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接到萨特的信，他的态度十分镇静和愉快。这让处于烦闷之中的波伏瓦感到安慰，觉得轻松了不少。她的担忧终于消失，觉得前途还是光明的。萨特说他在阿尔萨斯一个村庄写作，他要波伏瓦寄一大包书和烟草去。
一天晚上，她正在床上看书，听见街上有声音喊：“关灯，关灯！”她正想起来争辩几句，又有人喊起来：“给这个百叶窗一颗子弹！如果你想干间谍的勾当，最好到别的地方去！”她只得把灯关掉，上床睡觉。以后她买了些蓝颜料涂在窗户上。
９月中旬，波伏瓦送走了奥尔加，巴黎已经没有一个朋友了。为了逃避难熬的孤独，她坐车去了克利希，到迪兰那里作客。在那里，她同卡米耶一起在田野里散步。穿过苹果园，看着房前那一串串晒干的菜豆，她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这时，波伏瓦想起萨特在阿维尼翁说过的话：“一个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可以生活在平静之中！”他那坚定的声音似乎仍在她的耳边回响。在这一片平和气氛的乡村，她的感触尤其深刻。
而萨特确实是这样的。他在军营的生活极有规律，仍然是干老本行：把气球放到空中，记录下风速等等数据，然后报告作战部队。他们先是跟随空军，然后转到炮兵部队。
实际上这仗并没有真正打起来，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由于各国当局的微妙态度，现在的局势是不战不和、要打不打。正像萨特自己所估计的那样，他应该担心的不是危险而是无聊。
但萨特不会无聊。他正好借此机会充分利用时间干自己的事情。他主要干三件事。他开始每天写日记，把自己所想的一切都写下来：与周围同事的关系，对以前生活的总结，对自己思想的清理，……似流水，似线索。
再就是写他的小说《自由之路》第一卷《理智之年》，以１９３７年的生活为背景，来探求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的关系。这可以看成是《恶心》的续篇。
还有一件事就是写信，主要给波伏瓦写，也给母亲和万达写。这三个方面的事情花去了他全部空闲时间，他并不觉得无聊，反而觉得格外充实。他的同事戏称他是最大的发国难财者，因为他利用在军营的机会抓住了这么多的时间。
大约萨特走后一个月，尽管波伏瓦在莫雷尔夫人那里过了一段相当舒服的时光，几乎与战争状态绝缘，她突然产生一种面对现实的紧迫感，强烈地希望去看望萨特。
她傻乎乎地去警察局要求探望未婚夫，被遭到拒绝，才知道这是犯禁的。于是她又搞了个假证明，说有个妹妹在马莫蒂厄，患了骨疾，这次被批准了。但这时萨特来了信，他又换了个陌生的地方，而且信被邮检过。波伏瓦的努力化为泡影。
１０月中旬，波伏瓦接到萨特来信，他用密码，说明自己已被派到布鲁马斯。１０月３０日，波伏瓦去警察局申请去南锡。她又找医生请了一星期的病假。第二天早晨，她登上去南锡的火车，这正好是萨特两个月前坐的那趟车。下午一点到南锡。
波伏瓦走在大街上，没有看到一个人。忽然警报响了，人群渐渐出现。她明白了，刚才的响声不是警报，而是表示警报的解除。到了警察局，一个办事员看了她的证件，看到布鲁马斯这个地名时，他点点头，去找负责的中尉。她急忙跟在后面。中尉透过眼镜盯着她问：“你该不会乘机去看你的男朋友吧？”
“啊，不会，我没有男朋友，”她赶紧答道。中尉只批准她在布鲁马斯呆２４小时。２４小时！波伏瓦带着极度失望和恼怒离开了。天气很冷，她冻得发抖，在月台上等车。时间似乎格外漫长。
车终于来了，乘客一拥而上，车厢挤得满满的。火车越往后开，人就越少，最后车厢里几乎空了。到了终点站布鲁马斯时，月台上空无一人，她是唯一坐完全程的旅客。她开始感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冒险。
波伏瓦在月光下经过一条荒凉的乡间小路，忽然有一种预感：萨特应该就在附近。她经过雄鹿餐馆，萨特信中曾说在这里吃早餐。波伏瓦敲一家叫金狮饭店的门，没有人应声。忽然一道电灯光射来，这是两个巡逻兵──半夜后谁都不许外出。
她出示了证件，两个士兵热情地带她去找旅馆，他们都是巴黎人。他们用枪托敲了好几家旅馆的门窗，没有反应。折腾了半个小时，最后找到一家叫“巴黎城”的旅馆，寻到一个房间。波伏瓦上了床，被子冰冷，冻得她牙齿得得作响。这时已离天亮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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