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春天，我下放的时间不到半年，由于“抢劫案”一事在整个农场和大队造成了极大极坏的影响，我因此仿佛成了一堆臭狗屎。每个生产队都拒绝接纳我的户口，我们知识青年都是在农场干活，在队里分粮，于是我便成了一个既无户口又无口粮的“黑人”。对自尊心很强的我来说，心口无异于被狠抽了一牛鞭，我的自尊感荡然无存，而自卑感却到了极点。
马上就要下生产队“春插”了，场里的知青全部到自己落户的生产队联系出工和在队里开餐的事，唯有我呆在场里，等着场长和大队交涉我落户的事。整个农场空无一人，我一整天地坐在场部的禾坪里，晒着初春的暖日，一人体验着什么叫做孤独。
晚上，场长和知青们回来了，看见我像被霜打了茄子似的，纷纷安慰我，场长告诉我，大队把我的户口还是落在六生产队，明天他本人陪我去六生产队，如果有阻力，大队便要强迫六生产队接收。我心里一阵酸楚：我在家为娇子，在校为尖子，在此却为弃子。我愤而哀伤地说：“干脆把我的户口再退回邵阳，还是做一个在城里吃闲饭的人吧！”说此话时，我的泪水直在眼眶里转，但我忍着，“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是要做一个硬汉子的，那年我18岁。
第二天，场长带我去六队，此刻，天才麻麻亮。六队队长的家门已经开了，一股农家特有的清爽气息扑面而来，一直沉闷的心境渐渐开阔起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会好好干的。
队长是一个皮肤黢黑的中年男子，个子矮小，浓眉下的一双小眼威严而带有一丝忧郁。在场长说明来意后，他冷冷地说：“硬是要我们队里收，也只好收下了！”我心里一沉，把眼光定在远处冉冉飘升的炊烟上。场长当时说了许多话，我几乎都没听清，但场长临走时说的一句话，我听得很分明：好好干活，听队长安排，莫计较工分高低。
场长离开后，队长仍旧是冷冷的口气：“跟我走吧。”我眼光盯着队长那披着黑衣的背，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向田野。天已全亮了，四下里看见许多农民在干活，那一片繁忙，那一片生机，给我今天留下的却是一片灰蒙蒙的记忆。
我被安排在妇女组插禾，周围全是些“婆娘家”。这插禾可是“技术”活，那些个手巧的农妇们插秧机似的，只听见水响，一排排整齐的秧苗在她们的手下变幻出来。农场的活儿基本是开荒和植树，这是我第一次干真正的农活。我一声不吭，手忙脚乱，拚命不让人家把自己拉下。当宣布休息时，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而我插的秧禾有许多在水面上飘着。组长在把它们一一重新插好。大家坐在田头，极少语言，大概是因为我存在的缘故吧。组长是一位中年农妇，性格直爽而泼辣，她补完我那“飘动”的活后，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没关系，小陈，不要有什么想法，不是队里不收你，硬是队里地少人多，你不要见怪呢。”
我平静的心又泛起一层波浪。大约组长的话语开了头，周围的“婆娘家”言语渐渐多了，她们偶儿开开我的玩笑，一妇女问我：
“小陈呀，你有奶奶子吗？”（奶奶子，当地话 ：娃娃子。）意思问我有没有小孩，当年我才18岁，嘴唇留有一撇小八字胡须，故给人已老像的感觉。然而初听当地话，弄不懂“奶奶子”为何意，心想：奶奶子乃乳房也，男人说无亦无，说有亦有。判断该妇女或许在考我的智力，思索良久，小心翼翼地回答：“没有”。
该妇女又问：“小陈，拜堂了没有？”
“么子拜堂？”我不懂，她们全笑了。
“要不要在队里找个婆娘？”，她们逗我的兴致更高了，我的心情也慢慢舒畅起来。这些农家妇女，尽管衣着陈旧，皮肤粗糙，但她们那种纯朴和友善，让人感到非常温暖。使我难为情的是：她们仅走七、八米远便小便起来，还嘻嘻哈哈地喊应我不要抬头，每遇此，我赶紧低下头，头皮却阵阵发麻。
上午十时左右才收工，我已是饥肠辘辘，拖着乏力的身子回到队长家里。队长是鳏夫，正在做饭，我小心翼翼地问：“队长，我安排在哪家吃饭？”队长毫无表情地说：“在我家吃算了！”我大惭，简直无地自容，因为队长的口气无异于在训斥一个要饭的，我咽下一口唾沫，连同咽下一团屈辱。吃饭时，我狼吞虎咽，一则太饿了，二则队长说每天只开两餐饭，记得我足足吃了四大碗米饭。
春插的时间一般是一个月左右，但第一次春插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段难熬而又慢长的时光。
第一次挑淤，那出淤的农民给我上了满满的一担，足有100多斤，尽管我知道那农民是要考验我的体力和意志，我还是咬着牙，双肩高耸，摇摇晃晃地挑向田野，赤足走在泥、沙、石混合的田埂上，就像小脚女人走路一样，举步唯艰。一次一次的挑，感觉到担子越来越重，双肩压得通红且越耸越高。一次，我体力不支滑倒在田里，弄得一身泥一身水，又累又冷，挣扎着爬起来，一个十来岁的农家小女孩正好在田边目睹了这一幕，她眼光流露出的同情和怜悯让我即难过又难为情。这一切我都可以抗着，痛苦的是每天吃两餐饭，人像饿死鬼似的，整天脑子里都在想：吃、吃、吃！队长家里和所有农民家一样开两餐饭，每天干到天黑才收工，一身疲惫，悄然一人回到农场宿舍，又饿又乏，只好草草洗漱完毕，早早爬上床。不多时，知青们三三两两回来了，只听见他们互相交谈农活的强度，伙食的好坏。他们挂靠的农户为照顾知青，都开了三餐饭（多令人羡慕），大部分知青有肉吃，差的都吃了鸡蛋。我想起每餐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大盘青菜叶子，无比伤感，人便在这疲劳、饥饿和伤感中昏然入睡。
