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是审查干部，我也被放在审查之列。当时这个王某在组织部搞外调，有关我参加国民党的材料就是他搞回来的。审干结束后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拿出几份证明材料给我看，其结论是，我是国民党员。一份是校长朱亦愚写的，他说他曾介绍一大堆学生加入国民党，在列举的学生姓名之后还打了省略号，表示还有很多，这批人的名字中也包括我。然而这份材料的后面又解释说，他因为要参加国民党的选举，曾要求学生填表加入国民党；学生们不填表，表收不上来，他就利用伙食名册上的名字填写选票进行选举。这份材料本身就是前后矛盾的，后面已经否定了前面的说法。另一份是一个男同学写的，他证明说，我参加了这次选举，和李某坐在一起。李某是比我低一年级的学生，而写这个材料的学生是男生，我根本就不认识，此前连姓名都没听说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过去10年，一个人对另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否参加一个大会还能够记得如此准确和清楚。还有一份也是一个男生写的，也是素不相识，此前连姓名也没听说过，他证明我是跟另一个女生坐在一起。这几份材料要么是自相矛盾，要么是经不起推敲，彼此提供的情况互相冲突，都不能作为我参加了国民党和国民党选举的证明。当时我据理逐一进行了反驳，组织部长的脸色很不好看。他说：“那你就把你的意见写在上面。”我就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意见，最后说明我没有参加国民党。
几天后党委副书记禹某找我谈话。他说：“你参加了国民党，而且还有活动。你办过墙报，参加过学校的演出，演出过话剧《蓝蝴蝶》，这个话剧是宣传国民党抗日的，你还参加过劳军，这都是为国民党服务。”当时我一听就火冒三丈，没想到这样的话竟会出自一位党委副书记之口，而且他还是1948年的大学生。我对他的话一一进行了反驳：第一，我出墙报，是因为同学们选我当班干部，是在校庆期间出的，文章是老师挑选作文中比较优秀的，由我们抄写在墙报上。第二，演出话剧《蓝蝴蝶》，如果说文艺演出就是国民党员，那么今天凡是在舞台上搞文艺演出的都是共产党员吗？第三，你说劳军也是为国民党服务，那岂不是全重庆市的学生都是国民党员了？他们打日本，学生去慰问一下有什么错？他说，那是去打共产党的。我说，学生们怎么知道那是去打共产党呢？按照你这个逻辑，工人们建造的房屋给国民党住，农民种的粮食给国民党吃，他们不都成了国民党员？他气急败坏地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说：“你不要以为找到一个国民党员就有功了；只有把一个人的问题搞清楚了才是有功。”我真是怒气冲天，跟他大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一个党委副书记的水平是如此之低。
气愤之余，我逐渐冷静下来，自觉问心无愧，也就不必在意。这样过去了几年，现在又有人提起此事。我才明白，为什么基建处各组的负责人都是组长，唯独我一个虽然也是负责人，却没有组长的名分。现在这个王某还堂而皇之地在群众中散布我是国民党的谣言。于是我就找到矿长万忠堂，说明情况，表示我不在基建处干了。正好我华中工学院机械专业毕业，要求调到设备科修配厂。这也完全符合政策，不然国家不是白培养我读大学了吗？听了我的讲话后，万矿长认为王某不应该在群众中瞎说。他找到王某，批评了一顿。第二天王某就找我来赔不是。他承认做得不对，主要是对我有意见，因为我曾说过他像罗宾汉报的编辑。他说，罗宾汉报是国民党办的间谍报，说他是该报的编辑，就等于把他比成了特务，所以要报复我。他这话让我想起来了，一次我和他同时来到北京。他是来要材料的，来时带了一桶麻油，到处问别人要不要。其实北京的供应一直都比外地好，我们去办事也从来不送东西。那时的政府部门还是比较廉洁的，被他问到的人往往回答说不要。以前跟他一起出差的人也发现他有这样的行为，可见这种行贿行为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从北京返回的路上我和他同乘一列火车，还有一位应城盐矿的男同志。他俩闲聊时，这个王某不停地说着石膏矿女同事私生活方面的奇闻轶事，我越听越觉得他卑鄙无聊，就说了一句：“你最好去当罗宾汉报的编辑。”因为解放前武汉有家叫“罗宾汉“的小报，其中许多内容属于桃色新闻。我是借此讽刺他。不料他就此记上仇了，所以借散布谣言来报复我。
