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矿行政上属省里管，党的关系在孝感地区，而生活供应在应城县的农村，实际上是三不管，除了每月还能领到粮油票，其余的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时还没到三年大饥荒时期，但生活条件已经是很差了。不过我们一心寄托在工作上，认为这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经历的，总比住茅草房要强一些吧。为了改善生活，母亲买了一头猪娃自己喂养，除了喂米糠外，还得喂猪草和一种当地称为“枸树”的叶子。儿子放学回家后就去水塘里捞猪草，去枸树上摘叶子。一次他摘树叶时惊动了藏在树中的马蜂窝，脸上被马蜂蜇了，回家痛得直哭。当时我还留着一对长辫子，就赶紧拿起辫子给他擦，因为我听说这样就可以去掉马蜂扎进去的毒刺。后来这猪长大了，也长肥了。儿子很喜欢它，有时还把它当马骑。到快过年时母亲请人把猪杀了，有一百多斤。猪被杀后，儿子很不高兴，猪肉做的菜他也不肯吃，他跟喂养的猪有感情了。
1958年4月，一分矿井下西斜上山，检查时发现有俗称“冒汗”的情况，这意味着前面可能出现水情。老黄在会上提出用50米探水钻探水前进。一分矿矿长极力反对，说分矿技术人员认为没有多大问题，水还很远，等等。当时总矿任经理就责问这位分矿长：“如果不采用探水前进，出了问题你能负全责吗？”在任经理的支持下，还是采用了安装50米探水钻探水前进的办法，只前进了50米就穿了水。由于及时加大排水泵，利用水仓储水外排，人员、井筒、巷道等毫发无损。这个水仓是老黄来石膏矿后才修建的，1957年反浪费时还有人写大字报说修建水仓是浪费国家财产，这时却正好派上用场。如果没有这些措施，这次穿水会造成人员伤亡、井筒被淹，国家财产会遭受巨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平时都很忙，只有吃饭的时间交谈一下，边吃边谈。在跟他交谈中，我也学到了一些采矿知识。他自己说，他一生中除了钻研业务，就是做事认真谨慎。我开玩笑说，诸葛一生唯谨慎，你不是成了诸葛亮了吗？记得他还跟我谈起两件事。一件事是，一次他跟一分矿姓詹的矿长一起下矿井检查工作，走到一个工作面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他走在前，就在一个支柱边坐下来。詹矿长却在两个支柱的空隙中间地带坐下了，这在安全规程上是不允许的。他就叫詹矿长过来坐。詹矿长听他叫，就站起来往这边走，刚刚坐在老黄旁边，就听见哗啦一声巨响，他原先坐的地方掉下一大块顶板岩石。如果詹矿长刚才没有动，大概会被压成肉饼。另一件事是，一次二矿检修井筒，老黄去检查时发现一个测量工竟然没有戴上保险带工作。其实像这种比较重大的检修都安排有专职的技术人员负责，但他不放心，总要去现场检查和指导。他很严肃地对这个工人讲，这样不行，极不安全，决不允许，以后一定要系上安全带。第二天这个测量工规规矩矩地系好安全带上班工作，而且还真的的“吊了猴子”（这是工人们的俗语，就是被吊在安全带上的意思）。如果没有老黄的提醒和要求，这个工人就会从一两百米的高空直接坠落到井底，他还会有命吗？所以在老黄负责石膏矿生产技术工作期间，很少出现重大事故。
我还是改不了爱读书、爱看小说的习惯。石膏矿有个图书馆。我借的小说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拖拉机站站长和女农艺师》、《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同时还全年订阅了《小朋友》、《儿童时代》、《红领巾》、《少年文艺》、《人民文学》等刊物，有的是小孩看的，有的是我自己看的。
我看书的时间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单位不开会，我可以一直看到半夜。书中的人物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保尔。柯察金和女农艺师，我很佩服他们的精神；特别是那位女农艺师，她能够坚持原则，勇于同她的领导作斗争直到胜利，她成了我以后工作中的楷模。
平时只有星期六晚上单位不安排任何活动，偶尔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玩一玩。老黄口琴吹得不错，儿子会演相声，不过只有他一个人说，是模仿数学老师很滑稽的当地方言，说得大家捧腹大笑。大女儿一边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一边舞蹈，很好看。二女儿唱的是幼儿园教的歌，也不错。小女儿还没有上幼儿园，她唱的是二嫂教的儿歌“小板凳，里边弯 ”，活泼可爱。这是我们一家人最为快乐的时候。许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仍然感到是那么温馨和欢乐。
1958年，华中工学院开办了第一期函授班，有两个专业，一个是电力方面的，一个是机械方面的。来石膏矿后我一直在计划科搞统计，根据我的调查和统计数字分析，对生产影响最大的是机械故障；如果能够在机械方面加以改进，就可能较大地提高生产能力。因此我产生了报考该校机械专业的念头。经石膏矿同意，连我一共有5个人报名参加入学考试，被录取的有3人。这一届华中工学院共招生400人，每个专业200人。学生每月集中学习一天，平时按照布置的学习资料进行自学；每年集中学习两次，一次一个月，分别在寒暑假中进行，还要进行期末考试。我们3个人中，在第一学期就有一人因高等数学不及格而退学，他是一个男同志；一年后另一个男同志因两门课不及格也退学了。这一届函授班连我总共只有两个女同志，另一个女同志在学习一年后也没有坚持下去，只剩下我一个还在坚持。到毕业时这一届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到1965年我顺利完成学业，拿到毕业文凭。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十分艰难的，不过我能够吃苦，有坚持下来的恒心，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支持我完成学业的动力很简单，就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有了机械方面的专业知识，就可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提高生产效率。这里完全没有个人利益方面的考虑。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相信。
