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突发情况无异于在我头上打了一个晴天霹雳。我在这里工作了3年，付 出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同事们相处十分融洽，女同志之间情同姐妹，领导就像兄长一样。我们计划科的几个人有时串通起来要科长老叶请客，只要有一个人提起，大家就异口同声地高喊：“叶科长今天请客！叶科长今天请客！”老叶只好笑眯眯地拿出一块钱，有人跑腿去买上几斤花生，大家抢着吃。这样的情景是我忘不了的。现在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老黄再次采用了调我去黄石的做法，不是事先跟我商量，而是自作主张，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让我只得照办。此前我曾听去过应城石膏矿帮助搞土建的孙工程师说，那不是个好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最好不要调去那里。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去应城，老黄也知道我的想法。我去找源华煤矿的刘经理，问他非要把我调出去不可吗？他笑着说：“你真是说傻话！你爱人单位来调你，我们能不让你走吗？”
我很生气，但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事实，只好收拾东西跟着车走。杨司机还说不用带家具，矿里有。叶科长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去向他道别。他家的家具非常简单，连一张饭桌都没有。我家的饭桌新买不久，我说送给他用。他摇摇头说，算了，不要，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往哪里调。他又说：“真对不起你，你的工资太低，如果知道你要调走，今年就应该多升你一级。本来明年还要调一次工资，原打算那时再给你加一级。真是太对不起你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被调到应城石膏矿。那一年我才二十七岁。而这一次调动，就决定了我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当时应城石膏矿有两个矿，一矿只有一个矿井生产，二矿刚刚建成，产量不大，生产非常落后；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技术水平很低，安全知识缺乏。老黄到任以后，陆续开办了多期培训班，培训了区长、队长、班长等一大批生产骨干。仅二矿就开办了7个班次，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每次两个半小时，学习内容是生产技术和安全生产，一共培训了一百多人。这种培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不但生产安全得到保证，还大大提高了产量，由原来的日产50多吨提高到100多吨。由于他来石膏矿后工作认真负责，领导对他很满意，希望他能够安心留在这里，就找到省工业厅人事科下了我的调令。
到了应城石膏矿，我想，既来之则安之吧。1956年12月30日，我到矿组织部报到，被安排在计划科搞统计，过了元旦就上班。元旦那天，我到处走走，看见计划科办公室的门还开着，好像有人。我走进去，看见一男一女正在火炉上下面条吃，就随便打了一个招呼；本来还想问一句：“你们夫妻俩就在这里过元旦？”又想到初次见面不好多问，就没有说出口。第二天上班见了科长袁志道，再就是头一天见到的那个女同志，才知道她叫章瑞珍。还有一个男同志叫邱成文。我问章瑞珍：“昨天那位是你的爱人吧？”她立即摇头说：“不是，不是，是原来生产科的一个技术员，现在调到二矿去了。”我笑着说：“我昨天还想问你们是不是两口子呢。”她说：“幸好你没有问，要不然多难为情呀。”我们说说笑笑倒觉得挺亲热的。袁科长说：“我去给你领办公桌和椅子。”他出去后不多久就回来了，气冲冲地说：“行政科付科长不给，他说我没有造计划。算了，算了，你就用我的桌子吧。”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想，我并没有要求到这个单位来，你们不需要人也就不必把我调来；既然来了，怎么连张桌子都不给呢？奇怪的是，我们家里倒是给了一个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绷子床，两个普通木床。看来这个行政科的的人办事也是稀里糊涂的。
