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在巴黎高师广泛阅读各种各样的书，成了一个大读书家。

　　他学的是哲学专业，自然首先要读哲学书。巴黎高师的哲学教育完全是学院式的，以传统经典哲学为主。萨特主要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东西。应该说，他对这些哲学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特别是笛卡尔的理性哲学，成了他以后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我思故我在”，是新哲学的一个思想生长点。

　　有趣的是，接着康德的另一个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的东西他却几乎没有看，只是有时听听关于黑格尔的课。这样，萨特对于辩证法还是十分隔膜的。尼采的东西很受青年学生的喜爱，萨特除了写《失败》时看了《尼采传》外，还读了尼采的一些原著。不过尼采对他没有特别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法国十分风行，萨特看了不少东西。但那种无意识理论同他一直接受的理性哲学反差太大，他对这种学说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在三、四十年之后，他写了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并且把精神分析当作人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工具。他认为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实在论哲学是可取的。

　　另一个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是马克思。巴黎高师的学生中有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包括尼赞。萨特读了马克思的许多著作。用他后来评价自己的话说，他没有读懂。他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跟其它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比起来，没有十分特殊的地方，只不过是众多教条当中的一种。

　　在“二战”以后，他开始重读黑格尔和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辩证法。这次他读懂了。在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中，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他认为自己所开拓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块荒地。

　　萨特读得更多更广的仍然是文学书籍。他继续阅读那些当代作家的东西，普鲁斯特、保尔·莫朗、康拉德、超现实主义者、……同时对于那些古典名家的作品也不放过。他特别喜欢司汤达。这位作家以一种爱和冒险的英雄主义征服了青年的心。

　　他也读了福楼拜。其实在五、六岁时，在外祖父的书房里，他就翻阅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然看不懂。现在重读福楼拜，懂倒是懂了，可他并不喜欢。例如，爱玛这个人物，既愚笨又恶毒。她很不幸，但读者无法同情她，她似乎有意拒绝读者的同情，让人厌恶。作者好象有虐待狂和受虐狂，存心让自己难受也让读者难受。

　　但福楼拜对于想象的运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小说人物之中，他说：“我就是爱玛！”这一点让萨特叹服不已。他很想搞明白福楼拜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在后半生，萨特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福楼拜。

　　萨特读的书不限于哲学和文学。他什么书都读。有些书很专门，大家通常都不读的，甚至连书名和作者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萨特从课任老师那里得到信息，就去找来读。他有包容一切的文化涵养。

　　现在萨特再也不是那个刚从外省回来、对新东西几乎一无所知的乡巴佬。短短几年时间，萨特在精神世界里突飞猛进。他的博闻强记、涉猎面之广，在巴黎高师恐怕是没有几个人可比的。

　　在大学的头几年，萨特一直沉浸在这种不带任何实用目的、完全凭兴趣的阅读之中。临近毕业考试时，他一度停止了这种阅读，准备考试。出乎大家的意料，他这一次考砸了，没有通过。“怎么可能呢？萨特怎么会通不过考试呢？”同学们纷纷议论。

　　萨特自己也没有料到会有这种结果。他对待考试还是很认真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大地作了一番发挥。坏就坏在这种发挥上。主考官不需要发挥，他只是根据通行答案看你是否作了“准确的”回答。而这只要靠死记硬背就可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萨特别出心栽，结果不合要求。

　　不过萨特并不懊恼。他从小到大已经经历过好几次考砸的事情了。“这没有什么，不说明任何问题；下次再按主考官的要求考就是了，”萨特不在意地想道。

　　不仅他自己，就是他的同学，也没有把这个考试结果当多大回事。他们都知道，真才实学不在分数上。这次考了第一的雷蒙·阿隆，恰巧与萨特共居一室──本来是尼赞住的，尼赞走后他搬了进来──平时对萨特十分佩服，觉得自己同他比起来，要差许多。考试结果出来后，他对萨特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对这位小同学将来的远大前途深信不疑。

　　实际上萨特在第二年就为自己报了一箭之仇。他在这次考试中名列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