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上从早晨一直呆到深夜，不断地观察着公众的情绪，就像4年前我曾经做过的那样。我发现，公众的情绪仍然非常浮躁，他们除了更加不顾一切地娱乐享受外，在战争恐怖期间没有学到一点东西。人们都在欢天喜地设宴庆祝，而我却感到特别孤独，就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幽灵。当然，我也感到欢乐，但我的欢乐跟公众的欢乐却没有什么共同点。我一生都希望与公众融为一体，从而体验到作为公众一份子的那种热情；这种希望十分强烈，以至于我往往产生幻觉，自以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其实这是自我欺骗。我有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自由主义者，有时想象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有时想象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就其实质而言，我什么都不是。我很想克制住自己的怀疑精神，但它总是悄然而至，使我跟他人的浅薄热情截然分别，从而陷入孑然孤立的境况。战争期间我同教友会信徒、不抵抗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起为反对战争而工作，我忍受了他们那些不被欢迎的观点，同时我对教友会信徒说，历史上有许多战争是正义的；又对社会主义者说，我讨厌国家专制主义。于是他们对我心怀敌意，虽然继续接受我的帮助，却将我视为异类。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一切皆悲苦、欢乐乃虚幻。在极少的时候我感受到爱，好像已经消除了孤独的痛苦，实际上只是一些幻觉。我最深刻的情感始终是一种孤独感；对我来说，江河湖海、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等，甚至比我最喜欢的人更有意义；对人情的体验不过是试图摆脱对上帝徒劳的寻求罢了。
1914-1918年的战争改变了我的一切。我不再当大学教师了，我开始写一些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作品。我关于人性的观念有了根本改变。我开始相信，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是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的。目睹战争死亡的惨景，我产生了一种新的对生命之爱。我开始认识到，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极其不幸的状态，而通过这次世界大战，通过狂热的破坏，他们的不幸得以发泄出来；只有让人类天生具有的快乐释放出来，才可能建设一个与战争相对抗的善的世界。在我看来，当今那些改革者和保守分子，因其残酷行为，其本性都同样被扭曲了。我开始怀疑所有那些以严厉手段保证其实现的目标。我们平素被当作美德的那些东西，在战争中却用来作为屠杀德国人的工具，而且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是相反对的，这就让我很难不成为一个否弃一切道德的人。然而由于对世界所有不幸者的深切同情，我最终没有成为否弃道德的人。我失掉了一些老朋友，同时又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新朋友中有几位是我深为敬仰的。首先要说的是E。D.莫雷尔。战争一开始我就认识他了，在我俩进监狱之前，我常常见到他。他全力以赴地报道事情真相，最开始是揭露比利时人在刚果的罪行，破除有关比利时的神话。他认真地研究了法国对摩洛哥的外交政策，认为不能只把德国人视为战争罪人。他以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打破宣传机器和书报检查的种种障碍，尽其所能向英国人揭示其政府将青年赶上战场的真实目的。他遭受那些政治家和新闻媒体的攻击要比其他任何反战主义者多得多，而那些只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几乎都相信他是拿了德国皇帝的津贴。他被关进监狱，但不是跟我一样关在轻罪囚室，因此身体所遭受的伤害始终不能恢复，最后他死于因坐牢而得的心脏病，但他从未丧失自己的勇气。
直到战争结束时我才弄明白，除了对我自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劲：我既没有救出一条生命，也没有使得战争过程缩短分秒，也没有对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起到任何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各个交战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中，我不是一个共谋犯，而且在战争期间，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哲学，我的生命也获得了第二个春天。我消除了过去养成的大学书呆子习气和清教徒做派，学会了深入理解人的本能，以至于久处孤寂之中却能获得心灵的安宁。宣布停战后，有些人对威尔逊抱有很大希望，而另一些人则指望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能有所作为。而我认为这两者都难以指望，心中却并不感到失落。我预计以后还有更为糟糕的事情发生，但我并不因此而失去对人们的信心，我相信，他们终究会把握人的快乐本能之秘密。
战争的结束让我避免了一些本来可能落到我头上的厄运。在1918年，政府提高了服兵役的年龄，我也在适龄的人之列，而我当然会拒绝服兵役。政府有关部门找我去作服兵役前的体检，但始终没有找到我的住处——他们已经忘了，此前早就把我送进监狱了。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会由于自己的良心而拒绝服兵役，将再次被送进监狱。
——自传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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