上班以后，我感到计划科的几个同事都不错。袁科长人很热情，也很能干。瑞珍很快就跟我成了朋友。她人很随和，属于谁都不得罪的那种，人缘很好，经常有人来串门找她聊天；而且能歌善舞，在地区汇演中还拿过奖，演出的节目很受观众欢迎，我也喜欢看，可以说是她的粉丝。可惜10多年后，她得了一种病，好像是起重肌无力一类的，渐渐地人就不能活动了，最后她跳入附近一个池塘里，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老邱不爱讲话，总是一个人坐着不言不语，看来挺老实的。
我很快就熟悉了工作，按照我的老习惯，除了日常工作外，还要下到基层去现场观察，了解情况。经过袁科长同意，我跟其他人员一起下矿井检查。由于工作环境闷热，劳动强度大，矿井里的工人除了巷道工外都是赤身裸体在工作面工作，连裤头都不穿。如果有女同志下来，得事先由区、队长通知工人把裤头穿上。我就这样混在一群男同志中下井去了。我们要通过各种巷道和工作面，特别是爆破后还未清理的工作面，装满了矿渣和石膏，要过去就得匍匐着身子穿过去，十分艰难。最后我们结束了九道嶆的检查，又穿过十道嶆。在返回的路上，为了抄近路，需要穿过一个垂直的洞口。从洞口上放下一根粗绳子，人就拉着绳子往上去，通过九米的高度上到洞口，就到了九道嶆，再从原路返回井口。看来这一切都是这些检查人员平时习惯走的路线，谁也不会考虑到有我这样一个女人在其中就作出改变。我感到有些害怕，但也不甘示弱。我想到电影《智取华山》的勇士；如果是在战争年代，我在其中，应该怎么办？我会不顾一切地上去。于是当轮到我上去时，我毫不犹豫地学着他们的做法，两手抓住绳子，闭上双眼，一步一步往上去，终于上到地面。战胜这样的困难后，我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以后独自下井了解现场情况，大都是在调度室和机修室，难度就要小一些。
大约是1957年5月，老黄接到他二哥的来信。信中说，重庆他母亲、大哥、六弟安葬的地方要搞建设，已经发出通告，请各坟墓的家人在限期内将坟墓迁出，届时没有迁出者由建设单位进行处理。他看了信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就人伦来说，迁坟是一件大事。他在矿里身负重任，难以脱身，而且重庆他也不熟悉。我就自告奋勇，代他去尽这个孝道。于是我请了假，带着二女儿去了重庆。找到墓地后，我去了离我家不远的箱子铺订做了木箱，请来工人跟我们一起到墓地，挖开坟墓，将遗骨装入箱内，运回家中，再请箱子铺的师傅把箱子钉死，加以密封。我把箱子托运到南京。正好我妹夫是在重庆到上海的客轮上工作，到南京后他把箱子送到老黄二哥家，再由二哥转运回老家。老黄对他母亲、大哥和六弟感情非常深厚，尤其是对母亲。我这一趟总算帮老黄了结了一个最大的心愿。
回矿后不久，党委召集科级以上干部给党委提意见。老黄没有提什么意见。一是他到应城石膏矿的时间不太长，能够作为技术负责人工作，在专业上发挥自己的特长，他已经很满足，对人对事都没有什么苛求；二是他生性温和善良，凡事尽可忍让，不是把他逼急了，他是不会跟人逞强斗狠的。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在他走投无路、最为艰难的时候，共产党接管了那个煤矿，解救了他；他对共产党有着感激之情。因此，他什么意见都没有提。这一点让他逃过了一次灾难。如果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是无疑的。石膏矿还有一个姓陈的工程师，因为说了一句“某某能当生产矿长，我为什么不能当”，在“反右”运动中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某某是一位老干部，曾在建昌煤矿当过政府代表。