1958年开始大跃进，应城石膏矿也不例外。为了宣传和鼓劲，矿党委宣传部要办一份《膏矿工人报》，调我来当编辑兼记者。除了上面还有一个主编，具体办报的就我一人。尽管这跟我以前的工作完全不沾边，但那时我是党指向哪儿就奔向哪儿，叫我干啥就干啥，根本不会讨价还价。这报纸从组稿、审稿、编稿到刻钢板、印刷，乃至发行，都是我一个人。而主编只负责在终审时看一下，通过后交给我，他就没事了。这份报纸隔日一期，数量有几百份。我从未办过报以及类似的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不但接了，而且把它干好了。事后回忆起来，我想有两个因素，一是我能吃苦，拼命干；二是有创造精神，迎难而上。每天一上午我得走到各个分矿去组稿，各个分矿的秘书、区长、队长都成了我的通讯员，由他们提供信息或新闻线索，回来后审稿、写稿、排版，交由主编审查通过后，我还要刻在蜡纸上，版面相当于《参考消息》那么大，然后油印几百份。这些活儿干完后，已经过了转钟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钟才能回家睡觉。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早上九点钟以前还得把报纸分好，交给通讯员送到各单位。然后我又下到各单位组稿，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这样高度紧张的工作，一般人是难以承受的。不过我的精神还不错，身体也挺得住。我想，大跃进，我们都应该多出力不是吗？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领导看我太辛苦了，才又调了一个人来刻蜡纸和油印，我负责组稿、编排、分发等等。这样才稍微轻松了一点。听说武昌造船厂的厂报办得最好，我到这个厂去取经。接待我的办公室主任是熟人，见面非常亲热。他们办报的情况跟我们有些相似，但不是刻蜡纸，而是铅印的。造船厂的生产也是热火朝天的。这儿是我工作数年的地方，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来到这里我特别高兴。后来我们的报纸也改为铅印，每次由我送到应城县印刷厂去印制。
1958年，石膏矿是一片繁忙景象。除了勘探出大范围丰富的石膏外，在老黄的要求和协商下，地质部门同意在应城地区加大勘探范围，竟发现了丰富的盐矿藏。这一结果报上去后，省里决定打井开采盐矿。老黄将整个矿区作了全面规划。这一年石膏矿又进行了直井的兴建，顺利通过流沙层；还兴建了一号斜井，就是后来的三分矿。他也是日夜奔忙。为了改变落后面貌，三分矿实行高门开采，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这一年云梦县发现石膏，着手打井建矿，但打到流沙层时水流过大，无法通过，于是向应城石膏矿求助。矿里派老黄带队去帮助云梦矿攻克难关，顺利通过流沙层，建成矿井。后来建工部指定老黄到北京制订石膏标准，大约半年时间完成任务。
矿里要求干部跟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原先住在办公室附近的干部都要搬到岗上职工家属宿舍去住，那里离办公室较远，房屋也比原先的简陋很多，没有自来水，吃的是井水，得自己放桶到井下去，接满水提起来，再挑回家。周围都是农田。这时我们一家有八口人，给了我们三间房，算是比较优待的了。母亲在房屋边的空地上种了菜，还养了一群小鸡。她立的规矩是，父母没有回家，孩子们不能吃饭。通常情况是孩子们比我们早到家。两个小一点的孩子总是迫不及待地在屋门口翘首以望，只要看到我们出现在通道的转弯处，就马上跑过来迎接我们。而那一群小鸡也紧随其后，展开双翅扑拉拉飞奔过来。每每见到这一情景我都有说不出的欢喜和愉悦，这是真正的天伦之乐。
那时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也没有时间过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儿子上学后我只跟他说过，有不懂的就问妈妈，他说他懂；他的成绩很优秀，没有让我费一点心。大女儿人很老实，但觉得她智力上差一点，怕她功课赶不上；结果还好，她非常勤奋，成绩也不错，每学期都在班上前三名之中。他们让我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一心去工作。
石膏矿周围的农村，大跃进更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到了夏秋之际，各地都是捷报频传，人民公社纷纷成立，粮食亩产量不断上升。应城县最有名的是红旗人民公社，好像是周恩来总理还陪同金日成来参观过。于是矿里邀请这个公社的书记给全体职工作报告。这个书记很能说，讲得头头是道：农民参加公社，大家共同富裕；农民吃饭不要钱，甚至老了都可以进公社办的养老院；将来公社不仅有公路相通，还要建立飞机场；等等。听了他的报告，我真有社会主义就要建成，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感觉；同时感到十分惭愧：农业已经发展到工业前面了，我们只有更加努力，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农民吃上食堂，很多东西都不需要了，就拿到矿里来卖。有人拿了一个石磨到我家兜售，母亲很喜欢，就买了。以后生活困难时它还起了一些作用。母亲还买了一个大木桶，请木匠用它的材料做了一个木箱和一个小桌子。这个小桌子用了几十年，直到现在还在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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