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校后不久家中就遭遇了极大的不幸。他大哥死于重庆霍乱流行的时候。（后来我们猜想，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细菌战导致的结果。）接着他六弟因患肺结核不治身亡，不久他母亲因痛失两个爱子忧伤过度也病逝了。这对他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大哥是兄长中他最为敬爱的人。六弟是弟兄中跟他感情最为深厚的，在他上大学时，尽管六弟自己也在读书，还把课余时间教书的一点收入寄些给他作生活费用。母亲是他最亲的亲人。他母亲去世时，全校师生都去追悼现场吊唁。在遭受这样深重的家庭灾难之后，他仍然坚持正常的教学工作，一点也不马虎，赢得大家的尊重。
学生吃完晚饭到上晚自习还有较长一段时间，不少同学会去外面散步，我是其中之一，几乎每天都要出去走走。行程是从宿舍出发，走向绿树环绕的中山亭，围绕着中山亭转下来，路过办公室，再向垂柳成荫的荷花池走去，接着去中山堂，围绕着中山堂四周的丛林转一圈后，原路返回，经荷花池到教室上晚自习。这是一天最为轻松愉快的时光。在路上常能见到三个小女孩。她们有时主动同我打招呼。后来慢慢熟悉了，就在一起走。这时我才知道，她们是三姊妹，是老黄二哥的女儿。大女儿叫黄忠芳，大概有十来岁，圆圆的小脸，总是笑嘻嘻的，很逗人喜欢。两个妹妹也很好玩。慢慢我们熟悉了，也很亲热。忠芳是大姐，显得更懂事一些，也更亲近一些。
那个年代女孩子结婚都比较早，到了十七八岁就会有人提亲、谈恋爱、谈婚论嫁了。我们家虽然没落了，像我这样读到师范、相当于高中的女孩子并不多，街坊邻居有人介绍比较有钱的人家给我，都被我拒绝了。我的父母还算好，并不替我作主。母亲善良，一切都听我的。父亲在贵州时，同红军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受到一定影响，后来在高兴时对红军大加赞赏，作为故事讲给我们听。因此他对婚姻自由似乎是认可的，并不强求我听他的。
那时我十分无知，也十分骄傲， 不知天高地厚，在老师和同学的一片赞扬声中以为自己很不错了。文科老师鼓励我说，我学文科不错；理科老师鼓励我说，我学理科也不错。自己以为，我学文科一定要成为文学家，学理科就应该成为科学家，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得好笑。由于这种想法，当时从不接近异性。
记得当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可笑的事情。我家对面一家有个小伙子，比我大一点，人长得还不错，给我写了一封表示爱慕的信。我们虽是街坊，我对他一无所知，就没有理他。以后我回家，在返校的路上，他总会跟在后面直到江边，有时拦在路上找我说话，我总不理睬他，要他让开。后来我有些害怕，就把情况告诉了二哥。二哥给他父母讲了，他父母把这小伙子打了一顿。于是他写一封信来骂我，我也没有理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写来一封道歉信，这一“求爱”风波才算最后结束。
老黄由于受到家中接二连三灾难的打击，终于病倒了。有些同学去看望过他，但我没有去。后来跟我关系好了后他对我说，那时他是那么希望见到我。他还说，在这之前就已经喜欢上我了，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他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作为一个老师去爱一个学生，他得为自己找一个应该的理由。鲁迅和许广平就是师生恋，有了这个榜样他觉得自己没有错。女生指导张排骨（因为她很瘦，调皮的学生给她起了这样一个绰号。当时大部分学生对教官、女生指导这一类人都不喜欢，十分反感。）也建议他在学生中找一个对象，对他算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抗战胜利后，逃难来重庆的人陆续返回家乡。1946年暑假的一天，我在家中收到黄忠芳写来的一封信。她说她全家很快就要离开重庆返回南京，她太想念我了，请我务必去她家里再见一面。我是个比较重感情的人，也很喜欢忠芳，应该去看看她。于是第二天就去了她家，跟几个孩子话别。到了中午，她们留我吃饭，才跟她家父母见了面，随便说了几句话。这时老黄也来了，彼此点了点头。饭后跟孩子们小坐，我就告辞回家。她家的女佣老吴倒十分热情，同孩子们一起出来送我。正巧遇见我远房的一个姐姐，就住在她家楼上，见了我十分亲热，就邀请我去家里坐。这个姐姐不停地同我聊天，说她丈夫是搞地质勘探的，长年不在家，有时一个人很寂寞。她希望我今天不回家，就在她家住一夜。盛情难却，我就同意了。下午老吴又来到我姐姐家，她们是邻居，当然很熟，又一起说了会儿话。她说今后难得见面了，明天忠芳想约我去汪山玩一玩。我想反正是暑假，没什么事，也喜欢山山水水，就答应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老吴、忠芳三人向汪山出发。汪山离学校不太远，大约一二十里路。走了一阵，我们来到清水溪，再往前走就要向上爬坡了。这时我很自然地回头往下看了看，发现老黄就在离我们身后不远的地方。开始我有点惊讶。他看见我，有点难为情地朝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也只好微笑着点点头表示还礼。
