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个以散文体写诗，而且曾获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现代诗诗人，商禽，这个名字，无疑是盛誉内外的。作为台湾现代诗坛的重量级作者，商禽的写作风格最先投入我脑海的第一印象：这不就是“中国版的贝尔特朗”（当然商禽比这位生活在19世纪前叶的法国诗人要幸运的多，至少他的作品有本人在世的传播影响）。反观，在贝尔特朗的那个年代，散文体诗是不合时宜的。当然，这种＜诗散化带来的不适感＞可能于当代不少读者依然是实际的。

　　既然，谈到诗体形式的选择，首先，我觉得有必要先谈谈商禽的诗观。在他离世前一年，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的《商禽诗全集》里，他说道：「不仅古人，今人也一直以为诗，乃至所有的文学都是一种工具。我不喜欢做工具的工具」；「我也同时深信，由人所写的诗，也必定和他所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超现实的‘超’，应该解读为‘更’。与其说我的诗是超现实主义，倒不如说是更现实，正是极其现实」。

　　一般来说，写作者在辨认和追问什么是先于写作的东西时，很可能自身也被辨认和追问着。我在商禽的一首诗中看到了这种双向指涉的辨识。这首诗的题目叫《电锁》，原诗示下：

　　这晚，我住的那一带的路灯又准时在午夜停电了。

　　当我在掏钥匙的时候，好心的计程车司机趁倒车之便把车头对准我的身后，强烈的灯光将一个中年人浓黑的身影感不留情的投射在铁门上，直到我从一串钥匙中选出了正确的那一支对准我心脏的部位插进去，好心的计程车司机才把车开走。

　　我也才终于将插在我心脏中的钥匙轻轻的转动了一下「咔」，随即把这段零巧的金属从心中拔出来顺势一推断然的走了进去。没多久我便习惯了其中的黑暗。

　　分析一首诗，我们先要了解作者的年代背景（这是解读一首诗的起步）。商禽的诗作《电锁》写于1987年一月十三日中和（隶属台湾新北市），关心一点两岸形势的人都知道，87，这是一个对大陆和台湾民众（主要是因为49年国民党败退迁台的士兵，军眷，饥荒逃难，被迫从军者……商禽也当过兵）都奋心的年份：【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然而，此时的开放，一方面是考虑大陆78年后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成效，综合国力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蒋经国等国民党当局派考虑人道施压，被迫实行开放政策。需提及，台湾当局于87年对大陆开放，正式落实是在当年10月，而商禽创作《电锁》时间是在当时1月，此刻，台湾仍处在“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阴影下；此刻，离92共识还有5年。我们可以试着去想象一下，16岁从军，在逃亡与被拉扶的交替中，随军去台至退伍，做过码头临时工，卖过牛肉面的商禽，他的人生是波折的，苦难的，好不容易看到一束光，以为可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谁想，其实质并不如灯光引锁的明亮，他，还是黑暗的（后继蒋经国的李登辉提出“中国七块论”便是证明）。此作，商禽诗【真】的层面确凿显现。

　　谈过历史因素与诗歌创作的【求实特征】，我们再来谈谈商禽诗的艺术特色：『小说结构植入』。开篇提到，商禽写作借用一种类似散化诗的写作手法，没有过分强调诗的‘语言精炼性’，这也恰恰说明了他的写作不同于早期台湾『现代派』倡导的“横的移植”，而是一种类似“纵的刨根”。对于商禽本人来说，诗的内在质地是大于形式规范的（即使，他本人并不全盘否定诗歌的形式元素）。在他的另一首诗《鸡》中这种『小说植入』是能够看见的。例如，诗的第一段他交待了时间（星期天）、地点（公园）、人物（我）、事件（坐在铁凳上享用从速食店买来的熟鸡），这里，他写出了传统小说展现的几大要点（这也是一般现代诗所规避的其他语言体裁的介入）。随即，在诗的二节，他又说：「我试图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我找不到声带。因为它们已经无须啼叫。工作就是不断进食，而它们生产它们自己。」到这，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超现实的想象艺术，“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肢体的重组仿佛包含了某种【关于生命躯体的撕裂与精神重生的意象化处理】。“铁凳”，“骨骼”这些硬性的词语，也似乎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犹如“进食般草菅”的一面。最后，诗的末段：「在人类制造的日光下，既没有梦，也没有黎明」，那些在速食店展览，按斤称卖的熟鸡，不过是一群失去了声带的【哑巴】，即便它的骨骼能重塑禽鸟的神态，可毕竟这样已经煮透了的身体（暗指生命几经拨弄，满目疮痍之后的姿态），光明，对它而言，只是想象的颜色。到此处，是诗人【自身的失声，绝望】。与其说，这是诗的痛，不如说这是人的疼痛。

　　所以，正如商禽自言：「唯一值得自己安慰的是，我不去恨。我的诗中没有恨。」他的眼界，从来不是什么“形式”、“格律”、“词藻炫技”，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借用文字的艺术性，以达到他世界里的【真】。这种真，不一定是完全实景化的，它更像一种人生的态度，不论风雨如何飘摇，山河如何动荡，我心，自我真。

　　我想，只所以整个台湾诗坛对他怀抱尊敬，除了他那首《梦或者黎明》已于99年入选台湾文学经典诗集被台湾年轻一代学子知晓，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写作态度：求真。对于一个广义的写作姿态而言，只要你的作品还保留着【真】，它就是一次成功的习作。至于反响是大，是小，或无声，这不是凭一人之力可为之。时代是元素，人的精神趋向是元素，国民文学的定位也是元素。

　　诗，是小众的，而且会越来越小众。只是，是否我们应该保存并深化商禽创作诗的写作态度，我相信：「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坚信，总有一些从岩石上开花的景绝非偶然。

　　真，是商禽态度，是他心中“彼岸”所在。他是应该被我们记住的现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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