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面我跟着家琪的书以及晓芒的文章走了一圈，颇有收获。下面我想稍微跳出来一点，不完全顺着他们的思路谈谈“文革”话语以及不仅仅是话语的问题。

　　家琪的书可能给人一种印象：“文革”话语力量特别强大，其影响无所不在，甚至深入到人的骨髓。

　　我觉得这种话语力量似乎并没有那么大，它主要影响着知识阶层，而且只对其中一部分人特别起作用。

　　家琪在给我的书上题了几个字：“我们共同的生活。”书中所写确实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因为我们年龄相仿佛，经历也大致相似。但生活相同，体验和感受却并不必定一样，思想观念也会有所差异。例如年龄、经历相仿佛的晓芒在谈到家琪对“文革”的体验时就说：“但这与我对文革的体验是多么相悖啊！”他说，当年狂热投身于“文革”，主要不是出于知识论上的原则信念，而是由于信仰。

　　读了家琪的书，我要感谢作者的，首先不是他那深刻透彻、细致入微的语言分析，而是他对个人经历的叙述，特别是他与父母的关系。这使我比较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么说和这么做，也使我比较知道我和他在感受和思想上相似和差异的原因之所在。

　　家琪一再表明，他所谈的都是他个人的感受和想法，并没有把这些夸大为普遍真理或真相；但偶尔也不免智者之失，将这种感受普遍化。例如他在分析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时说：“父子母子的亲情与对党的热爱比较起来微不足道，这已成为常识，就像1+1=2一样。”（第35页）我不知道这一代人中究竟有多少当时真正具有这种感情；至少就我而言，说来惭愧得很，还是将父母的亲情看得更重一些。也许有这样亲情的不仅仅是我一个。

　　家琪谈到“文革”时说：“把最后一口吃的留给自己的战友而不是父母或子女，把最后的感情奉献给毛主席而不是自己的亲人，离自己越‘远’、概念上越抽象的东西也就越实在、越重要，我们谁不是这样？”（第65页）这个反问句的意思是肯定的：大家都这样。而据我的观察和体验，即使在当时，真正具有这种态度和情感的，并不一定是多数。

　　“文革”的始作俑者当然希望用“文革”话语掌握群众，一统天下，从而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表面看起来做到了，实际上没有；或者说，他们在做到的同时，又催生出许多他们并不希望见到的东西。

　　真正深受“文革”话语影响的大约有两类人。一类是虔信“最高指示”，对此深信不疑，盲目地信，类似宗教信徒。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做出这样一副虔诚的样子，实际上真正的信徒并不多，他们多为年轻人。

　　还有一类人联系中国国情认真思考“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列主义，他们的文章（大字报、小报）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或力求超出“文革”八股套语的清新语言和有些独特的内容，因此被当局视为异端，影响较大者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极为悲惨。虽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力求突破“文革”话语，其基本思路仍然在“文革”语境之中。这样的人也很少，他们之中也多为年轻人。

　　大多数中国人参加“文革”，积极活动，与其说是受“文革”话语影响，不如说是受利益驱动，用学术性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本于生存的需要。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几乎都是在单位受领导压制的人、“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受过各种处分的人等等，而各单位领导的红人几乎无一例外是保皇派。参加哪一派，保某某人或反某某人，大都不是由于理论上有什么认识，而主要受各自的利害关系、人际关系、情感因素等等支配。那些高举毛泽东语录打派仗的人，一个个心知肚明，其实谁都并不真正相信什么，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实用的态度，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拿出什么样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一出来，就尽可能地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等等。

　　“文革”的始作俑者希望通过运动群众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群众实际上也在利用领导的利用来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学生、知识青年等都希望通过运动来解决自己的特别问题，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地位。这是“文革”能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像三年大饥饿时期被下放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工人）闹着回城，下乡知识青年（“文革”前的）闹着返城，就是显明的事实。他们也有组织，也是什么兵团、司令部。“文革”的研究者往往不太重视这些非主流现象，而我认为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质意义。老百姓一旦认清这场运动实际上与自身的生活改变无甚大的关系，马上就变得消极起来，只是应付而已，这时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参加了。

　　晓芒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一代人。这一点，没有别人能够比我们更有资格。”他还说：“迄今为止，我们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每一点收获，几乎都直接间接地与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反叛有关，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文革’就是我们自己。”家琪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从他的书可以看出，他大概也会认同这些话的。

　　我不太认同这番话。

　　首先，我觉得年龄在这里并不重要。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只要他具有相当的思想素养，同时又有兴趣，都有“资格”对“文革”说话，并能作出深刻的分析评论，哪怕他没有经历过“文革”。我甚至认为，我们的后人，他们谈起“文革”来，可能比我们更为明白透彻，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即使我们年龄相仿佛的这一代人，又岂可笼而统之地称为“文革”的一代？记得1966年“文革”刚刚爆发，我所在高中的一个女同学，得知高考无望，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离开学校，随即嫁了人，在整个“文革”期间，平静地过着小家庭生活，“文革”运动与她有什么相干？

　　即以我个人而言，看了家琪的书和晓芒的文章，觉得自己受“文革”的影响要比他们小许多。

　　我并非没有参加“文革”运动，但没有他们说的那股子狂热劲。原因在于，此前已有一个东西深刻地影响了我，那就是三年的大饥饿。大约从1959年到1961年，有三年时间，我没有吃饱过肚子。在经历这一事件之后，随着肚子的根本变化，我在精神上完全变了一个人，它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应该属于“饥饿的一代”。至于“文革”，那不过是大饥饿时期之后顺理成章的一幕而已。待到“文革”开始时，我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已经基本定型，没有什么可以从根本上动摇它。所谓的学术和思想，只是起着一个让这种感受澄清或透明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有可无的。

