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对上帝的无信仰已经潜存着。家庭环境埋下了这种缺乏宗教信念的种子。查尔是新教徒，而外祖母路易丝信仰天主教。他们对上帝都不是很虔诚，常常在饭桌上拿对方的宗教信仰取笑。
每当这个时候，路易丝会小声对查尔说：“嘘！轻点声，小心普卢听见！”其实小萨特早就听见了。母亲也没有什么确定的宗教信仰，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宗教感情，想藉此来排解自己的人生不幸。
这样，萨特从来就没有把宗教当作什么神圣的东西。出于“精神卫生”的考虑，家人一致同意送他上教堂作礼拜。但这没有让他对上帝或宗教教义有任何明确认识。他对上帝只有一种模糊的感受，好象上帝是一只眼，时时在盯着他看；又好象是一道用火柴一划就会出现的光。
萨特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常常去那里唱歌。但这是出于对音乐的喜爱，而不是对上帝的虔诚。
在拉罗舍尔的第二年，萨特１３岁了。一天，跟往常一样，他去邀隔壁的女孩子上学，她们是三姊妹，姓玛莎多。玛莎多们应声之后，他静静地站在门外等着，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上帝并不存在！”就这么一下子，他忽然明白了困扰他许多年的东西：上帝并不存在，那么一切都可以解释了！
他满心激动，对出来的小姑娘们说：“上帝并不存在！”三个女孩子惊恐地看着他，怀疑他是不是病了。其中大的一个还摸了摸他的额头，看他有没有发烧。
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法国，不信上帝的人是被视作异端的。萨特成了一个异端。从这时起，上帝就一劳永逸地从他这里消失，以后再也没有复活过。
本来就没有真正存在的东西，谈不上完全失去。但意识由潜存到显明，仍然需要一个飞跃。也许是拉罗舍尔的恶劣环境，撕去了上帝最后一片仁慈温情的面纱，让萨特顿悟它的虚无本色。
上帝不再存在，但宗教传统那种对绝对、永恒、不朽的要求并没有在萨特头脑中湮灭，而是转化了，转化到文学里面。文学就是他的绝对观念、他的上帝，通过文学创作，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浇铸在文字里面，从而使自己永垂不朽。萨特有大半生都相信这个。
凭着这种信念，萨特专注于写作，不顾生活中其余的一切，这种坚执使他在文学领域获得成功。成功同时就是失败：这种痴迷于文学而不能自拔，就像人在生理上有病，这是文学神经官能症。
好也罢，坏也罢，总之，在经历了由宗教到文学的移情之后，萨特最终把自己同文学扭接在一起，就像树和缠绕它的藤那样不可分开。
萨特本来就喜欢看书，也喜欢写作，到拉罗舍尔后，同学的歧视和攻击、同继父难以忍受的关系，使他更加沉迷于书本。
这时他喜欢看的仍然是一些游侠故事、传奇冒险故事。其中有个关于中世纪德国人的故事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人被敌人逮住了，要处以死刑。敌人设计了一个特别怪诞的方式来实行。他们把塔顶大钟的１２点处挖了一个大洞，把这人的身子塞在里面，让他的头露在钟面上。当钟从１１点半走到１２点半时，大钟的指针就把这人的头割了下来。塔下围满了观众，他们为这种刺激性的场面大声叫好。而萨特也看得既紧张又快意，恍惚间他自己既成了杀人者又是被杀者。
萨特模仿他看的东西写了一些传奇故事。其中的得意之作是《伯利辛格金的格茨》，格茨是中世纪德国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高大，英俊，武艺高强，一挥剑就能杀灭所有的敌人，拯救王国和少女。这里萨特在想象中补偿了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由其貌不扬的小矮个变为高个英俊男人，由受欺负、被挨揍到由非凡的武力去征服众人。
暴力与反暴力、救世与自救、存在与虚无、……这些都混杂在一起，反映在萨特写的东西中。以后萨特一直保留着对格茨的喜爱，３０年后他写了《魔鬼与上帝》这个剧本，主人公仍是格茨。萨特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戏剧，让格茨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在拉罗舍尔，萨特找不到一个像尼赞那样喜爱读书和写作的同学，一个都没有。他试图把自己的作品读给同学听，没有任何人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文化沙漠里，四顾茫茫，没有一个知音，感受到一种蚀骨的孤独。在孤独中他又有一种自豪：他比同年龄的孩子在思想上要成熟得多。
逐渐地，萨特写的东西越来越少。没有读者的作家总是难以长久保持写作热情的。萨特悲哀地想：“当一个作家真是不幸，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如果这时他的生活不发生另一个转机，也许他最终会放弃写作，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这个转机就是重返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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