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进行得较为平和，就像1688年的英国革命一样。这一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被拥护共和制的人们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现在他是广东政府的首脑）。当时北方军队有可能战胜革命党，但其统帅袁世凯另有打算。他与革命党谈判，承认共和制，条件是由他取代孙中山来担任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获得各国公使的支持，他们相信他是一个铁腕人物，不会搞民主、自由那一套。现在，中国的北方军队崇拜武力，而南方军队则更相信自由。袁世凯把北方军队训练成一支新式武装。他追逐权力，善于玩弄权术，想尽一切办法来讨好外国使团。不过从他死后中国政局的混乱动荡来看，他在任时实行的那些政策也不都是坏的。
自从袁世凯死后，一直到现在，中国都是混乱动荡的。他派往各省的督军都拒绝服从中央政府。他的军队在全国各地骚扰民众。不断地有战争发生，但并不是主义之争，而是由于分赃不均。现在南北政府仍然彼此对抗着，但已经失去了任何宪法上的意义了。
除了一些通商口岸和矿区，整个中国还都处于前工业化时代。北京大约有一百万人，面积很大，住宅大都为平房，中间留有天井。这个城市里没有电车和公共汽车。我在北京只看到两三根工厂的烟囱。这里除了乞丐、买卖人、小偷和政府雇员外，就只有一些做手艺的。这些手工艺品做工精湛，不像机器生产的那样单调，但很费时间，而且报酬也很低。
中国大约有70-80%的人从事农业。南方主要生产稻谷和茶叶，北方主要生产麦子和其它谷物。大豆现在也开始成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尤其在满洲。南方的雨量十分充足，而北方的雨量则很小，只能让土地不至于变成沙漠而已。1920年秋季我来到中国，北京周围很大一片地区因旱灾而造成饥荒。但中国人相信这种天灾是命中注定的，就连那些死于灾难的人也都这样想。
中国大多数土地都在小地主手中。父亲将土地分给儿子，这样一代代下来，分到每个人手中的土地就很少了，仅仅可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旦遇上旱灾，就会有许多人死于饥荒。如果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产量，通过植树造林来抵御旱涝灾害，就有可能大大减少饥荒。如果能够修建铁路、改良公路，就可以促进粮食的流通，农民也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如果中国的出生率还是像估计的那样高，人口增长还是那样快，中国的现状就很难改变。
上海和天津成了白种人的都会城市。我刚到上海时，不禁想到，如果在中国见到的都是这样的地方，我就没有必要到中国来了，因为这个城市的生活跟我在英国没有什么区别。通商口岸是外国人的势力中心地带，不仅沿海有，内地也有，汉口就是一个处于中国正当中的口岸。中国的南北方以长江划线，东西方以京广铁路划线，这两条线交叉之处就是汉口。京汉铁路是由比利时和法国修建的，现在归中国所有。武昌在汉口的江对面，不久铁路就可以由武昌通到广州，而现在还只到长沙，待全线贯通后，再加上对码头的进一步修建，广州的重要性就会凸现出来，而香港则会相形见绌。
各个通商口岸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商业，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一些矿业区已经有了工业。中国是个产棉大国，棉花的加工大都采用手工方式，不过也有了一些新式的纱厂。中国工业还处于初级阶段，跟其它国家一样，这时的生产特点是，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资本的剥削十分残酷。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寻求一个既能迅速成为工业国又不太残酷的方法，但还没有找到。
跟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世袭的贵族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两千多年，在中国掌权的都是通过考试获得成功的人。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其它国家贵族才能掌握的权力。虽然旧式教育已经逐渐为现代高等教育所取代，尊崇学问的传统仍然继承下来了，有学问者的思想观念仍然可以影响公众舆论。像张作霖这样的督军大都是出身于绿林，无知无识，不以知识分子为意，而这也正是他们的势力无法壮大和不能保持稳定的原因。“中国少年”，这是我对在国外或国内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中国人的总称，他们对国家的影响要比那些不怎么尊重学问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得多。我想，这应该是现代中国最有希望的现象。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视野开阔，志向远大。也许只要再过10年，只要列强在这期间不再以激烈手段对付中国，“中国少年”的力量就足以让中国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中国问题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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