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郁达夫曾这样评价过鲁迅：“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如果将这两句话拿来到穆旦的诗创作上，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透过文字表意而发展至内省的现代主义写作探索。

　　对现代诗歌发展历程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中国新诗由整齐的格律演化出来，走向诗坛多元化；由晦涩的文言体转向易于理解的白话文。这一经过，包含了“个人思想的觉醒”以及从封建体制转变到民主政治，所流露出的“强烈的自我个性的解放”，徐志摩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因为中国古典诗词讲究语义含蓄，多用典故，对仗、平仄等来规范诗写作，到了近现代，以胡适倡导『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的来袭，新文化运动也顺势在北京展开，《尝试集》就是其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不过，考虑到旧诗在中国文化中扎根已久，《尝试集》只做到对新诗的“尝试”二字，并未有所‘质’的突破。此后，郭沫若写作的《女神》才正式将中国新诗带上轨道。其中《天狗》有两句：「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国人才将“个体自我感受”进而直接纳入“主观抒情”范畴。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掀起了以卞之琳，何其芳，穆旦等一批现代诗人创作的浪潮。他们当中，最为特殊的，恐怕当论穆旦的诗创作。在穆旦的笔下，人的自我是不完整，不稳定，甚至是带有争论的存在。他曾在其诗作《从虚空到充实》中说道：「我们失去的自己」，此与郭沫若的讴歌风格是有很大区别。

　　在诗作《我》中，穆旦借用了古典诗含蓄的章法，省略了人称代词「我」，这在后来的诗人戈麦后期的写作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语言尝试。我们可以将这种人称代词的省略看作“时间与空间的隔绝”。失去了整体语境抒发的主体，「我」更像是作者刻意隐藏焦虑，渴望改变现状的规避。「我」在开头是「从子宫割裂」出来的客体，随后被「锁在荒野里」、「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带不回自己」。值得注意，在第三段末句作者并没有使用标点，而是在最后一段的头句中间才加上逗号（，）连起来读就是：「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想象下，这是个体在内部区域向外寻觅，求证的行为，其结果「是更深的绝望」，可以说此连句写出了作者自己想冲出“围栏”的状态。（至于围栏是什么，还需从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背景下去找寻答案。）到最后一段自己「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自己挣脱不出，「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而「失去了温暖」。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他诗作中的「我」“隐喻化”，却又有所追寻。

　　至此，通过穆旦在其诗作《我》中对「我」的隐藏，联系当代人的精神矛盾和焦虑症状，我们能联想到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其个体心灵层面的“复杂性”和“错位性”多少与时代，社会环境的更新同样存在一定关联。

　　从穆旦的诗中，我们仿佛更能理解梁秉钧先生对情感与诗之间连接的解读：「在我们寻找方法深入地表达曲折的感情和思想时，就总觉得还是需要诗的。」的确，诗语言是通向人“心灵”的语言，而，人，也不单单是一个人称代词「我」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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