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下诏书说：“孝子守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制度，也是人情极度哀痛的表示；贤明的人舍弃个人的私哀来服从国家的大礼，不贤明的人勉力去为父母守孝三年。孝子遇到丧事不回家奔丧并非古礼，而是顺从时宜，以大义为重而割舍个人的私情。现在正值国家多事多难的时候，凡是在职的官吏，应当各自为国尽忠，先公后私，而不要死板地沿袭旧的丧礼，这是很无意义的。请朝内外大臣重新对此事进行商议，务必使这方面的法令适当，订出详细的条款。”

　　最后众臣商议的结果，由丞相顾雍上奏，违法奔丧处以死刑。

　　这个法令颁布以后，吴县县令孟宗母亲死，他违法奔丧，事后在武昌自己把自己拘禁起来听候惩罚。陆逊向孙权陈奏孟宗平素的行为，借此为他求情。孙权给孟宗减刑一等，并重申以后违犯的人不得援引此例。这以后就再也没有违法奔丧的事情了。

　　所谓违法奔丧，就是不经许可，不办理公事交代，擅自奔丧回家。这样必定会耽误公事，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会误了大事。所以孙权把它当作一个必须彻底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

　　这种事情在现在不算什么问题，不过是花几天时间，办理一下丧事就完了。当时可不这么简单。按传统体制，父母去世儿子应该在家守孝三年，不能出来做任何事情。

　　当时强调的是以孝治天下，不孝是可以判死罪的。魏晋名士嵇康就是因为替“不孝者”说了两句话，被政敌以“不孝者同党”的罪名处死。

　　为了尽孝而对国事不忠，在那个时代不认为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徐庶因其母被拘在曹操处，他弃刘投曹，他和刘备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这样做反倒觉得有悖情理。

　　在这种背景下，孙权定下这样的法令，是一项重大的改革，需要对抗和破除人们头脑中传统观念的惰性。

　　而法令一旦颁布，除了开初发生一例，此类违法奔丧事件完全绝迹。这说明对于过去的体制，人们心灵深处并不认为合理，只是囿于成见，没有谁敢首先捅破这一层薄纸。孙权定下这个法令，为人们更新观念在法律上起了推动作用。

　　在职官吏具有两重身分，既为人子，又有公务在身。在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时，当然应该先公后私，以国家大事为重。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待言的常识，在当时却得花费极大气力才能把人们的认识扭转过来。

　　对于官吏个人来说似乎是不够仁德的规定，对于国家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当官不以国为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违法奔丧者大辟，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