在春插期间，大约由于忽入其来的劳累，人又无比地抑郁和饥饿，我病倒了。每天是吐、泻，大队的“赤脚医生”看了几次，都不起作用，几天功夫，人就形销骨立了。1990年我作为市直机关干部在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得了同种症状的病，同组的工作队员告诉我，这是中寒暑，既寒又暑，多矛盾，吃几瓶“十滴水”即可，试之，果然应验。
当时生病可就惨了，整个农场的知青和农民都回各自的生产队干活去了，伙房已停炊，知青宿舍静悄悄的。自己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想找点吃的东西，无奈四壁空空如也。打开衣箱，拿出仅存的2元钱，在供销社买了一大包饼干，干干地啃着，啃得全身直冒虚汗。已经在床上躺了两天了，除了一包饼干，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记得那个晚上呀，老是呕吐，吐出来的是水、苦水、苦胆水，吐完了就大口大口地喘气。这时，同房的知情林不知是醒后言还是梦呓：“已经半夜间了，造孽啊，何得了呢？”仅此一句，说得我双眼泪水直流，流在耳里，抹去了又流下来，不一会儿，枕头就湿了一大片。泪水老是默默地流，又思念家乡的亲人，想那溺爱我的父母、疼爱我的兄姐，泪水随思而流，直至天明。
5、伙房冤魂
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由于物质和精神极端的困乏，且到农村第一餐饭就是在厨房里吃的，我对厨房便有着一份特殊的印象。我们知青户口落在生产队，人在农场干活。农场有一个知青食堂，所谓的食堂实际上是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偏房，再用木板隔出一个澡堂，加上两个农村常见的土炕似的大灶和用一个门板搭成的案板台，厨房显十分狭窄。
厨房的活由知青轮流干，另加一位农民当主厨。大家都愿意干这事，一者比出工轻松自由、二者可以吃饱饭，自己给自己打的四两饭足有半斤余，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然而我对干这活确心悸的很……
在我轮厨的一个晚上，大家吃完饭都回宿舍了，我一人收拾伙房的杂事，加了些柴火准备烧一大锅水洗澡，这时有个当地的老农进来了，说是向我讨根纸烟吸，我给了他，他就在我的傍边坐下来看我生火，看我把火弄得要死不断气的样子，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我按他的说法做，果然火焰很快就腾起来。
“你们一起有多少知识青年呀？”接着他又说“你们集体开伙食还好，以前的知识青年都是单独开伙呢”我一听，十分稀罕，问：“以前这里也有下放的知识青年？”
“有，总共四个，三男一女”
“现在他们怎么样？”
“三个男的招了工。”
“女的呢？”
“死了。”
我骤然感到全身有点冷，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大队有一个姓彭的女知识青年，是武冈县城下放的，在大队无亲无故，其他三个男知青招工回城后，就剩下她一人。这个女知青突然在一个深夜跳河自杀了，公安局认为是它杀，进行了破腹验尸，却发现该女知青已怀有身孕，经破案，原来是大队一个有权势的干部利用招工为诱饵，将女知青诱奸了。为了达到长期霸占这个女知青的目的，该干部一直卡着不让女知青招工回城。女知青原来就住在这个小偏房里，她死了以后，小偏房改成了伙房……我默默地听，一想到那女知识青年就住在这个厨房，背上凉凉地，火光照着老农那张皮皱皱的脸，一晃一晃地，一根柴火在灶里爆了一声，把本来屁眼就夹得紧紧的我吓了一大跳。我听了这故事，很有点愤愤然，都是知识青年，同病相怜啊。
老农指着那块做案板的门板说，尸体就是摆在这块门板上破腹的，血糊糊地。那大队干部现在还蹲在大狱里呢。我一听，又有点恶心，毕竟天天在这块门板上切菜呀。老农走后，柴火又在灶里爆了一声，吓得我背上都出了冷汗，赶紧熄了火，澡也不敢洗了，草草收拾便回知青宿舍。
从此我只要一切菜，仿佛自己就在破人肚皮。每到晚上，做主厨的农民吃完饭就走了，做副厨的知青是要留下来做洗碗、扫地、封火等此类杂事的，主厨走的时分恰是天色刚刚暗下来的时候，若暗若明的油灯映着我的身影乍长乍短的，我头皮阵阵发麻，总感那案板上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那屈死的魂灵在向我倾诉自己的怨情。我常常是手忙脚乱，干完事，锁上门，飞也似地向宿舍奔去。搞完一个月的伙房工，我如释重负。这段感受在农场我不愿告诉他人，生怕人家说我是胆小鬼。（待读）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