终于到了汪山。我们准备在路边的一个茶棚旁休息一下。老吴说她带忠芳到前面看看，要我和老黄就在这里等她们。走了这么长的路，确实有点累了。路边有两个石凳，我用自己的手帕垫在石凳上坐了下来。他就那样站着，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垫着坐的样子。刚好口袋里有同学写给我的一封信，见他为难的样子，我就把这信拿出来，将信封撕开递给他垫着坐。他摇了摇头说：“这不好，那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后来他还是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一点纸来把石凳擦了擦，坐了下来。
然后我们随便闲聊起来。他问我假期在家做什么，我说看小说，最近专门看屠格涅夫的小说。他说他也喜欢看小说，一般是在假期看；他看过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 。我原以为他是学工科的，不会对文学怎么感兴趣，没想到也喜欢看小说。从这里我们开始找到共同语言，谈起小说来。接下来他谈到自己失去三个亲人的悲惨遭遇，竟然失声痛哭起来。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以后也没有见到一个男人这样痛哭过。最后他向我表白说：“现在你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信任、尊重、共同的语言、不幸的遭遇，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不顾一切地接纳了他。我愿意帮助他渡过难关。
后来老吴带着忠芳回到茶棚。我们又到山上到处转转，观赏了花圃里种植的花草，还在一棵大桂花树下坐了一阵才慢慢往回走。后来我们好了以后，他告诉我，这一切都是老吴安排的。临分手时他问我：“明天能不能去你家看看你的父母？”我说可以，并约好在江北嘴接他。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就往江北嘴码头去。他大概早就到了，在江边等候，手里提着两小包礼物，身子背着江面，两眼望着台阶，见到我就快步走来。我站在上面等着他，然后一起走向我家。到家后我向父母介绍说，这是我们学校的黄老师，今天特意来看望你们。父母听说是老师，待他很客气，连说请坐。母亲还给他沏上茶。他们随意交谈起来。他温文尔雅，人很和气，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父母留下一个好印象。他走后我把他的情况向父母作了简单介绍，说他书教得好，为人和善，又很孝顺，兄弟情深，处境很可怜。这样父母对他十分同情，为我们以后的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
以后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但没过几天，我的幺舅来接我到外婆家玩。这是惯例。外婆家在江北王家场，离我家大约六十里地。既然幺舅来接，我是应该去的。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说那就写信联系吧。第二天我和幺舅坐船往下游而去，老黄一直把我们送到江边，看着我们上船，船离开后还不停地向我们挥手。
我和幺舅先到了两路口。这是去外婆家的必经之路，住着我的两个叔伯外公。大外公家有一儿一女，二外公家有一儿三女，合起来有五六个年轻人，在一起煞是热闹。这里风景很不错，舅舅姨妈们对我非常亲切，他们的家境也还殷实，又十分好客，一致要求我住下来玩些天。一来是盛情难却，二来是留给老黄的通讯地址就在这里，我就住了下来。
他们家的饭菜是我一生中吃得最为可口的。饭是用山泉水煮成的荷叶稀饭，清香扑鼻。菜是从自家菜园摘来的新鲜蔬菜，不用出屋他们也可以端出一碗色泽鲜红的腊肉或美味的麻辣鸡之类的荤菜。最让人难忘的是他们家自己腌制的咸菜，腌得特别香，有十多种，不咸、不淡、不酸，是下稀饭再好不过的佳肴。这些是住在城里的人享受不到的东西。我每年到他们家去玩，带回家的礼物就是一大包腌菜。
在两路口住了几天，我心中还时时惦记着孤苦伶仃的他。这时他的家人都回南京去了。我叫舅舅到邮局看看有没有我的信，每次都是没有。他不是说天天给我写信吗？为什么一封信都没写呢？他怎么了？是病了吗？想着这些，我在两路口住了七八天就不再去王家场，而是直接回家了。
回家的第二天，他又来到我家，见了面都很高兴。他约我到公园转一转。公园有假山石做的八阵图，里面弯弯曲曲、上上下下，还很凉爽幽静。以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经常说话的地方。他问我收到信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每天都写了一封信给我，不知为什么收不到。第二天他拿了一大叠信给我，说是他写信的底稿。我一看上面的称呼是莉莎，就问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对我的昵称：伊莉莎白是公主，莉莎就是公主，我是他的公主。我被他说得笑了起来，当然心中是十分甜蜜的。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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