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陪波伏瓦在粕林市和附近地区转了一圈。市区街道丑陋，在波伏瓦眼里，比起伦敦来差多了。不过街道上人来人往，热闹得很，从外来人的眼光看，看不出纳粹统治的多大痕迹。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
萨特告诉波伏瓦，这半年时间他一直在充当一个信使的角色，为他在法国的一个老朋友传递信件。收信人是一位犹太籍女子，那人的女朋友，他怕她因与法国人通信而受牵连，就把信寄给萨特，再由萨特转寄给她。
波伏瓦不喜欢粕林的咖啡馆，但觉得啤酒店倒很舒适，因此常同萨特在那儿吃午饭。萨特还让一个熟悉粕林“隐秘场所”的朋友带波伏瓦去转，他们在一个街角遇见一个非常漂亮的高个女人，她蒙着一个时髦的小面纱，套着丝袜，穿着高跟鞋。波伏瓦同她说话，发现她的声音有点粗。正疑惑间，那位朋友介绍说，“她”其实是一个男人，这儿是“人妖”云集的地方。
波伏瓦和萨特一起，去了汉诺威，参观了莱布尼兹的故居，这幢房子又大又美观，窗户呈瓶式，具有独特的魅力。萨特笑着向波伏瓦谈起自己在巴黎高师送她“莱布尼兹同单子沐浴”图画的事情，那是向她表示爱意的第一步，后来他们几个准备关于莱布尼兹的考试。这一说已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
在柏林留学的法国学生，有不少人放弃学业，来回走私，在做倒腾货币的生意，有的赚了大钱。但萨特完全不参与其事。他在粕林主要做两件事：一是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是改写自己小说的第二稿。他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固定的。
萨特向波伏瓦谈到自己在哲学上面的收获。在粕林期间，他深入地研读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最后的结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不是他要寻求的那种实在论哲学，但他并非全无收获。
他让自己的思想得到清理，对于如何达到解决他的思想难题的哲学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他的最大的发现──而胡塞尔并不具有的──是：自我并不属于主观性，不是主体，而是一种客体或准客体。由此生发开去，一个崭新的哲学道路展现在眼前。他正在写一篇“论自我的超越性”的长篇论文。萨特向波伏瓦兴奋地谈着自己的思想。同样是哲学科班出身的波伏瓦完全能够理解。她也为他不虚此行而高兴。
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这一年，他们对英国小说家福克纳的小说有了很大兴趣，《在我弥留之际》、《圣地》的法译本都看了。福克纳深入人的主观意识之中的写作技巧使他们深为叹服。小说的题材也让他们感兴趣。
《在我弥留之际》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似乎有着紧密联系：小孩说，母亲是条鱼，母亲的棺材上了马车，被推进河里，被激流卷走，在他的眼里，母亲的尸体真的成了一条鱼。《圣地》表现了性的力量：它带来血与火，内心的剧烈活动表现为强奸、凶杀、纵火……而真正的火源是在男女腹中燃烧不已的神圣而邪恶之火。
卡夫卡对他们的影响似乎更大。他们读了他的《变形记》和《审判》。他们认为，不应该仅仅把卡夫卡的小说看成是象征主义的。它是对世界的全方位的透视。
他们关于卡夫卡讨论了很久。对他们来说，他说的是自己的切身体会。像小说中的约瑟夫·Ｋ和那个调查员一样，他们现在也是在迷惘和孤独的迷雾中摸索前进，看不到道路和目的之间的联系。他们写作，但为了什么，结果怎样，这一切都说不清楚，一切都悬而未决。
波伏瓦回巴黎，常常去看妹妹波佩蒂。她每天下午在美术馆干点活挣钱糊口，然后潜心于自己的绘画。生活艰苦，但她愉快地承受了。波伏瓦常常拉她去剧院散散心。
波伏瓦还常常去看迪兰和卡米耶。现在她同他们已经很熟了，成了朋友。卡米耶还是那么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萨特去柏林后，波伏瓦第一次到加布里埃街见她时，她穿一件样式新颖的黑丝绒礼服，别一朵带黄色花蕊的小黑花在腰带上。
“我这是要勾引你，”她以同性恋者的口气说，似乎是在开玩笑，又似乎是当真。波伏瓦没有回应这种不庄重的态度。待到她第二次去时，卡米耶就不再是这样了，变得友好和谦虚起来。这时，波伏瓦只是把她当做一个朋友而已，以前吸引自己的那种魅力早就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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