　　由于这种情况，倒是家琪书中若干偶尔顺便一提的内容给了我更深的印象。他说，“也许六十年代初的灾难更多，如大饥饿，但在我开始有思想的那段日子里，耳闻眼见的主题是美好。”（第24页）全书提到大饥饿时期大概只有这一句。对我来说，在经历了大饥饿之后，所谓的“美好”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它只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如小说之中。

　　1988年，家琪和我各自为一本书的出版同在南昌，闲来无事聊天。在谈到某个大人物时我们争论起来，最后他生气了。我虽然假装没有生气，心中颇不以对方的看法和态度为然。现在想来，真正是在生闲气：我们两个在理论或思想上都太较真了；犯得着为某个人而坏了咱哥们的和气吗？究其源，也许就是由于各自受“文革”和“大饥饿”的影响分量之不同。

　　家琪在书的开头提到：托尔斯泰说，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抵不上一双皮靴；萨特据此发问，在一个存在着饥饿的世界里，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第17-18页）（实际上萨特接着还说，面对一个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他的小说《恶心》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家琪写这话时，是在一种自嘲的语境中，而我却觉得这是一切问题之根本。因此我对托翁和萨翁的敬重要大大超过那些纯粹的文学家。这两大文豪是以生存的视野看问题。从这一视野看，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严重的事件不是“反右”，也不是“文革”，而是三年大饥饿，虽然另两个事件也是十分重大的。

　　家琪说，他特别想喊出的一句话是：“生活中真正可怕的事莫过于用历史（其实也只是一时）的成功来为通往成功的不择手段开脱罪责；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使被历史所掩盖或隐瞒了的‘错误’再显现为‘事实’或具有了别样的关联方式而动摇我们业已无意识化了的‘知识组构’。”（第215页）

　　我当然很同意这一看法和态度，只是觉得他说的还不十分准确。我认为，生活中更为可怕的是，明明是一个历史的失败，却被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说成是辉煌的成功，或者至少不是人为的灾难。三年大饥饿最初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直到现在，人们在提到那个时期时，还都不自觉地冒出这个词来。后来，“中国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普遍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已经是一个包裹不住的显明事实，于是又被说成是“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这个词仍然包含着某种掩盖或隐瞒。真正不加掩饰的说法是：三年大饥饿时期。

　　我们这些饥饿者当时都相信“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是导致饥饿产生的说法，因为话语统治的力量太厉害，我们无法知道真相；我们能够感受的只是周围一片地区的情状，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上面说什么，我们就只有相信什么。

　　即使如此，生存的视野毕竟是更为根本的，它比“文革”之类的话语要强有力得多。十分有趣的是，真正洞穿事情真相的，并非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而是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农民。在忆苦思甜会上，老贫下中农先诉了一番旧社会受的苦，然后话锋一转说：“旧社会再苦，也没有‘过阶段’（指大饥饿时期）苦。”他们告诉知识青年，他们这个村，饿死了多少多少人。如果这时有公社干部在场，就会阻止他们说下去。据我所知，这种近乎黑色幽默的情况，在当时决不是个别的。我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场面。这是真正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此看来，从根本上动摇话语统治的，首先和主要不是别一种话语，而是人的生存状态本身。

　　家琪书中有句话：“如果政治成为了政治家们操作上的事，成了哲学家们思想中的事，老百姓们日子要好过得多，而老百姓们的日子好过无疑更重要。”（第86页）他把这句话放在括号里，而我觉得它比括号外的话更重要。大饥饿的事实带来的警示，也就是这一层意思。

　　家琪曾对我说，他是写不了小说的。读了他的《人在江湖》后，1996年初我在给他的信中说：“就老兄的思维形态而言，早已超越了文学与哲学的界限，又何必一定要计较自己是否写小说？《人在江湖》又何尝不是小说，只是你不自知罢了。”看了《沉默的视野》，我更愿意对他说这句话。这书更像是小说，它让我联想起索娄·贝尔的《赫索格》，只是比后者读起来更过瘾、更带劲，《赫索格》那无休止的信有时让人厌烦。

　　第一次见到晓芒兄是在1980年秋。那时他已经读了一年研究生，而我在获得某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后，还在等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录取通知。经过朋友介绍，我们在一起聊了一会儿。谈些什么不记得了，总而言之是就某个哲学问题辩论起来。晓芒兄对于理论或自己信念之坚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时我对理论这个东西甚至包括理性本身已经很有疑问，但仍然选择以搞理论为职业。这是一个矛盾，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但我对晓芒的坚执是很佩服的。

　　第一次见到家琪兄是在1981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他在会上发言，具体谈什么问题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脸挣得通红，十分激动地说：“让我们发个誓，在学术见解上，从此只说真话，不说假话！”我凭直觉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性情中人！”当时我为他感到难受，因为我觉得他这样说的时候内心一定十分痛苦。我也许不会当众说出自己内心的誓言，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誓言，但喜欢能够这样说的人。及至读了《沉默的视野》，我觉得他仍然在说那句话，只不过把一句话变成了一本书。

　　说起来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回想起来恍然如在昨日，时间过得真快！那么，以上所写就算是同二位学兄的一席笔谈吧。

　　（写于2003年5月）本文曾发表于《粤海风》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