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知道我出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的健康甚至生命的需要。我的癫痫病每个星期都要发作，这种大脑神经的疾病十分痛苦。我感到自己的神智已经有些混乱，有时到了要发狂的地步。二是我所欠的债务。债主不愿意等待下去，在我离开时拉特金和裴切特金已经提交了追偿申请书，我差一点就被抓起来了。如果被抓，关在债务拘留所对我也有好的地方：我可以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素材，写出第二个《死屋手记》，根据这些材料我写出的稿子，至少可以获得四五千卢布的稿酬。但是我刚刚结婚，也几乎不可能在债务拘留所的牢房里熬过酷热难耐的夏天。就算能呆在里面写作，在癫痫病剧烈发作的情况下，我能用什么来还债呢？我的债务越来越重，只有出国这一条路，但走的时候我是灰心丧气的。我不看好国外，觉得呆在那里对我的精神没有什么好的影响。在国外我是一个人，身无分文，还带着一个年轻女子，她十分乐于同我一起过这种流落国外的生活，她还缺乏生活经验，有些冲动，因此我感到内疚和不安。我有些担心：我和安娜之间的二人生活到后来会变得单调无聊。到目前，只有我们两人单独生活。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性格有些病态，因此，同我在一起，她会感到痛苦的。其实安娜要比我想象的更为坚强和沉着，在很多情况下是她在保护我，但她毕竟只有20岁，还不谙世事。在出国时我已经对此有心理准备，现在仍然有所担心。我们走的时候手中几乎没有什么钱，还向卡特科夫预支了3000卢布。我曾想，一到国外就开始写作。结果直到现在一个字都没写。当然我有不少感受，也有一些构思，但几乎都没有写在稿纸上；只有写到稿纸上的东西才能换来稿酬。
我在德累斯顿定居下来。但马上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中：为什么我要定居在德累斯顿，为什么恰恰是在这里而不是别的地方？像这样不顾一切，抛离一个地方而来到另一个地方是否值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有答案的，如为了我的健康，以及为了躲避债务等等，但我心里十分清楚，不管我到什么地方都一样，无论在德累斯顿还是另一个城市，我都是流落在国外，我都是孑然一人。我想立即写作，却无法实现，因为我的情绪有些不对头。我怎么办呢？只有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一天。我也读一些书，偶尔写一点东西，但总是感到苦闷难耐，后来酷热的夏天也加深了这种不适。在这里过得十分单调乏味。吃过午饭，我和安娜去公园散步，听听有些无聊的音乐，再胡乱读一些东西，就去睡觉了。安娜有着十分强烈的考古癖，这倒让我觉得有些意思。例如，参观一座并无什么特色的市政大楼，她都会郑重其事地作记录、画图形（她采用速记方式已经写下7大本）。她最感兴趣的是绘画展览馆，我很高兴她有这样的兴趣，这样一来就不会觉得烦闷了。她每天都要去绘画展览馆。我们常常谈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朋友和熟人，谈到你，有时不禁悲从中来。
在这里我们几乎不同别人见面，但偶尔也会碰到一些人。例如有个俄国人，长期住在国外，每年只回国3个星期，为的是收钱，然后再回德国，他的妻子儿女全都德国化了。
我随便问问他为什么移居国外，他似乎对这样的问题很恼火，口气很硬地回答：“因为这里才有文明，而在俄罗斯只有野蛮。这里没有民族区分，例如昨天在车厢里，我就分辨不出谁是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
我接着问：“这样看来，你认为这是进步啰？”
他回答：“当然。”
“但这样看是完全错误的。法国人首先是法国人，英国人也一样，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性才是最主要的，这也是一个民族力量的体现。”
“你完全错了。文明把一切都扯平了。我们只有在忘掉自己是俄国人、跟他人没有区别时，才会感到幸福。我们不相信卡特科夫的话！”
“你讨厌卡特科夫？”
“他是卑鄙无耻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讨厌波兰人。”
“你常常看他的刊物吗？”
“没有，从来没看过。”
我一字不落地记下了这段对话。这个人似乎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但与他人也不往来。到了国外，他们就成了让人讨厌的叭儿狗了。
我和安娜在德累斯顿苦闷到了极点。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帕萨转来的信表明，债主已经诉诸法律来追偿债务，因此，如果不能还清债务，我就不能回国。第二，我的妻子安娜已经怀孕，到明年2月份满9个月，因此更无法回国（这事请不要告诉别人）。第三，我在彼得堡的亲属，我的嫂嫂和侄子都需要钱，而我现在没有钱。第四，要度过冬天，就应该在南方呆着。此外，我还想让安娜开拓一下视野，放松一下神经，同我一起出外转一转，可能在瑞士或意大利的某个地点度过冬天。但我们手中没有钱，带的钱已经快花干净了。我给卡特科夫写了信，说明目前的境况，希望他再预支500卢布应急。你猜结果如何？他居然把钱寄来了。这个人太好了，是个大好人。于是我们去了瑞士。
——给麦可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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