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整个欧洲还处于一种和平氛围之中，各个国家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样友好相处。那时，如果一个人英国人杀死一个德国人，他会被处以绞刑。而现在，一个英国人杀死一个德国人，或者一个德国人杀死一个英国人，就都成了爱国的英雄。我们迫不及待地在报纸上寻觅那些屠杀的信息，当看到年轻的英国军人服从战令而倒在机枪的扫射之下时，反而欢呼雀跃起来。那些注意观察伦敦民众的人，会发现向德国宣战前后出现的重大反差：此前英国人是热爱和平、心地仁慈的，而在宣战之后几天的时间里，英国人一下子回到原始野蛮状态，让自己的仇恨、残忍的本能任意释放，而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是为了抑制这种本能而建立的。这些国家的“爱国者”们狂热地向战争暴行叫好，仇恨充斥了他们的头脑，而理性和仁慈则荡然无存：对于我们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德国代表了难以想象的邪恶力量；而对于德国人来说，俄国也是难以想象的邪恶。他们以这种模糊不清的抽象观念遮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所谓的仇敌其实是跟他们一样的人，既不比他们好，也不比他们坏；这些人也喜爱自己的家园，喜爱灿烂的阳光，喜爱生活中所有单纯的快乐；这些人的妻子、女儿和姐妹也可能因他们的行动而遭到蹂躏，从而产生一种疯狂的报复欲。
这种疯狂、这些仇恨，以及我们所有文明和希望的惨遭破灭，其源盖出于有那么一群当官的和有势力的人，他们的生活骄奢淫逸，头脑愚昧，无才无德，却打着为国家的名义造成这一后果。在对外交涉中造成的可怕后果，是任何文学家在创作时都难以想象的。那些外交家其实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可怕结局，也许他们曾经想避免它，最后却被某种强大力量裹挟而放任自流。本来他们通过微小的让步就可能拯救整个世界的，却因保守固执而不肯让步，最后出于盲目的恐惧而让军队出马，世界开始变成一个互相残杀的屠场。
在这些外交家背后，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们，这里充满了民族的贪婪和仇恨，是从我们的野蛮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东西，被我们的政府和新闻媒体用来转移社会不满情绪而得到进一步强化。而那些军火制造商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在强化这种力量，那些鼓吹战争有理的文学写手和以此来毒害儿童灵魂的历史教科书也都在为这种野蛮力量推波助澜。
无论是在煽动公众的狂热战争情绪方面，还是在制订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方面，英国都跟其它参战国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在过去10年里，英国政府和新闻界下很大功夫来培养公众对于对于德国的仇恨以及对于德国海军的恐惧。我并不认为德国无罪，也不否认它犯下的罪行也许比我们英国更大一些。但我认为，我们所要采取的对敌防御政策，应该建立在沉着冷静的思考之上，而不应该是由没有根据的怀疑和恐惧所致。正是这种故意制造的怀疑和恐惧而形成的公众舆论，导致英国参战。
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那种秘密协定虽然一再遭到否决，却仍然在不仅瞒着国会，而且首先瞒着几乎整个内阁的情况下签订，从而将一种义务强加在公众身上。当人们的战争狂热被煽动到这种程度：即使公众舆论已经知道，整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乃至生命都成了某个人不负责任的赌注，也会承认其合法性时，这一义务就会被明确地宣布出来。
我必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政府对自己的国家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只是为了谋求可能失去的信誉才宣布同法国的长期协定；它对欧洲也不负责任，因为它没有在战争危机刚产生时就表明自己的态度；它对整个人类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没有将自己不参战的条件告知德国从而陷入战争，而这场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会造成无穷的灾难，让人类中难以计数的优秀者死亡。
——自传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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