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底，我获得诺贝尔奖，让我略感意外的是，我获得的是文学奖，获奖作品是《婚姻与道德》一书。我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心中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我想起，正好在300年前，笛卡尔应克里斯蒂娜女王之召，去了斯堪的纳维亚，因感受风寒而死亡。不过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住处却很暖和，也很舒适。我们去时那里正下雨，但没有下雪，这让我们感到有点失望。颁奖场面十分隆重，同时又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我很惬意。不过我为另一位获奖者感到难受：他看来好像非常痛苦和害怕，不愿同任何人讲话，他在发表正式演讲时，我们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午宴时，约里奥-居里夫人坐在我的旁边，她的言谈十分风趣。国王举行晚宴时，一位侍从武官走过来说，国王想要跟我谈谈。国王表示，瑞典应该同挪威、丹麦联合在一起对付俄国人。我的回答是，如果西方与俄国开战，俄国人只有穿越瑞典领土或飞越瑞典领空才能到达挪威港口。国王同意我的看法。我也很满意自己在颁奖仪式上的演讲，特别是关于机械鲨鱼的那段话。我说：“我认为，在每个大城市都应该建造一些人工瀑布，以及一些布满机械鲨鱼的游泳池，可以让人们坐在很容易被撞碎的独木筏上顺着瀑布流下，并跌入游泳池中。如果有人鼓吹所谓的预防性战争，即先出手攻击，我们就罚他每天乘坐这种独木筏，落入游泳池去跟机械鲨鱼搏斗两小时。”有两三个跟我一样的领奖者在听了我的演讲后表示：我的演讲很有意义。后来我把这篇演讲收录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一书中，美国出版商还为它灌制了唱片。听说这个演讲在听众中反响很大，许多人深受感动，这让我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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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这个演讲的一部分内容：

　　如果要让政治学成为科学，我们关于政治的思考就应该深入到人们的行为动机中去。饥饿状况可能对政治口号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人们菜篮子情况的变化，政治口号的效果会产生怎样的相应变化？一个人在饿到什么程度时，会在一袋粮食和一张选票之间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人们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

　　一个人的活动全都是由其意愿或冲动产生的。有些道德学家认为，人们可以为了责任或道德准则来抵制自己的意愿。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人们不会由于责任而去行动，而是说，责任对他们并没有约束力，除非他有出于责任而行动的意愿。如果想要搞清楚人们会做什么，除了了解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整个意愿系统以及与之相对的力量。

　　有一些意愿十分强大有力，但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意义。许多人在其生活的某一时刻，最迫切的意愿是结婚，但通常不需要采取什么政治行动就可以让这一意愿获得满足。政治上的重要意愿可以分为最基本的和更高一些的。最基本的意愿是获得生活中的那些必需品：食物、住宅和衣物。如果这些东西极其匮乏，人们想获得它们的意愿是没有限度的，或者说，他们为此而表现出来的残忍也是没有限度的。人们获得食物的意愿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重大政治事件得以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而人跟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些意愿，可以说是永远不会有满足之日的。其中主要有这样四种：占有欲、竞争心、虚荣心和权力欲。

　　政治所涉及的是群体而非个人，因此，政治激情应该是在一个群体中所有个体都能被引发的那种激情。一个政治大厦就是建立在群体内部广泛存在的本能的基础上，也就是一个群体内部成员的合作以及对其它群体的抵抗。一个群体内部成员的合作很难做到完美无缺，意见很难一致。有些成员或者超出、或者低于一般水平，例如白痴、罪犯、预言家和发明者等。一个开明的群体应该对那些超出常人者的怪毛病采取容忍态度，而对那些智力低下者能够慈悲为怀。

　　在论及一个群体对其它群体的关系时，我们要看到：现代技术已经造成群体的自身利益与其本能之间的矛盾。从财政的角度看，现代战争显然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尽管我们在两次世界战争中都是胜利者，但如果没有战争，我们会富有得多。如果大家都从自身真正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全世界的人们就可能联合起来。这样就不再有战争，不再有陆军，不再有海军，不再有原子弹；也不再有那些宣传者，他们通过毒化一个民族的灵魂来反对另一个民族；在国与国的边界也不会有一大帮子官吏来防止外国的书籍和思想的传入——无论它们是多么优秀。如果大型企业都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就不需要关税壁垒来保障那些小型企业的存活。如果人们在实现自身幸福的意愿的同时，也希望其他人幸福，他们就能较快地实现这一点。

　　——自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

　　（黄忠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