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我的说法是，我觉得文学本身没有该不该介入政治的问题。它只是一个书写、表达、论述或表现的工具，至於作为作者的你，要拿它来做什么是你的选择。

　　文学本质的讨论是实然问题，作品应不应该如何是价值判断，是应然问题。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或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它呈现主观的差异性，没有普遍的强制性。

　　任何人在文学艺术上的主张都不能强加於人，你不能强迫别人去写（去看）你想要的作品、主张这个道德或那个价值的作品、介入政治或不介入政治的作品。在这个范畴里，你的主张只能靠自己的创作或理论去实践或推动，就像其他作者也在用创作或理论来表达他们的信念一样。

　　你当然可以批评。说：「为什么你的理发店没有我要的耕耘机？为什么你表达困惑跟犹豫的作品里没有我要的愤怒跟伤心？」但你仍无权也无法阻止他照自己的想法写作。

　　至於政治，本身就十分复杂，在不同国家、社会与文化里，也有极为不同的意义。在有些地方，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国族认同、宗教信仰的角力；有些地方，是生存发展、人道人权、大是大非的议题；有些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政治已上轨道，也有许多管道来表达、行驶个人意见，政治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强度和影响力相对小很多。而抱持新马观点的论者，觉得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多少带有政治意涵，或无一不可用政治概念解释。

　　我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也感慨於我们的公共论坛水平总是只能讨论两位数以下的加减法，甚至认为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更关心政治、提高政治素养，不宜只是洁癖地标榜对政治的疏离、无力与无知；但通常我会选择其他方式去表达、参与。一方面，我在文学创作中有太多的探索还没有完成，还来不及拿它来谈论政治，除非跟人性或文化有关系；一方面，在创作初始，我在营造自我的「作者想象」时，就赋予它较为疏离、易感或更具自我意识、深度内省的定位与特质；我相信我所预设的读者（我的「读者想象」？）在我的作品中所期待的，无论是那种主题，往往也是一种更具个性、更为人性、超越偏狭政治现实的观点。

　　我作为读者的更多时候，常被政治书写中某些关乎人性的深刻思维所感动，像米兰·昆德拉、汉娜·鄂兰或勒卡雷很好看的间谍小说；也常被某些过度简化、过度亢奋的艺文作品，弄得头皮发麻、不知所措。

　　当代华人的政治环境太复杂了，我们是一个受过伤的民族，许多时刻，我们讨论政治不是为了客观的是非，而是寻求看似客观的表态——对于我们过去的光荣与委屈你够不够自豪、够不够同情，总是在字里行间一再被检视，一再被期待。我一直认为「客观心智」是国民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但是我所目击的，是一个非常「自族中心」的社会，难以对话，难以就是论事或讨论敏感议题的社会。

　　在文学创作中，我最珍惜的是自由自在的书写；最警觉的是，为了精确表现与传达，你必须坚持诚实——不是为了道德而诚实，而是为了自我意识、为了不自欺而诚实。一旦介入政治主题，你就得筹备好你讨论政治的正当性，筹备好某种「自己人」的身份或证据；在文学创作上，我没有意愿去成为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的「自己人」，因为它会剥夺我在文字间逍遥优游的许多乐趣。

　　即使如此，有些人，包括我自己，还是会在我的作品中找到政治关怀的蛛丝马迹。最多最多，我只能说：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政治始终不是我的主要动机。

　　台/罗智成

　　注：关于台湾诗人、作家兼媒体工作者罗智成对「文学与政治」这一话题的基本探论和自我感想，我是基本持认同态度的。个人认为，文学和政治是不应过度靠拢的一对“隐性”的关联。我不反对文学作品中适当对社会体制、环境的歌颂，但必须建立在真实、客观描述之内。对于社会存在的劣质行为，攀比、浮华风尚还是要遵循内心对外界事物感受的实际表述。又考虑文字表达在不同人群看待问题上可能存在“歧义”现象，故尽量在写“批判一角”的时候，需尽量克制『文字的重度抒发』，或可借助『文字艺术一面』特征，来缓和（书写与揭露）二者的矛盾存在。而文学总体是要遵从主观差异，个体书写风格不同兼容。（文/短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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