矿里的“反右”运动是以科室为单位展开。计划科开会前，支部召集了会议，还找人个别谈话，那个意思是要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科长袁志道。在对方的谈话中，甚至连我刚来时袁科长去找行政科为我要桌子的事情也被说成是一条罪状。其理由是，袁科长跟行政科姓付的科长吵起来了，而付科长是老干部、老党员，跟他吵就是对共产党不尊重。还有就是，他不配合党组织证实石膏矿驻汉办事处余某的历史问题，装病几天不起床，等等。我来这里才几个月，支部说的这些情况我完全不清楚，不过要桌子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我认为袁科长没有什么不对，倒是那个姓付的“老干部”工作上有些问题。因此，在科里召开的“反右”会议上，我明知矛头是针对袁科长，却没有揭发他任何问题。“反右”斗争结束后，每个党员都要写一份自我检查，看自己是否有右倾思想。我写了自我检查，大致意思是，由于我来的时间不长，对袁志道不很了解，平时觉得他工作不错，在反右斗争中没有对他进行批判，是有右倾主义思想。这算是给这场运动交了差。
但是在这以后，袁志道见了我总是爱理不理的，从不主动搭腔。我想不出是为什么，本来关系很好的同志突然变成这样。以后我调出计划科，大约有十年时间，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如此。直到1969年，我才解开了这个谜。那时我和老黄正挨批斗，是被整得最惨的时候。在开批斗会之前，袁志道走到我身边坐下，对我说：“老段，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反右’时我以为是你对我搞的鬼，想当计划科长，因为你是党员又有能力；这次他们把你‘反右’时写的检查给我看了，我才知道不是你搞的。”我想，难得他在这样一个时候来告诉我这件事；整我的人水平也太低，他把我这个写有袁志道名字的检查给袁本人看，意在挑起袁对我的仇恨，哪知适得其反，反而了结了一段冤案。过了一两年，他也调到北方去了。又过了二三十年，他来应城探望女儿，还到我家来看我；我住的这个石膏矿干休所有几十户人家，大都是矿里的离休和领导干部，除了我家外他一家也没有去。难得他有这番真情。
这场“反右”运动，石膏矿被划为右派的职工，就我认识的就有十多人；我来石膏矿不久，许多人我都不认识。被划成右派的有一个叫周洪新，我是认识的。他在监察室工作，监察室跟计划科是隔壁，他喜欢过来跟章瑞珍聊天。我的印象是这个人讲话行事都很不错。他怎么成了右派呢？据说他在政治学习时喜欢在报纸上乱写乱画，写的东西跟报上的提法不一样，有的还对报纸的说法如对苏修、赫鲁晓夫的批判打问号，等等。我从章瑞珍那里得知，周洪新是个孤儿，是共产党把他培养长大，上学、分配工作到省工业厅，本来是厅里培养对象，来石膏矿是作为下到基层锻炼的，以后还要回到工业厅的。哪知现在闯下大祸，不但回不去了，还要下放农村劳动。“文革”期间，我在街上看到一张枪决犯人的法院布告，其中有一个叫周洪新的。从布告的内容上看，应该就是我认识的周洪新。布告说，周洪新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后来在农村劳动又因反对干部被送进监狱，在监狱中又极不老实，说江青不是好人；最后决定执行死刑。“四人帮”被打倒后，听说有人来石膏矿为他平反，但他孤身一人，这平反的决定向谁宣读呢？这时连章瑞珍都已经去世了。
老黄的二哥在“反右”运动中也被划为右派，他的罪名是提出应该教授治校。他来信告诫弟弟，今后万万不可乱讲话。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59年因疾病和饥饿而去世。死后不久却被摘了右派帽子，但他本人已无法知晓，对他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还是在1957年，有的同志知道我在源华煤矿创办了幼儿园和托儿所，于是工会就请我在石膏矿也办一个。尽管这不是我分内的工作，我也乐意去做。我要了一矿俱乐部旁的两大间房做托儿所，又在岗上家属宿舍中腾出十多间房做幼儿园，幼儿园跟子弟小学相邻。我确定的收费标准是，保育费全托每月1元，日托每月5角；伙食费每餐1角。这样，一个小孩全托每月费用总共不到10元；日托小孩在幼儿园吃一顿中餐，每月也就接近3元。一般职工都负担得起。以后这一规定沿用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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