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现代诗歌，相信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是：「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诗人海子最为人传诵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一句。然而让海子最受苦恼的，是其长诗《太阳七部书》未获肯定。原因有长诗本身带“叙事，神话”等形式植入，需要读者具备丰富的文学，此外历史，哲学，传说……都要了解；再者，中国的诗文化以“抒情和短篇”占绝对主导，因而，《太阳七部书》於80年代未受广泛关注及认同，有一定客观历史和环境背景存在。而我今天要谈的，不是「北大三剑客」的“野史”，而是可能被不少人忽视，曾有“北大校园诗人”之称的戈麦。

　　戈麦，原名褚福军，1967年生于萝北县宝泉岭农场，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91年逝世。诗人兼其好友西渡说过：「我有理由拒绝他死亡。/永远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人的死亡：朋友中最年轻，也是最有才华的一个。」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在88年冬，当时北大学生是“以谈诗为耻，彼此极少交流”场景。戈麦却不以为然。生活中的他，过的是一种像极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式”生活：自觉减少与人的往来。还笑称自己是“现在”唯一的旧人了。他不像海子，他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阅读和写诗上面。他喜欢一日之内采用不同的方式写作。阅读扎实，总认真记笔记。他对诗写作认真到精确每个字的运用。「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他短暂一生坚定的写作航标。

　　戈麦主张艺术家应树立「修远」信念，骆一禾同样赞同此观点（不知道戈麦是不是从骆一禾那里获得的诗观继承），不必急躁，不必唐突，不必享誉于世，但求有补于文。写东西占用不了太多时间，但读书却需要很多精力。是啊！阅读往往是先于写作，也重于写作，可以说，好作品都是有较为深度的阅读体验做基础的。克莱的叙述（给塞林格），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还有凡·高自画像……展现了作为阅读者的他广泛知识面摄取。

　　语言对于诗人来说很重要。词汇丰富下的词义挖掘，常常伴随写作者自身情感借由语言的“二次加工”，於戈麦言，他诗歌中存在的不快乐感，源于他对诗歌语言的认识：他始终运用一种可能性意味浓郁的汉语写作。就像他自己所讲得：「诗歌直接从属于幻想，它能拓展心灵与生存的空间，能够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戈麦是这样，在他眼里，诗语言的写作是和心灵深处的自己沟通，自我批判、反思。当然这些是基于现实和理想的“对抗”与“制衡”。

　　在那首著名的诗作《誓言》中，他彻底否定了生活的加减乘除规则，说道：「我不需要剩下的一切/哪怕第三、第四、加法和乘法/全部都仍给你。/还有死鸟留下的衣裳/我同样不需要减法，以及除法”。」戈麦将生活的原则写成“死鸟留下的衣裳”，这其实已与生命无关，人不再是活着有思想的人，而是以“物”的骨子存在的所谓人。他也因为否定既定的规则，成为少数进入语言内部写作的人。然而孤绝是伴生的。

　　我记得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的荒疏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生存的约束和框架，往往是将“诗”和“生命”隔开；对金钱物质追求的程度越高，“诗意”离我们越遥远，而许巍那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对大多数来讲，不过是“高压竞争”於夜星下的“自我疗慰”。但诗又很微妙，物质的不够富裕，人看见的「车水马龙」、「灯火酒绿」却多了一份反思和“温情”，至少人还会思索这个世界与自己的关系，这个时候，诗，就来了。对于一个维护『个性』且具备“高度清醒认知”的诗人，戈麦思考的是他要借助汉语言的诗意层面，来将人从「无个性」，「集体丢弃精神反思」的当时用语言的“斧头”劈醒，所以，他的写作不光是语言字意的挖掘，更重要的，他的写作精神本就建立在诗语言书写的「自觉」范围内。他写《凡·高自画像》时，用到的是最初的语言描述：「我已经感觉到了光线的弯曲/它自上而下，压迫着我」便是体现。

　　另外，戈麦在注重语言本身对词义发掘的功能性同时，他的诗「齐整」也是特点。毕竟，现代诗写作很少有人强调“形式的整齐，划一”。诗节齐整在他看来，有“美学”层面的表达。这是他的观点，关于我本人，并不太赞同。现代诗写作是整体趋向“无韵”或“少韵”方向，诗的形式强调统一，於当代人复杂的情感在语言书写上是有很大局限。我只能说，戈麦似乎有意将中国古代“格律体”这一形式植入并保留在现代诗写作当中。他的继承，融合传统的精神是好的，不过，在“无韵”或“少韵、”或“形式整体外韵”的现代诗中寻找格律承继，无疑这份兼并书写美感和艺术升华的道路是很难继续的。

　　戈麦如「哈雷彗星」划过的一生，令我感慨“深惋”。诗人之死，如果非要用悲剧的眼光来看待，那么它的实质是语言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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