遗憾。他们还去了科莫湖，去了东戈，导游给他们指点墨索里尼被捕和随从被杀的地方，指着一簇簇鲜花对他们说：“当时，这些花儿都被鲜血染红了！”这些花倒影在碧波之中，摇曳着，似乎在应和着人们的话语，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一切。
邀请他们的出版商是一个态度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由于法国“吞并”了意大利的领土，他对萨特他们深怀敌意。他预言萨特作演讲一定会遭到公众的毒打，甚至可能被打死。实际上萨特的演讲受到的是热烈的掌声。波伏瓦在书店作的演讲也受到听众的欢迎。这反而使出版商恼羞成怒，他终于向他们暗示，他不打算支付以前答应过的那笔钱，而他们正指望靠这笔钱继续旅行。
这时，另一个出版商得知消息，乘虚而入。他以独家享有在意大利出版萨特著作的条件，向萨特提供了一笔资助。这位出版商还答应驾车送他们去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旅行。在威尼斯，他们住进格兰特饭店，这是他们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住进来的高级地方。在佛罗伦萨，他们长久地徘徊在西尼奥列广场上，月光如水，周围的一切美极，静极。
随后他们去了罗马。萨特在那里作了两场演讲。法国大使馆对他们照顾得周到备至。文化参赞驾车送他们游览湖泊和城堡。在这里，他们同许多意大利社会文化名流交往，更加感受政治层面上意大利同法国的差异。
在意大利，共产党同社会党等左派之间有很好的关系，它们是一个整体。而法国共产党同其它政党的关系是完全敌对的。这种差异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阶级阶层关系等因素。在这里，他们感受到意大利人的深厚友谊，而在国内，受到的几乎全是敌视。
正像以前那样，萨特不喜欢过多地游览，而波伏瓦不跑遍所有的景点誓不罢休。回到米兰后，她离开萨特独自游览了３星期。阿尔卑斯山，一个个山头、一间间小屋、一条条小街、……一天晚上，她来到一家小客栈，要求住宿、吃饭。接待者照办了，但一个个面无笑容，一声不吭。而墙上挂着一个年轻人的照片，系着黑纱。
“德国人？”女主人突然问道。
“不，我是法国人，”波伏瓦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作了回答。
这些人的脸色马上变得缓和起来。他们解释说，他们原以为她是德国人，因为她的意大利语似乎带有德国口音。墙上照片中的小伙子是店主的儿子，是被德国人杀害的；他是一个游击队员。
从意大利回到巴黎，萨特和波伏瓦同朋友们常有聚会。一次，波里斯·维昂招待朋友们吃饭。席间，加缪批评梅洛─庞蒂的一篇文章是为苏联的莫斯科审判辩解，而梅洛─庞蒂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萨特在一旁帮着梅洛─庞蒂说了两句，加缪听着不顺耳，起身拔腿就跑，还把门摔得砰然作响。萨特和博斯特连忙追出去，但加缪就是不回头。最后搞得大家不欢而散。
加缪这种大发作是一种名人意识和名人危机感相结合的产物。战后他也获得很大的声誉，渐渐觉得自己似乎无所不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同时他又意识到这种名人效应不可能永久，而要继续引起轰动，他感到自己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一次，他对波伏瓦说，他要呼吁所有的科学家停止核研究，以防止核战争。
“这不是有点近乎空想吗？“波伏瓦问道。
加缪立即发起脾气来：“当年也有人说巴黎人自己解放巴黎是空想！结果怎么样呢？大胆的就是现实的！”这种动不动就勃然大怒的情况波伏瓦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他们同加缪之间本来十分融洽的关系开始蒙上一层阴影。在战后，萨特提倡介入社会生活，开放自我，不回避政治矛盾，直面现实。而加缪仍然习惯于从道德角度看待政治，回避现实矛盾，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样，他们之间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
加缪也感受到这种阴影。他常说：“当我同你们在一起时，很谈得来，有很多共识；一旦离开你们，从远处看待你们，就觉得十分隔膜，有时让我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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