我是坚决不去基建处上班了。最后矿里把我调到设备科搞计划，兼搞机修厂、二三分矿机电段的计划。我就这样离开了基建处。后来听说基建处的运动搞得火热，是追查仓库盗窃案。仓库被盗时是张元生在当保管，而这次运动又是王某在当领导，他早就对张元生十分不满，并发出狠话要整死对方。最后定案是张元生和食堂一个合同工共同作案，张元生被开除工作，全家下放农村。我感到这很可能是个冤案。张元生下放农村后一直不服，不断提出上诉。我到部里办事时，曾找熟人问过，如果这种事情确属冤案，部里能否帮助解决。他认为最好是找地区和矿里解决。回矿后，张元生来找我，我把在部里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原打算把喂的猪卖了做路费去北京告状，知道这种情况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通过他在当地多方努力，总算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回到石膏矿工作。
我离开基建处不久，韩矿长调离石膏矿，他走时带走的人竟然就是这个王某。而此前他在跟我谈话时明显流露出对王某这个人不屑的态度，说明他是知道对方的为人和水平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韩矿长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他妻子不会做家务，个性又比较强，跟保姆的关系处理得不好，而王某虽然工作不行，吹牛拍马倒是一把好手。他投其所好，帮助她做家务，不断地为她家请保姆，解决了她家的难题。韩矿长出于自身利益和方便的考虑，就把他带走了。据说王某后来还调到某设计院当处长。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由于这事，我原先对韩矿长的一些好感也打了折扣。
到了设备科机修厂，又是一个陌生的工作，一切从头开始。虽然我学了机械制造专业，但完全没有实践，因为学校考虑参加函授学习的在职人员大都本身就是该专业的人员，完全没有安排实习课。我只有边学边做，依靠小组长、技术骨干，向他们学习。成套设备原来都制订有完整的定额，比较好办；新增加的设备和备件，就得跟各个小组长共同商定，每月计划也要跟他们共同商定。管理的办法是计时加奖金，超额完成任务40%以上者为甲等，超额20%以上者为乙等，完成任务为丙等。整个车间工作非常顺利，没有不干活的。随着工作的熟悉，我又给自己加大了工作内容，搞一些小的技术革新，为国家节约财富。以前下矿井，见到绞车道转弯处钢丝绳都在岩石上磨，损坏很快，我就加工了一个铸铁立柱，很简单，钢丝绳在立柱上随立柱滚动，大大减少了钢丝绳的损耗。另外，原先看见工人搬运重力设备在转动方向时非常吃力，我就设计了一个转盘，可以自动转换方向，不须几个人去抬。这些很实用，费用也不高。一般井下设备损坏，多数需要更换零件；经常易损件平时都有储备。有些不属于易损件，平时没有储备，需要修配厂及时加工，否则就会影响生产。我加发了一种工作票为红色；凡是红色工作票加工的零件，无论到哪一道工序都必须立即加工，然后往下转，很快就可以交到分矿安装。各分矿十分满意。这一年机修厂除了满足两个矿的生产备件外，还生产了几十台矿山用的调度绞车、电钻等设备。为了进一步安排好生产，我在工作上给自己加大难度，将月计划改为周计划，即每周给各小组下达一次计划，这就等于自己把工作量加大到原来的4倍以上。机械制造不是单一产品，一台设备有许多零件，每个零件又有好几道工序，编起计划来比单一产品不知要复杂多少，我经常是星期天加班编制计划，抄写来不及时，如果儿子回家休息，我就叫他帮我复写计划。这样繁忙的工作对我来说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因为我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奋斗。
记得大约是1964年在北京出差，电影院正上映王文娟、徐玉兰主演的越剧影片《红楼梦》，十分轰动，但一票难求。我不记得是谁送给我一张票，是中午放映的。我连午饭都没有吃，就赶着去看；还没有看完就赶回去开会。这部电影的感染力十分强烈，观众们都十分同情林黛玉的悲惨遭遇，在放映过程中是唏嘘声一片，我也看得泪流满面。许多年都没有看过类似的电影了，感到新奇。听说接下来还会有越剧影片《红楼二尤》问世，我热切地期待着，过后却渺无消息。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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