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萨特的《理智之年》和《延缓》、波伏瓦的《他人的血》都出版了,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也出了几期。《理智之年》和《延缓》写的是在战前虚假和平时期和后来慕尼黑协定时期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活动,而《他人的血》则是关于战争和抵抗运动时期的事情。
贯穿在这些作品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关系,一个人的自由同他所处的境况的关系。而这正是“二战”后广大法国公众迫切需要反思的东西。
这几部小说在风格和形式上别具特色,同时性手法、宽银幕手法、任意转换视角法等让读者耳目一新。《现代》杂志贴近生活的风格也吸引了不少读者。
萨特和波伏瓦被人称为存在主义者。开始萨特竭力拒绝这个称号,他从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种别人必须接受的教条:“我的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人们照叫不误,他们也就接受了这个称号。为了澄清对自己思想的误解,萨特作了一个《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狂热的听众蜂拥如潮。由于人太多,女人甚至被挤昏在地。
现在萨特和波伏瓦成了思想明星:没有哪个星期巴黎报刊会不报道他们的消息。他们完全成了公众人物,一言一行立即反映到新闻媒介上来。在大街上,常有摄影记者对着他们照个不停,还有完全不认识的人上来同他们搭腔。人们到处谈论着他们的逸闻趣事。
萨特对这种境况深感惊诧。他既没有想到、也从不希望在公众中造成如此轰动。在他看来,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注定要处于孤寂之中的,如司汤达,如卡夫卡。在青少年时代,他设想自己的命运应该是生前不被承认,默默无闻,而死后被人发现,人们终于认识了他的价值。
他确实没有想到名声来得这么快,这么猛,简直难以置信。他总觉得轰动往往同平庸联系在一起,轰动一时的作品往往没有很高价值。所以他并没有忘乎所以,让自己沉迷在这股名声的浪潮之中。
另一方面,他获得社会的承认已经大大超过了自己的期望值。他对公众客观上发生着巨大影响,这又使他振奋。既然他要投身政治,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人们和社会,现在就正是时候。
就名气而言,波伏瓦自然比不上萨特。不过在公众眼里,他们是两位一体,波伏瓦被人称为“女萨特”。在对待名声的态度上,两者略有不同。对波伏瓦来说,一方面,她不太在乎人们怎样看待她,另一方面,出名这件事还是让她很高兴,她没有萨特想得那么多。
萨特和波伏瓦发现,名声并不一定是个好东西。公众把他们当偶像崇拜,希望他们不同寻常。如果他们能遵从公众的意愿,像一些歌星、影星那样刻意包装自己,以一种人们需要的假面出现,或许能不断得到大众的喝彩。
但萨特和波伏瓦不愿成为公众和舆论的俘虏,他们我行我素,一如往常。一天他们在餐馆吃饭,一个顾客从到尾一直盯着萨特看。他们走出餐馆时,这人对着他老婆恨恨地说:“瞧!那家伙也擤鼻涕!”
在这位先生看来,既然是一个天才人物,就不会有鼻涕,恐怕连鼻子也不应该有;他应该只用思想呼吸。萨特没有给予这些思想明星的发烧友以一种满意的形象,反而毫不在意地显示出自己的平凡,他们转而仇恨起他来。
对波伏瓦也是这样。有位女士散布谣言说,波伏瓦当年在卢昂时,曾在几只大桶上跳裸体舞。而一家妇女杂志《她》刊登了一张波伏瓦的照片,下面的解说词是:“除了学问外,她生活中一无所有!”在这些人心目中,波伏瓦可以是一个满肚子学问的妓女,也可以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女能人;关键在于,她的形象应该是反常的。
如果他们是正常的,生活作派跟普通人毫无二致,那些崇拜者就无法忍受,于是崇拜就转化为攻击。萨特不禁对波伏瓦感叹道:“对我来说,名声,就是他人的敌意!”
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往往是误解。一次,一位衣着华丽的夫人问道:“萨特先生,依你看,他人就是地狱喽?”萨特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她就眉开眼笑地说:“那么,我自己就是天堂了!”听到这种理解,萨特真是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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