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在抵抗运动中同共产党人有着密切合作关系。他在解放初期所持的政治态度是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各党各派能够和平共处。他同共产党的关系还不错。
但是，在他开始出名后，共产党的报刊上常有批判、攻击他的文章。也许他们担心萨特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他们争夺公众特别是青年人。萨特其实很愿意同共产党人对话，但他们拒绝了。他们声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为《现代》杂志投稿。他们批判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贫乏的应时的意识形态，萨特是一个虚无绝望的哲学家和一个阴沟里的诗人，是人民公敌，诱导青年脱离马克思主义。
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也把萨特视为异端，认为他宣扬的东西败坏了道德、习俗和传统，对他的攻击不遗余力。这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萨特的名声由香变臭，有人说香，更有人说臭。时间长了，萨特对此已经习惯了。无论是毁是誉，他都坦然视之，不以为意。
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办得很成功。他的名声使这个杂志拥有很多读者。波朗是编杂志的老手，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编辑工作；阿隆也有办报的经验，他主要负责政治栏目；而莱里斯则主持诗歌栏目。编辑部之间观点和兴趣并不一致，经常争论，但工作很有成效。它也不强求一律，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有了一个刊物，就有了一个阵地，可以随时对世界上的事情作出自己的反应。
萨特在年底又去了美国。这次他是为一个女人去的，她叫多洛丽丝·瓦内蒂。 多洛丽丝原先是一个法国演员，战争期间去了美国。一段时间她是法国超现实主义领袖布雷东的情妇。后来她同一个有钱的美国人结了婚。当萨特在年初去美国时，她和丈夫正处于半分离的状态。
多洛丽丝在美国军事情报处搞对法国广播工作，萨特作为记者团的成员同她有过工作接触。很快他们就由工作接触变为相互吸引的私人交往，开始陷入爱河之中，最后达到热恋的程度。多洛丽丝对萨特的帮助很大，为他翻译英文资料，把他介绍给纽约的社会文化名流。
在他们恋爱之初，萨特就向她谈到波伏瓦的情况以及波伏瓦在他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多洛丽丝同萨特约定，他们的关系等到萨特一回巴黎就宣告结束。但这个女人对萨特的吸引力太大了，他回到巴黎后继续同她联系，写信给她。她也禁不住情感的饥渴，给他回了信。于是萨特谋求机会再度去美国看她。正好美国有几所大学邀请萨特讲学，他欣然答应。在１２月１２日，他登上去纽约的自由轮。
萨特同多洛丽丝的这一切，在上次从美国回来时，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波伏瓦。这是自战争时期以来，萨特重新开始的第一桩风流韵事。像他们之间约定的那样，波伏瓦是不会干涉这件事情的。她想，这可能只是类似在柏林时同那个“月亮”女人的爱情事件，浪漫狂热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萨特不在身边，波伏瓦在巴黎过得索然无味。这时食物供应依然紧张，缺乏电力，房间很冷，她找不到适合写作的地方。再去弗洛咖啡馆吧，认识她的人太多，写作经常受干扰。于是波伏瓦常常跑到《现代》编辑部附近的皇家桥酒吧写东西。加缪也经常去那里，他们在一起交谈，有时到深夜３点。
加缪与萨特不同，不把女性看作完全平等的对话者，这样他反而容易把自己内心隐秘向波伏瓦倾诉出来。他给她看自己的日记，谈到个人生活的种种困扰和烦恼。在与加缪的交往中，波伏瓦感觉到，他在公开场合的形象同他真实的自我截然不同。加缪自己也认识到这点，并因此而沮丧不已。
深冬到了，波伏瓦不愿再像这样每天东奔西跑，她来到郊外滑雪。接着博斯特、奥尔加和万达也都来了。她上午写作，写小说《人总是要死的》，下午滑雪。小木屋十分安静，窗外是一望无垠的白雪，她的心情比在巴黎城舒畅多了。她在给萨特的信中写道：“这里好，没有人盯着我看，也没人凑过来同我搭腔；这让人多么惬意！”
即使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仍然有不少人认识她。现在波伏瓦已经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女教师了，想完全避开名声是不可能的。房东问博斯特：“她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波伏瓦小姐吧？有不少人向我打听，她是不是波伏瓦。”她不喜欢人们来打扰自己，不过听到人们这样重视她，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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